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有七子一女，其子女几乎在书法上都有成就。
    长子王玄之，字伯远，工草书和隶书。其妻何氏。玄之婚后不久病逝，身后无子，以其弟凝之之子蕴之为嗣。玄之生前曾参与父亲羲之主持的兰亭聚会，有帖传世。
    次子王凝之，字叔平。历任江州刺史、右将军、会稽内史，亦工草书和隶书。他也曾参加父亲王羲之主持的兰亭聚会。其妻为才女谢道韫。
    三子王涣之，善草书。自幼学习父亲书法，达到了形似的程度。有帖传世。涣之也参与了父亲王羲之主持的兰亭聚会。
    四子王肃之，字幼恭，历任中书郎、骠骑咨议。参加过父亲王羲之主持的兰亭聚会，并有诗流传于后，只是不见其法帖传世。
    五子王徽之，是兄弟中在书法上有突出成就者之一。
    六子王操之，字子重。历任秘书监、侍中、尚书及豫章太守等职。其妻贺氏。贺氏祖父为当朝司空贺循。操之有宣之、慧之二子。
    七子王献之，为兄弟中书法成就最高者。
    王羲之唯一的女儿，不知其名，只知她成人后嫁给浙江余姚刘畅，生一子一女。子刘瑾，有才力，曾任尚书、太常侍卿等职。女刘氏，嫁谢奕之孙谢，生一子，就是著名诗人谢灵运。可见谢灵运为王羲之的重外孙。

 
延伸阅读（一）
王羲之风头何以盖过其儿子？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书法成就最高的莫过于王羲之了，否则他怎么称得上书圣呢？然而，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王羲之的排名在他的儿子王献之以及另一位书法大师钟繇之后。直到后来，王羲之才逐渐被推上书圣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
    在今年上半年举行的六朝会稽王氏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绍兴市书法家、兰亭学研究专家喻革良先生在其题为《论历代帝王与王羲之书法》的发言中，介绍了王羲之在书坛上从劣势转为优势，并最终登上书圣宝座的历史变迁。
    喻革良认为，东晋之后的宋、齐二代，书学地位最高者是王献之，当时的排名是“王献之、王羲之、钟繇”。到梁武帝时期，排名发生变动，改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王羲之仍然屈居第二。但是，梁武帝个人推崇王羲之，以致出现学王羲之书法的热潮。
    但真正改变王羲之历史地位的是唐太宗，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对钟繇、王献之的书法则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代其他一些书法家于是也极力推崇王羲之，唐朝遂兴起学习王羲之书法的风尚。
    唐之后，宋朝皇帝继续推波助澜。明清时期，帝王学王羲之书法的风气尤存，康熙帝曾日临《兰亭序》数遍，今日兰亭景区内康熙御书《兰亭序》虽系摹本，但仍不失右军之意，可见其努力之甚。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唯王羲之一人，由此奠定了他在书法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喻革良提出，王羲之受宠并非偶然，首先因为王羲之的书法有创新精神，他是中国书法由“古质”走向“今妍”的关键性人物。更重要的是，王羲之的书风温文尔雅、刚柔相济，处处渗透着“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符合中庸之道，符合植根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精神。此外，中国厚古薄今，作为皇帝更愿意推崇古代圣贤，后世士大夫不大可能享受这种待遇。正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才成就了王羲之的书圣之名。
    喻革良认为，历史帝王热爱书法、热爱王羲之，从积极意义上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但是，过于迷信和盲从王羲之，使后世在顶礼膜拜的同时，恰恰丢失了王羲之藐视权威的独创精神，缺乏敢于比肩先贤的气慨，特别是到了清代，书法大有没落之势，这是今天书法家需要警惕和防范的。（来源：绍兴日报） 

延伸阅读（二）

孤高名士的自由追求王献之书法故事

   
    唐《述书赋》记述晋代书坛之盛况，说是“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但是，艺术的持久力和它的永恒性是要接受历史的检验的，随着时间的过滤和汰选，有些人湮没无闻了，有些人却经久不衰，并且越来越显示出他的卓越与不朽。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以“二王”并称，而且视为至今难以超越的典范。“二王”之一，便是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小圣”的王献之。

    孤高傲世 宠辱不惊

    王献之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如果说王羲之以“骨鲠”而著称，王献之则以“孤高”而闻世。有一天，王献之随兄长们去看望谢安，王徽之、王操之议论世事，滔滔不绝。不知道是他厌恶这种不着边际的清谈，还是什么原因，他竟一言不发。一次，王献之路经湖州，游一名园，其时湖州当地的一批名士正在宴集。王献之却旁若无人，视而不见。有人就当面指责他“非礼非道”，还贬损他是北方伧奴。王献之轻蔑地连眼珠也没有翻转过去，走了。由于他在书法上的盛名，当时请他题字写字的人很多。有一次谢安也找上门了，让他为太极殿题榜，以百世流芳。谁也没有想到，他也不给面子推辞了。这样一种宠辱不惊的人生风范，可以衔远山，吞长江，送夕阳，迎素月，直与洞庭同其广，日月同其新。
    对王献之来说，真正把自由的个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还是他的书法。“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在王献之那里，写字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待价而沽的商品，而是精神诉求的释放——从心灵中流出。有一天，他漫无目的地在会稽城的小巷里闲逛，却见一堵刚刚粉刷的墙壁又白又净兀立在前边，好一张刚刚铺就的白宣纸啊！他忽然来了灵感和激情，便以扫帚为笔，用泥汁作墨，径自在那粉墙上横扫。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没有人这样写字的？有没有人看过这样写字的？一时轰动得满城风雨，古之会稽人也算是大饱眼福了。
    还有一次，王献之到乌程县去看望他的弟子羊欣。当时羊欣穿着新绢裙正在睡午觉。不知是洁白的新绢裙触动了他的书兴，还是羊欣午睡的酣态引发了他的情思，他不声不响地在桌上抓过笔来，饱蘸浓墨在羊欣的绢裙和衣带上写满了字。在王献之那一方，无非是兴之所至极其随便地信手涂抹，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可是在羊欣那一方，醒后一见，瞳仁却放出喜不自禁的光芒，那可是一件精品。书法艺术这东西说起来也很有点神乎其神的，你很想把这幅字写好，有时可能就怎么也写不好；有时随心所欲地写去，却出了意外的精品。拿苏东坡的话来说，这叫“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羊欣是有眼力的，他午睡醒后，喜不自禁，连忙脱下绢裙和衣带，把它们珍藏起来。“偶其兴会”的激情发挥，“皆发于衷”的创作状态，把一个卓越的书法家王献之概括完整了。

    勇于创新 敢于超越

    中国书法史上不乏子承父业的传统。但是，艺术是最怕重复的。王献之的高明处在于：他决不仅仅是王羲之书法的忠实步武者，而是大胆地寻求自我的突破，追求“我自为我”、“自有我在”的境界。王献之为谢安幕府时，书名已经很盛，也就自然有人拿他与王羲之来比较。一次，谢安问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你道王献之怎么回答？他说：“固当不同！”（本来就是各有千秋），谢安又说：“物论殊不尔！”（外界的议论并不这样看啊），王献之接着又说“世人那得知!”（世上的人哪里真正懂得）。
    好一个“固当不同！”
    好一个“世人那得知！”
    置公众舆论于一边，连“书圣”的父亲都可以不放在眼里，问古今天下还有第二人否？根据笔者分析，“盖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固然与晋人张狂的个性，大胆的反圣贤排礼法否定束缚，回归真实自由的人生境界有关，但又分明折射出王献之反对盲目崇拜，敢于超越前人的不凡气度。不过，它的前提也是严酷有加的：必得以一生的磨砺和心血的浇灌为代价。俗传：王献之洗砚曾经染黑了家里贮水的十几口大缸；他七八岁时染翰，无间临池，全身心地投入到苦学苦练中，其父曾经想从背后抽他手中的毛笔，竟然纹丝不动。除了笔成冢，墨成池，循序渐进地掌握数不清的笔法、章法、墨法等技巧，还需有感悟“锥画沙”、“印印泥”等妙理的灵气，时不时地还要小心不被名利之索绊倒了自己。放弃尘俗而不断品味冷清、孤寂和苍凉，然后才能超然神会，推陈出新，进入到融会百家而自成一家的境界。后人评论王献之“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其书则“有若行风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对王献之来说，冲破先父的樊篱，更开一门，展示自己有别于王羲之风格的新的气度，无异于在一座高峰面前重新耸立起另一座高峰，其所经历的路程可谓十倍艰难于他人。可是，王献之成功了，书坛冉冉升腾起一颗耀眼的新星！
    从此，“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这段历史是被后人肯定了的。
    王献之为王羲之最小的儿子，字子敬。当年谢安品评王家兄弟，曾有过“小者最胜”的赞誉。谢安毕竟是谢安，他的眼界确乎高人一筹。                                     （老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