杨守敬《仁轩书札》

释文：
　　仁轩大兄足下：得书，问刘裕伐南燕，先过大岘，后至东莞。而东莞在大岘之南，於形势不合，此《通鉴》之误。《宋书·武帝记》但言进军琅邪及

梁父、莒城二戌，莒城即在东莞之东南，而后言公既入岘，初无先入岘而后至东莞之文。《晋书》载纪则明言：其夏王师次东莞，超遣其左军段晖、辅国

贺赖卢等六将，步骑五万进据临朐，俄而王师度岘云云。是刘裕先过东莞，而后入大岘，至审。《通鉴》采之，先后倒置，遂乖地理。今本《十六国春秋

》又从《通鉴》采辑，亦因其误，不足据也。足下虽未能核其致误之由，然致疑於形势不合，可谓善读书者矣。大抵《读史兵略》亦未能订正此误。凡汪

梅村所治《汉志》、《水经》，多所谬误，余撰《晦鸣轩稿》，曾痛诋之。今以一部呈览，知足下有心人，必不以老学究相疵也。即颂
　　晚佳，不庄。
　　守敬顿首 十九日灯下

杨守敬《行书研朱饮酒五言联》

　　杨守敬书法名誉传播四海，起自日本，正是四十不惑之后。而弱寇(20岁)之前，他却是一位文章灿烂而写字潦草的学生，故几次考试“屡不得”榜。他的同学告诉他，你的文章再好但字迹潦草，是不得中榜的，因为主考老师是一位小楷大家。于是从18岁起，杨守敬勤奋练字，一生不辍，经历了摹《碑》、临《帖》、学《书》三个阶段。总结他一生学习书法的经历经验，有益启迪后学，，我们把它归纳为“杨守敬翰墨的二个境界”。
　　境界一：尊《碑》。以考证为上，玩其书法次之。
　　杨守敬找到因书法草率而落榜的原因后，自此与宜都学友黄士翰、黄士琳，枝江学友曹廷杰一起切磋笔技，重字学工小楷，四人常以双钩楷帖为好，杨守敬毕竟经商出身，常以一纸而书数遍：正写、反写、红写、墨描，惜纸如金。杨守敬家临清江，堂右有一井。一日，四人以井水当墨，石板为纸，即书即干，潇潇洒洒，好不尽怀。自是时时不愁练笔缺纸。1862年杨守敬24岁时考中第八十名举人。
　　杨守敬以摹《碑》为学习书法的根本。认为《碑》“皆古人精意所留”。古人称碑体为楷法，“楷法之称”最早始于《晋书•卫恒传》。宋代洪适撰《隶释》、娄域著《汉隶字源》、刘球撰《隶韵》、清代顾蔼吉撰《隶辨》，都是依韵分篇，便于检寻；而于偏傍错杂，不足以见八法之变：即俗称“永字八法”，以“永”为例，明汉字笔法有侧(点)、勒(横)、努(直)、攫(钩)、策(斜画向上)、掠(撇)、啄(右向撇)、磔(捺)等八种，为摹《碑》他与师友集古碑六百四十八种。上始汉时砖文，下迄五代《韭花》，限断在“汉、魏之少波磔者”，为其源头，以“晋以后始称楷书，楷法之兴其在魏晋之间，如《邓太尉祠碑》、《爨宝子碑》、《中岳灵庙碑》及两晋砖文”，皆隶、楷不分，“盖楷书之权舆矣”。直至李北海之《云麾》、《麓山》，宋儋之《道安禅师》、《铁元始赞》、《吴文断碑》等之行、楷并用者，都在“楷书”范畴。杨守敬的这种断限，使后人可上见其源而下知其流，是历史学家兼考证家对《碑》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杨守敬摹《碑》，以双钩之法，在师友潘孺初(存)原辑的基础上，与同学分工钩校《楷法溯源》，分卷第一东湖饶敦秩(季音)、第二东湖王鸿达(子上)、第二宜都黄士翰(浩卿)、第四宜都黄士琳(昆城)、第五东湖王宏进(子石)、第六枝江曹廷杰(彝卿)、第七东湖饶敦秩、第八恩施尹寿衡(翰楼)、第九东湖杨之闳(瑞卿)、第十嘉善邓承惰(铁香)、第十一江陵邓承渭(定臣)、第十二大埔何如璋(子峨)、第十三南海伦五常(梦臣)、第十四遂溪陈乔森(一山)，众手之力，由宜都李宏让镌刻，光绪三年七月杨守敬刻本成。杨守敬摹《碑》，悟到一个心得，所谓书为心画，即书法之变：一变者，摹古《碑》要理解碑的历史文化变迁，  “使学者知世运之升降”。各个时代，古碑“各出新意，始足见书之变”；二变者，摹古《碑》要理解古碑各自的独有体格，“使学者通书法之变”。学古《碑》“可以兼擅诸家之长”，但不能“一字北朝，一字唐碑”，这样“岂复成章法?”要学《碑》成功，必须心到，“其胸中各自有书，方为作手。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
　　杨守敬以古《碑》集字为书”概念，对古人所称“秦隶“汉隶”、“八分”、“今隶“楷法”等概念用历史《碑》文化的眼光作了科学的界定。故所编《楷法溯源》，是一部以金石为主的“小学”经书，能把“楷书”一体之历史变迁原委留迹清楚，实在是书法史上一大历史之功。
　　杨守敬不赞成“南帖北碑”之论。经过摹《碑》比较，他发现书法并无因南北地理位置而产生的差异。他说：“余谓《瘗鹤铭》与《郑道昭论经书》相似。”《瘗鹤铭》是江苏镇江焦山公元514年所刻之碑，《郑道昭论经书》是山东掖县公元511年所刻之碑。南北地理不同，但笔意相似。又如江苏南京和山东德州，“《萧惦碑》与《根法师碑》相似”。这当然是杨守敬独自摹《碑》所得的结论，这种与阮、包相抗，不附时论，不从流俗的精神出自古碑实据，而“南帖北碑”之论是学者取材不实的原因。
    杨守敬对民间作品另具惠眼。“惟乡鄙俗书流荡忘返”，也“有意致者”，又如造象记之类，“惟造象不可纪数。乡俗鄙陋不尽大雅所制，然天真烂漫，风神超逸，良由去古未远，故执笔者皆有篆隶意”。显然，杨守敬是以文字体制见于民间运用的实际为原则的，而不是以土大夫的所谓大雅为准绳。
　　相反，广闻众见的唐太宗藏《兰亭序》，却为杨守敬指为“无隶书遗意”。“集帖所载钟、王楷书，皆唐以后模拓，五分隶遗意，不足为据。”“今之钟、王二书皆转经模刻，最高唐人临写耳。”  “故此书采集帖之字皆附于《碑》后”。后人郭沫若引此见解曾对其审美境界大加褒扬。晚近日本汉学书家杉村邦彦访宜都，与其席上谈及此，曾致诸客歇箸，把酒当墨，令翻译无辞。
　　杨守敬一辈子以摹《碑》为好，并非溢美之辞。他留下的脚印：18岁(1856年)工小楷；24岁(1862年)与陈一山金石志同道合；25岁(1863年)得力潘存金石指导，月下拓《修太公庙碑》；27岁(1865年)到琉璃厂物色碑版文字，与邓铁香金石之好；28岁(1866年)希望皆绝，专，心金石；29岁(1867年)著《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提出“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批评“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魏。”杨守敬由京城赴山西高平，过之见“庙有碑”，乃令车先行觅居，自携毡拓之具往拓。碑西向，约高五尺。适风燥，他所持之纸又厚，干即起，不能施墨。  自日暮至二更向尽，仅得一纸。乃乘夜独持以归。抵店则同行者皆鼾矣。而杨守敬犹挑灯伸纸，摩挲不已，不复知其苦；30岁(1868年)潘存指教杨守敬摹《郑文公碑》，知学碑从“六朝真：口之祖”人手，“绝少流弊”；31岁(1869)年在荆州府估衣店购金石文字数干种；34岁(1872年)谋刻《望堂金石》，将所搜集的汉魏六朝的金石文字进十；翻刻成集，认为以双钩之法最善，钩摹之精能存其神采；37岁(1875年)携碑版由天津到上海，龚孝恭深服杨氏金石之博；39岁(1877年)，辑《楷法溯源》成，编《元押》一书，嗜印章者，竞羡秦汉，真品十不得一，而元押尚有魏晋遗意，杨守敬因其易得而编之；40岁(1878年)与小夫人龚氏及长子必钧(道承)携《楷法溯源》版去武昌卖书；41岁(1879年)在武昌为倪模刻《古今钱略》；44岁(1882年)在日本，碑版古钱印“以有易无”，与日本汉学书法家沦碑，被称为“杨守敬旋风”。首次利用进步技术缩印古碑《寰宇贞打图》，此为治文史、艺术者重要藏书；58岁(1896年)为奋战台湾的福建提督父母撰墓志铭；65岁(1903年)刻《壬癸金石跋》，杨守敬碑学获“屹海内南北两大家”之誉(北为李葆恂)；66岁(1904年)《古泉薮》十六册集成，《飞清阁钱谱》稿成；68岁(1906年)、69岁、71岁、72岁、74岁(1912年)在金陵、上海跋《碑》数十百通。以上足以说明杨守敬毕生致力治《碑》。其中《望堂金石》为随搜随刻随印随售的著作，故同一本书，别有名称：《望堂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古碑》、《激素飞清阁藏碑》、《望堂金石初集•续集•二集》。仔细捡阅，发现杨守敬因资力“不及”，而有的是朋友借其藏本雕刻，有的是多位学者跋记，有的是“好事君子邮寄”，有的是杨“不惮竭续刻”，他的指导思想是这些东西“将来闪罕见珍” ，所以要“《志》以告人”。杨守敬以史证碑或以碑证史的考旺，在他的代表作《水经注疏》中犹见具甚，他还重视闷际《碑》学文化渊源的研究，如《日本题名残碑》、西田直养《日本金石年表》，评“日本所千年以上，所见以数千计”石刻“最为高占，神似颜鲁公。”
　　总之，杨于《碑》学文化，如醉如痴，尽管如他自言“耗精力、竭资财、极屯穷”，但他为了传世后人而“不悔”，巳寄希望于“后之君子”，“有鉴于斯”。
　　境界二：崇《帖》。博采精取，合《碑》《帖》两美。
　　杨守敬重《碑》学，注重汉碑南北朝碑刻书风的历史演变，是对以后书法史研究的贡献，但他同时客观地、全面地对待碑《帖》，刁；因重视《碑》而排斥《帖》。他在《评帖》中说：  “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铝灵耳。见钧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占已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不必得耶?故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杨守敬三十年前(1872-1879)：始收集历代碑帖，并抄录其目，有二十余册，虽携至日本散失数册，但在1904年清理旧稿时，发现仍有十余册。他重新手书抄录，定名《集帖目录》。
    杨守敬集帖自魏钟太傅繇始，至右军大道帖止，见于《激素飞清阁评帖记一•二》。《评帖》的最大特点是不尚空谈，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对历代碑帖逐帖仔细审阅和考证，有的还是他赴原地毵拓而得，所以言之有物，恳切，犹如书艺史志之精论。今以40种《兰亭》版本为例，看杨氏博采精取、碑与帖、碑与碑、帖与帖，版本比较，合碑帖二美的治㈧占》精神。
  　1、《开皇十三年本》。智永监本，“以永师他书证之，恐非其笔。”
　　2、《开皇十八年本》。李光唤藏，“石翻本。”
　　3、《二百兰亭金石》。吴平斋刻，“与定武诸本悬殊”，“古厚虬劲”，“出入篆籀”，“或太宗所见惊喜二石”。
　　4、《云烟过眼录本》。“今无传”。
　　5、吴静心、程孟阳《定武本》。“有双鸽并飞之妙”。
　　6、《定武东阳何氏本》。“书法劲健，颇得欧阳率更笔意，世称定武为率更所摹”。
　　7、《定武国子监本》。明万历。“余案前人临《兰亭》，其于行款涂抹之处，……实与真《定武》有脱胎之妙，宜其名震一时”。
　　8、《赵子固落水本》。“子固尝复舟嘉兴，疾呼《兰亭》在否?舟人负以出，子固大书云：性命可轻，此宝难得。……且毡蜡之精，为诸本之冠，自来赏鉴家皆啧啧叫绝”。
　　9、《定武荣芑本》。“今海内《定武》真本，自落水本外，即以此为最……而古朴浑融，故应为《定武》摹本之冠”。
　　10、宋《王晓本》。“石今在上海，已断裂，颇伤板实，以是古刻，且甚有名”。
　　11、明《程孟阳本》。“焦山寺中，苍劲简质，颇有篆籀遗意”。
　　12、《陈伯恭五字已损本》。“有唐伯虎跋，钩勒阅八月，应推近刻佳本。”
　　13、《停云馆五字不损本》。“模刻不甚详审”。
　　14、《梅花本》。“不甚精妙，石已断裂”。
　　15、元《同野本》。“黄公望定为墨皇，颇与王晓本相似”。
　　16、明《重刻肥本•瘦本》。不精，前有兰亭图”。
　　17、《来禽馆五字已损本》。瘦本出”。
　　18、《谷园摹五字损本》。“从肥本出”。
　　19、《张金界奴本》。“余谓盖合《开皇定武》，兼有其胜”。
　　20、《神农本》。“首题唐摹《兰亭》四小字，首尾有神龙半印，亦绝妙。”
　　21、《褚河南摹本》。“榻数本乱真分缀宋元诸跋，以便售利，虽未必是河南真迹，要亦非深于书道者不能抚填也”。
　　22、《三希堂刻本》。“轻浚之间，犹存深厚之意，当为诸摹之冠”。
　　23、《滋蕙堂本》。“颇与袖珍本相似，而行款仍还旧观”。
　　24、《来禽馆本》。“疑即褚本”。
　　25、《洛阳宫本》。(或岭字从山本)“笔法不殊，风神又别，字体亦小”。
　　26、《赐潘贵妃本》。“余谓《定武》有肥瘦，此本字形迥异，若以此为真《定武》，则自来所传《定武》本，皆不足凭矣……特好事者假托公名以欺世耳”。
　　27、《颍上本》。“得此玉石本于颍上井中，此本行笔，大似褚摹，诚为佳刻，次拓类字遂缺，为一俗令
　　29、《冯承寿模本》。“余谓米老作书，飞动有余，瘦劲不足。此卷纯是一片清刚之气，冰结所成，非米老所能到也”。
    30、《薛稷摹本》。“不及冯、褚本之风格遒上，恐皆是附会为之”。
　　31、元《•陆玄素本》。“飘撇醌藉，大有古意”。
　　32、《玉枕本》。“蝇头细阽，渭之玉枕本，盛称于世”。
　　33、《唐临无名氏本》。“结体亦不沾沾原本，然其用笔自古。成亲王定为唐临”。
　　34、《唐临无名氏残本》。“真迹藏南海吴氏，……虽多蛀损之字，而用笔沈著透快，非唐人名家不官皂”  。
　　35、《朱元章临本》。“明人刻石，……观此则谓世传唐模多元章之笔，亦非无因。”
　　36、《薛道祖(绍彭)临本》“可云绝肖。唯初拓原本难得耳。”
　　37.《宋徽宗临本》。“不甚佳，与徽宗平日用笔亦多不同”
　　38、《宋高宗临本》。“气象甚小,笔力亦弱。俱不佳，疑皆伪作”。
　　39、《赵松雪临本》。“尔来学《兰亭者》，弃《定武》唐模如土梗，专趋松雪此本，其书如不俗者。或曰此本系伪作，赵书圆润之中，时具遒逸清瘦之致。此本纯乎圆润，几于五笔，知非松雪所为也。存其说以俟真鉴者。”
　　40、《俞紫芝临本》。1359年元刻。“紫芝为松雪高弟，此本亦全似松雪笔意。良常称其于沈著中见清瘦，于痛快中露风神。
　　41-43、明人祝、邢、董诸人，皆有临本。“风格愈下，不具论”。“右诸本《兰亭》，皆据余所藏者戴之。具存于京师者，唯《三希堂》及《八柱兰亭》二部，惜考证碑帖之书多未携凹，半就记忆者录之，疏漏错误，无所不免，姑汇大略，俟他日再校”。对于正右车千字文，右军临武侯帖，右军大道帖，杨郎：“千文之体，实始寸：兴嗣，钟太傅不闻千文也。且笔法松懈，当是宋人伪作。”“武侯帖俱未精妙……抑好事者假托与?”
　　《大道本》之后，以嵌于黄冈东坡赤壁碑阁帖石刻为例。1890年，成都杨寿吕(葆初)任黄冈知县时，辟县署西侧为景苏同，即景仰苏东坡之意。委托杨守敬以其所藏苏书名帖刻石，1892年成《景苏园帖》六卷：，杨寿昌是版权人，畅守敬是选刻督刻的经办人。1893年杨守敬写有《景苏园帖记》：“集苏书之存于世者”在宋、明各有，而《晚香堂帖》“美恶杂糅不见真采”，“葆初大令生长蜀郡，少小握翰，即酷嗜苏书”，“淮任黄冈，为东坡寄迹之所。乃于辟舍西偏起‘景苏同’，又发意重辑苏书为《景苏同帖》各：厂卷。以守敬亦尝涉猎于斯，又助其搜讨。又倩江夏刘君宝百细意钩摹，逾年镌成四卷，先为毡拓，以饷学者。余意此帖虽后出，当为近世集苏书之冠，媲美《西楼》、凌跨《晚香》，有识斯计，无事赞扬。独是苏公恩义大节昭耀千古，大令瞻仰前修，步趋岂独在翰墨?并知景苏同中，如泛颍水，倾刻斯见，大令倘神遇之手!光绪十有九年春正月宜都杨守敬汜”。杨守敬对苏轼的书法、素甚推崇，称为“有宋第一”。收藏苏帖甚富，如《快雪堂帖》、《墨缘堂帖》、《餐霞阁帖》、《经训堂帖》、《墨池堂帖》、《望云楼帖》、《秀餐轩贴》、《契兰堂贴》、《平远山房帖》《余清斋帖》、《安素轩帖》、《澄釜堂帖》、《听飘楼帖》•、《南雪斋帖》、《飞鸿堂帖》、《听雨楼帖》、《泰邮帖》、《怡园帖》、《西湖涛帖》、《秋碧堂帖》、《观海堂帖》、《西楼帖》等二十二种二十五本。杨守敬精选苏书，亲笔写有送杨寿昌审定的意见共17页，今藏湖北省博物馆。宜都《杨守敬研究》刊载了陈上岷《景苏园帖》石刻及其采用的原帖目录和述评一文，详细介绍了杨守敬精选苏帖卜石的意见。如说：“《西楼》稍失锋颍，然原本亦多秃毫，此不能尽责之了人，他日势必我辈亲手修整一番，方可有观。”“《墨缘堂》贴……是从真迹出”，“《烟江叠嶂歌》所刻稍浓厚，然亦有过于笨浊处，若刻之当与章藻刻参校”。“《归去来辞》、《赤壁赋》，惟此为精，惜有剥蚀处，当以《契兰堂本》参合之”。“坡公喜书《赤壁赋》，见于著录家者不下数种。然集帖中所见二赋并书者唯此。此次摹刻公书，若标名二赋堂帖，则此神应居首。然开端是《归去来辞》，似亦不甚合。若移易之，又非本来面目。窃意此帖若嵌之赤壁二赋堂，则标名应示；若嵌之衙署，则直称为苏文忠公法帖，是不必以二赋居首也。”“小楷《黄庭经》，以坡公晚年极意之作，惜刻者老重有余，韵度不足。盖《平远山房帖》通部犯此病，不独此也。然坡公小楷既不多见，此本纵为刻者稍失真面，亦不当弃之。鄙意俟下人刻《四十二章经》之后，则坡公笔意熟悉于胸中，而后以次援之，当有合也”，“《刘锡制诏》，此文为坡公作，此书未必是坡公笔；纵是坡公，亦随手不经意之作，可勿刻也。”“《前赤壁赋》绝佳。唯第四翻石缺一角，毁去‘哀’字，不能意外，记此帖，《三希堂》亦刻之，似当借来补之”。“《观海堂》，当时任铁笔者为苏子六，子六故京师名手，守敬犹倩摹《醴泉铭》—通，甚为精审。故此帖亦少失笔。大抵汗氏《西楼帖》去东坡未远，故所收皆晚年精到之作。此册几于篇篇尽善，然不能尽刻，此在尊鉴审择之”。
    杨守敬于苏公之帖石上意见，可见用心之处。“以上弟就手边所有苏公帖呈览。”并要求杨寿昌“所有了钱，祈照数给之”。杨寿吕去任，亦因亏累，以刻石抵债，质于汉口张信记。而后嗣亦屡讼无赎，1925年鄂督军萧旭南得购，后由黄冈汪棠运回黄州。
　　境界三：《学书迩言》，评书家之绝唱，论千古之美文。
　　尊碑崇帖书论，是杨守敬翰墨的三个境界。晚年正是炉剑纯青，1911年73岁时，十月应日本学生水野疏梅之请，作书论《学书迩言》，系统精论碑帖及诸家书法。老人幽忧积月，遂不能成寐，俯伏床褥，但凭记忆，随意随录。自称语无伦次，必多遗漏，以草稿付小野归日本。细读《学书迩言》，我们可以看到老人书论的历史文化观和艺术的审美精神。
　　第一，在几千年的历史大背景中论书法。他说：三代古文高古绝伦，变化无方，今不适用；秦之小篆，汉之八分，各臻极则；魏晋行草代兴，篆分遂微；晋行草代兴；南朝至齐、梁，北朝至魏、齐、周，具体分书，或杂篆书；隋开唐之先声，遂为楷法极则；宋、元行草、楷书风格自立面目；唐人分书，以整齐为工：，故杨以唐人为断楷书。元明篆分寂然，明人工行楷。清行草不及明代，篆分超轶前代，直接汉人。以上可见杨氏以历史论书法，依书法记历史的观念。
　　第二，无论各种书艺，在比较中论书法。如右军之草隶，所云隶者，即今之楷书，而世传《乐毅论》、《黄庭经》、《东方象赞》、《曹娥碑》等小楷，结构与分书迥异。今以晋之《爨宝子》、刘宗之《爨龙颜》，前秦之《邓太尉》、《张产碑》观之，明是由分变楷之渐，而与右军楷书，则有古今之别。《宣示》、《贺捷》又似有分书遗意，则右军手迹，当必有合……未可尽嗤为伪。
　　第三，个人学书法有“五要”。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杨守敬“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樨，则天分限也；又尝见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见少之蔽也；又尝见临摹古人，动合规矩，而不能白名一家，则笔力之疏也。”
　　第四，以审美的视觉和美感的情绪观察书法史的全过程。中国书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历史所创造，又为其记录历史。如对《南北书论派》、《北碑南帖论》，在理论—卜和方法上，对书风的演变作历史的考察，推进了书法史的研究；在帖学和碑学兴衰中，客观、全面对待碑帖，站在历史的山峰上观察时俗；联系不同时代碑帖用笔、结体、风格、继承、演变，逐作品的评述辙迹；对名人或不名书家，亦唯求其是，是杨氏治学品格的可贵之处；不拘一格评书，评品书艺与考据学问相结合；感情洋溢，终身热爱祖国书艺，并在一生中以贫困治碑帖而不悔，且痴以苦为乐，以祖国传统书法传世而乐，其审美与美感的观念及情趣，世所难匹!                         （杨世灿）

 
                                                                                                

延伸阅读

杨守敬述评

    杨守敬(1839-1915)，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有83种著作传世，名驰中外。杨守敬，字惺吾、号邻苏，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1839年6月2日，杨守敬生于宜都陆城一个商人家庭。杨守敬同治元年(1862)中举，同治四年(1865)考取景山宫学教习，1874年考取国史馆誊录。1880年至1884年任驻日钦使随员，归国后先后任黄冈教谕、两湖书院教习、勤成(后更为存古)学堂总教长。1909年被举为礼部顾问官，次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1915年1月9日，杨无疾而终，逝于北京，终年76岁。杨守敬逝世后，民国政府派专车护送灵柩回宜都，归葬宜都龙窝。
    在晚清和民国的书法艺术史中，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不可不提，那就是杨守敬。杨守敬(1839-1915年)是晚清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书法艺术家和书学理论家。研究他的书法和书学理论，对于研究整个清代书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清初康雍乾前三朝之际，帖学派在书坛占主导地位，影响书艺近百年，这是借用皇权和高官势力膨胀起来的一股艺术思潮，从而使得帖学派辉煌一时。随着清阼衰微，文网疏漏，自嘉庆、道光以来，以地方大员倡导的北碑派如异军突起，取而代之，一时领骚于书坛，其间，仕子学人随着金石学的蓬勃发展，争先习之。然而帖学有帖学的缺欠，碑学有碑学的不足。古人制帖，主要靠手工钩摹，摹书要求精益求精，费时费工，好的摹本也极其珍贵难得；而用双钩法制作的法帖，经过多次翻刻，往往肥瘦失真，甚至面目皆非，因而康有为有“刻帖不可学”之论。然而碑学所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大。汉碑、唐碑固然很好，所见文字，只有间架结构，无墨色可言；文字经过刻工的再创作，书家的原创精神已经有所流失。况且，北碑多有异域胡人的粗犷风格，别字、俗字、异体字也特别多。因此到了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由帖学入碑学，再由碑学返帖学，走上一条碑帖兼顾，相互切磋、相互补充的新书家，杨守敬便是这类新书家代表之一。
    其实，在杨守敬之前，已经有不少书家走上碑帖兼顾的术路。以杨守敬的书法老师潘孺初为例，即碑帖兼顾的书家。潘孺初(?-1892年)号存，广东文昌人。咸丰二年(1852)举人，官户部主事。此人博览群书，学识深广；治学问于宋学、汉学两道，习字于帖学、碑学之间；他无门户而立，无窠臼自居，优于见识，兼容并蓄，辟陋取优；他自律甚严，没有任何著述。对于好学之士，虽为晚辈也尽心相待。他远避权贵，不与俗人交游。他辞官以后，任琼州书院掌教，人品学问极受乡人尊敬。他死以后，人们在书院旁建立祠堂祭祀他，可见感人之深。杨守敬说，他用笔“得古人秘钥，能悬腕作蝇头小楷，凡汉魏六朝碑版以及晋唐宋明名家法帖，朝夕摹写，至废寝食，故所作书，驳骏入古人之室。”他临书时，写完纸的正面，再写纸的反面，两面写完之后，便将其扔到字纸篓，绝不示人。他的墨迹存世极少，但他的书风，表现为沉郁清新的感情，与他的性格相符。对于碑学的优劣，他有独特的观点。他在谈到碑学时，对杨守敬说：“《礼器》方整峻洁，如楷书之有《庙堂》、《醴泉》，自是分书正宗。然如《开通褒斜》之纵横排敖，《元初三公》之体兼篆分，《西狭颂》之方整，《武荣》、《郑固》之淳古，《石门颂》之飘逸，各有面貌，各臻妙境，皆非后人所能拟议。至若《曹全》之流美，《白石神君》之柔润，以至汉季，古意稍漓。然三国之《孔羡》、《范式》、《上尊号》、《受禅表》，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潘孺初还说：“学分书者，从之入手，绝少流弊。陈曼生、伊墨卿所以独出冠时，姚伯昂力摹《曹全》，终落次乘者，此也。”对于金石书法，潘孺初认为：“颜书用笔迟，故迂徐卓荦；欧书用笔速，故惊奇跳骏；虞书是江左格，妙有二王风规，欧书是北朝体，犹存分隶遗意。以今汉碑证之。当自景北海一派人，学者未识此意，固不许窥渤海藩篱也。”
    杨守敬受业于潘孺初，中年以后，他沿着潘孺初的思路，辑出《激素飞清阁平碑记》和《激素飞清阁平帖记》，前者是碑学书，后者是帖学书。后来又刊印了《寰宇贞石图》，选印了二百余种自周秦至隋唐显示文字与书法演进轨迹的碑刻，供学人参考。他立足于阮元、包世臣所建立的体系，又随时纠正了他们的偏颇之辞。这两套书的特点是从实际出发，对历代碑帖有选择的审议和考证，并对碑刻出土地做实际的考察和调研，评之公允，言之有据；他从书法变迁的角度，总结了历代书家成功的经验，为自己的书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也为后学提供了一种可资自学的门径。
     杨守敬出身于商人家庭，又极力试图进入仕途，他的祖父给他取名“杨开科”，可见是希望他成为有功名的人。要想有功名，就必须走科举的路；要想走科举的路，就必须工小楷，因为科举考试一律用小楷；小楷写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考生的命运，也就成为今天我们常说的卷面分好坏如何。考官的第一印象，便是小楷写得如何。杨守敬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写小楷，要想艺压群雄，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娉雅，不落俗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如此。只有写好小楷，才能征服考官。为此，他探讨了历代楷书的源流，写出《楷法溯源》这样书学名篇。他认为：汉代已有今隶之名，因念《晋书·卫恒传》有“楷法”之称，故定此名。他认为：“隶书起于程邈，此谓分书耳，隶书以徒隶得名，故楷书亦称隶书，晋以后始称楷书。楷法之兴，其在魏晋之间，如郑太尉祠碑、爨宝子碑、中岳灵庙碑，以及两晋砖文，皆二体不分，盖楷书之权兴矣。”他还提出“集帖所载钟王楷书，皆唐以后抚拓，无隶遗意，不足为据”。因此，“辑楷书，以唐为断”。我们首先欣赏一下作为正楷的《清故岁贡生文敬朱先生墓志铭》碑文（图1）。朱先生是指杨守敬的启蒙老师朱景云(?—1891)，字槐卿，湖北江陵人，弱冠即有书名，尝以笔润自立，维持生计。杨守敬早年就读于朱先生馆，六年如一日，临契帖，习正书，尝以苦楝纸、古墓砖练字。朱先生精力绝人，平旦据讲坛，终日无倦容，每至夜漏三四下而不休，鸡鸣时才就寝。朱先生的敬业精神深深打动了杨守敬。三十年过后，朱先生去世，杨守敬感恩于先生，带着无比崇敬的精神，写下这块碑文。他私谥朱先生为“文敬”，以楷书撰《清故岁贡生文敬朱先生墓志铭》，全篇五十九行，八百六十一字。今人黄祥鑫评价他的楷书风格时说：“有北碑之苍劲，金石之韵味；有欧体之平正险劲，刚中见柔；又有六朝碑帖隶书余韵。其所谓取唐代欧书的险劲，虞书的清媚，褚书的遒丽，加上广采播收，取各家之长，又出于己意，字成一体，形成苍劲、端庄的独特风格。”这通墓志可以说是“字里金石，行里玉润”，师古法又不拘泥于古法，证实了那句“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的名言。

    以上三通行书尺牍，是杨守敬的代表性书体。通篇用笔老辣生涩、豪迈遒劲，气息浑厚古朴、淋漓恣肆，明显地反映出其长期浸淫汉魏六朝碑版的成果。笔笔实又笔笔虚，笔笔厚又笔笔奇，通篇又是随心所欲，一气呵成，系晚年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辛亥革命后，杨守敬避居上海。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去世前的一年，大总统袁世凯雅重杨守敬，商之副总统黎元洪，将杨聘为顾问，一再致书，敦催上道，而杨“以年老无意出山”，袁旋复函催他上道，有“请趁早扶杖北行为京华光”之语。杨终亦不便深拒而赴京。袁对他优礼有加，复以“参政”相属，杨谓“政治学非所长，力辞不获”。写给“小川宗兄”的三通尺犊，正是记述了杨于一九一四年从上海赴北京担任参政期问的故事，内容反映出杨守敬嗜书如命、潜心学问及对待学问、艺术的严谨态度；同样也反映出他在艰难时势下迫于生计，为家奔波、操持，又精于经商的复杂人格。于书法理论，杨守敬在著名的《学书迩言》中十分强调学书的字外功，在前人提出“天分”、“多见”、“多写”三要的基础上又增以“品高”和“学富”两项，谓“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又提出“自来学前贤者，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杨守敬的书法实践正是上述理论的最好注解。因此，杨守敬的意义正在于他的创造性。生活在碑学笼罩的时代，他的书法同样也以超迈峻峭的北碑意趣打底子，又博采颜鲁公、苏东坡、黄山谷等家，然后食古而化，自成家数。同样，丰富深厚的学养、慎独高贵的品行也成就其厚重、质朴、浑穆的艺术情趣。这种高境界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一九一五年一月，杨守敬无疾而逝。四月，由政府派专车从北京护送回湖北宜都，归葬祖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