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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为艺术半为佛: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2009-10-20 10:00:29)
标签:

宗教

弘一法师

佛学

李叔同

中国

分类: 趣闻时政楹联诗词

    

    半为艺术半为佛: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半为艺术半为佛: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半为艺术半为佛: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弘一法师李叔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富传奇色彩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凭借其生前超常的智慧给世人以无限的思索和追仰。研究他的一生对于了解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李叔同,本名李文涛,叔同为其字,弘一是其出家后的法号。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卒于1942年秋,浙江平息人。作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李叔同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于一身。他在多个领域,都首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其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他是中国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另外,他还是中国话剧的鼻祖。用他的弟子丰子恺的话说:“文艺的

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除去童年时期(据说,李叔同天生聪慧,7岁攻读《文选》,即能“琅琅成诵”,8岁从其乳母背诵《名贤集》格言:“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不但能背诵如流,而且能通晓其义。),李叔同的一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5岁到26岁(1894-1905)这十年,包括他在天津求学,到上海参加“城南文社”,考入南洋公学等求知历程。这是他比较系统接受儒学经典,吸纳“新学”,全方位开发智慧的十年。用丰子恺的话说,就是他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十年。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充满入世精神,甚至带有偾世嫉俗激进色彩的诗文。如写于1901年的《辛丑北征泪墨》,五律《透风愁不成寐》等。这一时期的李叔同积极用世,奋发有为。
    公元1905年,李叔同的生母王夫人在上海病逝。李叔同认为自己的“幸福时期已过”,于是东渡日本留学,开始了他人生第二阶段的追求。这一阶段包括他在日本东京留学六年,回国后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七年,即从26岁到39岁(1905-1918)的13年间。

    这是他生命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颠峰时期。他的许多的艺术作品,无论诗歌、音乐、美术、书法还是金石等大都创作于此时。在日本留学时,他接受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他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身、齐家”为目标的“以学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取向。这一时期是李叔同在艺术上突飞猛

进的一个阶段。
  1918年8月19日,李叔同突然抛弃俗世功名,离开娇妻爱子前往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时年39岁。从此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出家后的李叔同,断绝尘缘,超然物外,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完全过起了一种闲云野鹤似的宗教生活。24年后,也就是距他63岁生日还差10天的时候,李叔同安详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坐化后,遗骸分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寺两处建舍利塔,供僧俗瞻仰礼拜。李叔同临终前书“悲欣交集”四字以为绝笔。

    且预作遗书、遗偈数篇,于弥留之际分发示友。其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廊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李叔同一生63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其生其死都充满诗意和神秘色彩,仿佛一切都是事先已设计好了的,又仿佛是演完了一场人生大戏,在人们还没有品出韵味的时候,便匆匆卸装收场,留下遗憾万千。观其一生,半为艺术,半为佛。其一生光明磊落,潇洒飘逸,道德文章,高山仰止。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居士曾撰联一幅概括李叔同一生为:“深悲早现茶花女,胜

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
  李叔同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就是他在事业最为轰轰烈烈的时候却突然离家出走,遁入空门。李叔同有两个美丽的妻子,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日本。闻知李叔同出家,前往杭州哭成泪人,跪地恳求其还俗,但李叔同心意已决。关于李叔同为何要出家,文化界至今仍存有争议。这更体现他的一生变的如真如幻,扑朔迷离。今天笔者斗胆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半为艺术半为佛: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半为艺术半为佛: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半为艺术半为佛: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纵观李叔同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李叔同一生都在求真、求善、求美,一生都在进行心灵和精神的探险。李叔同的文化知识结构,大抵上由三大块组成:一是儒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二是新学、或称民主文化。三是洋文化。这三种文化叠加一身,互相渗透、浸染、碰撞,构成了他文化结构的复杂性。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使他一开始就不像梁启超、蔡元培那样对文化建设有什么宏图大略,他更多的是注重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关怀。笔者认为,李叔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传统的中国文人,即使是他后来出家当了和尚,也是一个“儒僧”。他前半生积极入世,追求艺术。心系苍生,胸存忧患,情牵社稷,意蕴国事。李叔同一生爱国,曾写下了《祖国颂》,《我的国》,《大中华》等主题鲜明、感情充沛的歌曲,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传留于后世。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亲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柯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骨。尽大江东去,余情环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见《弘一法师年谱》第三十九页)。由这些诗作我们可以看出李叔同是积极的、昂扬的、向上的。然,他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却是国家动荡,内忧外患。对于个人而言人生最大的局限便是不能选择他所出生的时代,李叔同皆然。他在“理想”碰壁之后,便开始消极避世。这由他的诗句:“将军已老圆圆死,都在书生倦眼中。”便可以看出。既然他在现实中无法“直立”因而便退到艺术和宗教的殿堂。不光李书同,几乎所有中国的失志文人都是这样。李叔同的出家更能说明他是一个文人。最是文人不自由。历史上类似于李叔同的不乏其人,刘勰、屈大均、王国维……文化铸造心态。李叔同的殉道精神,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是一个旧时代的生动写照。
  但,李叔同的出家并不同于一般和尚,因为他仍然是积极的。他虽然痴迷于宗教但一心向真、向善。他在出家后诸艺俱疏,唯有书法割舍不下。他将佛法禅心融入笔下,形成了清净似水、恬淡自如的独特个性。他所写的:“大慈念一切,慧光照十方”,但观诸法空无我等作品无不充满了智慧、忧思和悲悯。书法是心灵的迹化。出世后的李叔同说法传经,普渡芸芸众生。可谓用心至善。我曾看见过一张李叔同晚年的照片,他那慈祥、宽容、无所不包的面容写满了对尘世生灵的悲悯、爱和呵护。那完全是一张大师的面容。李叔同的出家绝不是一时的兴起,而恰恰是一辈子的追求。李叔同的人生之路,正是一条不断探索,不断思索;不断寻觅,不断扬弃;不断认识,不断升华……最后终归大彻大悟的哲人道路。李叔同的入室弟子丰子恺先生曾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分析李叔同。丰子恺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的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我与弘一法师”,见《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集》第106-1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可见,无论是早年的艺术还是晚年的宗教,从本质上讲李叔同都是在追求一种人生的理想境界。
  一句话,李叔同是大师。而真正的大师无不具有爱和善的天性,无不具有博大、宽容、悲悯的情怀……

半为艺术半为佛: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奇人生李书同弥留绝笔。

 

延伸阅读

 

弘一法师的山中传奇:“诸艺俱废,惟书法不辍”

http://www.gmw.cn/images/2005-04/14/xin_550402141757031131416.jpg 
弘一法师出家后的歌曲作品《清凉歌集》封面(马一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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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所

绘罗汉像(摘自《弘一大师罗汉画集》)

 

  1918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杭州虎跑定慧寺,一场披剃仪式正在举行。此时此地,此境此情,仿佛一个传奇。从此,尘网中少了名士李叔同,佛门里却添了个弘一法师。李叔同,从追求戏剧、音乐、书画、辞章的绚烂妙趣,一变而为持守律宗苛严的戒律,翩翩公子忽成青灯黄卷终老一生的僧人,两段人生轨迹似乎两重天地。在他,出家可谓壮举。

  而更毅然的,是他打算从此“诸艺俱废”,在俗所有笔砚碑帖、书籍书画、乐器都送给了朋友弟子。不过,法师未能履言。因为同年九月,他就应范古农之请,另购笔墨纸砚,开始给人书写经偈。于是,“诸艺俱废”转为“诸艺俱废,惟书法不辍”,后者,就成了现在众口相传的山中传奇。可是,法师毕竟与艺术夙缘已深,他不但没有“诸艺俱废”,甚至也没有紧守“惟书法不辍”,此后还染指绘画与音乐。据姜丹书记,法师“晚年画佛像甚佳……笔力遒劲,傅色沉着”,尽管“所作绝少”;他在俗时的学生刘质平还回忆,法师曾与弟子共同为佛歌谱曲,并手书《清凉歌词》,“分清凉、山色、花香、世梦、观心五页”。那么,“诸艺俱废,惟书法不辍”的传奇就完全被打破了。我们该如何看待弘一法师从“诸艺俱废”到“诸艺未废”呢?

  他原本想“诸艺俱废”,此举当然在佛理之中。佛家哲学是解脱之学。佛学认为世间万般现象,桎梏在无限因果网中,有不自有,生不自生,所以幻灭无常,流转不定,这就是所谓“万法皆空”。如此,人生利欲种种,也是虚空,对此苦苦求索,尽成执著,不如化去而得解脱。而且解脱也不繁难,完全系于一念,只需看破诸多执著,则我欲斯而斯境至矣。所以佛学追求的至境纯由心造,完全是一种虚灵的心灵境状。与其他经验中的事物相比,这心灵的境界可说是自生自有,无所倚待,所以是一份大自在、真解脱。这样,艺术自然也在破除之列。因为它必须倚借技巧规律抑且耳目口舌,那也算得是欲是念是“有待”。虽然艺术可以因为技巧合于规律而摆脱感官的眩惑,产生一种优雅的气度,从而别具超脱之感。可是这种超脱感与佛学的理境并不相同,我们必须明白这两者的区别:艺术“有待”而自在,佛学“无待”而自在,双方高下,不辨自明。如果弘一法师真能“诸艺俱废”,那么,这种斩断一己私欲的决绝,正显得佛学的境界比艺术更纯更美。

  然而法师对艺术始终未能太上忘情。他诸艺未废,只是自己情念未绝,起初范古农之邀只是助缘罢了。有一桩逸事可以为证。他在寺院作字,刘质平往往侍奉左右,他曾对爱徒说:“艺术家作品,大都死后始为人重视,中外一律。上海黄宾虹居士或赏识余之字体也。”这样的心态,在艺术是执着,在佛理就成执著,他正是以执著的心态对待诸艺的,又怎能舍弃诸艺呢。所以,他从“诸艺俱废”退而求其次,转为“惟书法不辍”,固然在意料之中,而最终“诸艺未废”也不在意料之外。可是,传奇不奇,总使人黯然惆怅。不过,法师以书法、进而又以绘画音乐与人结缘,固然是难以割舍艺术,同时,更是意在弘教,为此接引资粮。这一层心意,庄严诚净,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他如此行事尽管在学理之外,却在教理之中。因为,法师向佛的旨趣,始终是佛教的,而不是佛学的。这一点,从他选择的宗门,就可以见出。林子青写道:“他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他的僧友瑞今也说,法师“惟对律宗最感兴趣,而研究尤深”。中国佛教有中观、法相、天台、华严、禅、密、净土、律八宗,法师关注的净土宗与律宗,宗教意味最多,哲学色彩最少。前者念佛,后者苦行,都侧重宗教的行仪。而天台、华严、中观、法相、禅诸宗则以义理精深圆澈著称,是佛家哲学正脉。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他,只是佛教律师弘一,而不是佛学哲人弘一。佛学哲理不能成为衡定法师言行的坐标系,因为佛学与佛教原本就不在一度空间。对“诸艺未废”,我们完全可以释然:这是佛教所需,当然不必为佛学所许。何况,传奇纵然坏灭,法师弘教的虔敬自能常住。

  但是,为什么大家视“诸艺未废”不见,只提“惟书法不辍”呢?其实,法师倘若真能“惟”习书法,倒也合理。虽不合佛理,却合艺理。因为书法在视觉诸艺中最易远离感官的撩拨,故而最易流露自在之趣,这与佛学理境尽管神离,却是貌合。视觉艺术的至境,始于局部笔精墨妙,终于整体毫无撩人眼目之感,古人称之为既辣且老、或者痛快又兼沉着。笔墨精妙,视觉诸艺或许相通。但要避免招摇炫目,在艺术上的难易程度就可能不同。书法仅以文字为形,造型万变也难离文字固定的结构;又仅以黑白为色,色调也属淡雅。纵然欲做惊人之状以招摇过市,也不致于出格过远。相形之下,绘画造型总要另行概括抽象,变化多端,稍有不慎,即趋向丑怪招摇,堕入恶俗;就色而言,即便以黑白为色,也需墨分五色,何况还有赭石花青石绿石青朱砂藤黄胭脂洋红另兼泥金,更比黑白耀目,更易流于火气而难得“士气”。清人说得好:“淡而穆,易;浓而穆,难。”以形以色,书法淡而绘画浓,书法比绘画易于全局在握而免于眩惑。而李叔同在皈依后,不但恪守书法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更加敛抑点画锋芒,不作炫人眼目的雄姿或媚态。这种全然摒弃感官愉悦的超然意趣,与佛门义理讲求的超脱虽不一致,因为一者“有待”一者“无待”,可也不相冲突,因为同为自在。那么,佛门清净之地,应该还容得下这清净之书罢。难怪他的艺术活动往往被人定格为“诸艺俱废,惟书法不辍”,而不及其余。毕竟,其它艺事,少为人知;而法师墨迹大量存留,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可不提。而且后者虽有违佛理,可他书法的古澹与佛境的超然,倒隐隐相通,而其它诸艺似乎与之相距颇远。所以,法师僧俗两界的弟子故旧,将他出家后的艺事四舍五入,未必是有心之举,却暗合艺理,又在无意间依循了“为尊者讳”的古训,使这山中传奇不至失色。

  锦瑟可以无端有弦,文字却不能无端而发滔滔如上。今年,是弘一法师诞辰125周年。而近日,法师的一批罗汉画惊现于世。这批画由弘缘居士收藏,其中的册页请陈星先生编辑成《弘一大师罗汉画集》,已交西泠印社出版。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法师虔心弘教,诸艺各有尘缘,不必“俱废”,那么对此自然能够有惊无奇。斯人已逝,他留下的,是终将归于虚无的物;带不走的,是虔诚的心。这,或可成就另一个传奇。                    (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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