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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北京东莞会馆曾先后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和宣武门外上斜街设立，有“东莞会馆”和“东莞新馆”之别。在烂漫胡同时称东莞会馆。搬迁至上斜街时称“东莞新馆”。

北京东莞会馆位于宣武区烂漫胡同127号（原49号），系东莞县明伦堂留置公产。东莞会馆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由东莞人邓蓉镜经手购置，此处曾是康熙雍正时一位大将军的私家花园，建筑历史300年，1918年由陈伯陶捐资，筹建为北京东莞会馆。 1932年（民国21年）明伦堂出资在北平财政局申请税契，领得第4695号建筑契。同年10月9日，在北平地方法院不动产登记，取得党字第65号据照。有青砖瓦房49间，占地2.073亩，系明代建筑。

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会馆里东莞籍文化名人荟萃会馆里有康有为题的匾额，也曾是容庚避难修学之所会馆，旧时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同仁集会寄寓之用。上世纪20至40年代,会馆居住的东莞籍文人荟萃，如知名人士冼玉清、张伯桢、张次溪、容庚和容肇祖等。

进入东莞会馆大门，直对靠南房山墙砌的精致影壁，往右一转原有月亮门，右边4间东厢房。入月亮门南侧有5间房，房前一条较宽阔的自东向西的甬道，北侧一道通体墙分成了4个独立的四合院。此会馆原为东莞张家玉的故居。明代后期抗清将领袁崇焕和张家玉素有“东莞二烈”之称，一北一南均是抗清英雄。袁崇焕在辽东及北京英勇抗击清军后被反间计陷害含冤而死。张家玉在广西和东莞万江一带举义旗奋起抗击清军，身中数箭为不被俘虏跳水塘壮烈牺牲，年仅33岁。张家玉在崇祯十六年中进士，任授编兼给事中，就义后桂王封其为增城侯，谥“文烈”。近代名人居士叶恭焯曾书有“明代先烈张家玉故居”匾额悬挂会馆大门之上。

过去许多人把会馆群称为“士乡”。旧时会馆大都住有科举产生的官宦、文人雅士、爱国知识分子等。东莞会馆就曾居住着一些务实而勤于奉献的东莞籍文人名士，如：东莞人陈伯陶于1892年探花，任国史馆协修、江宁布政使、广东教育总会长。1910年陈伯陶在东莞会馆与同乡和陈锡恭、杨东皋商议，与杨东皋订约，并由陈伯陶捐资购置了上斜街的地块建东莞新馆。他曾为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旧时收存的袁崇焕督师真像题字为“袁云素先生真像”。此像当时陈伯陶移交给广东会馆保存。陈伯陶在移交手续上盖了朱文印。1917年（戊午五月）康有为也曾为东莞会馆题额“莞园”，叶恭绰题跋：莞园为明末张文烈公家玉故居。公在粤起义抗清，名重历史，乡人与有荣焉！每过斯园，辄想慕风徽，肃然起敬。

据资料记载：早在珠巢街的东莞会馆时，莞人就祭祀袁崇焕。该馆址在更名为珠朝街路西，现中山会馆之南侧。有一天同乡偶然从旧文章的残片中看到张家玉的诗句是在烂漫胡同居家所写，特意拜访，并以九百二十五两银购得其故居而建烂漫胡同东莞会馆。1915年陈伯陶曾在修建上斜街东莞新馆时也在后院设立了敬贤堂祭祀先贤。

在纪念活动中文人们大都以题字写诗、对联抒发情感，至今还流传很多令人振奋的诗句楹联。如：烂漫胡同东莞会馆有联：粤峤显晨钟旧里，蓟门风雨引灵旗。陈伯陶曾在东莞新馆希古堂题联：服官记二十年前，把酒论文，旧梦勿忘燕雪地；聚首在七千里外，乘风破浪，壮怀应话虎门潮。晚清进士、莞籍文人张其淦从沪旅京又联：孤忠曾督蓟辽师，问前朝，柱石何人，赫赫大将军，足显山川聚灵秀；伟烈犹思东莞伯，愿后辈，风霜炼骨，茫茫新世界，好凭时势造英雄。在东莞新馆落成时，张伯桢题联：禺山莞水，邻结两家，花间问斜街，到此应思前世事；辽蓟增城，烈传千古，芳徽贻后代，可能还忆故乡人。尹庆举也题联：已费中人十家产；此为广厦万间心。这几幅楹联曾悬挂在东莞新馆，时间久远已经散失。

1906年前后，东莞籍尹庆举是烂漫胡同东莞会馆管理负责人，尹庆举身为进士，清翰林院庶吉士，职务编修。1902年曾任广东“宝安书院山长”、“东莞学堂（东莞中学前身）名誉校长”。尹自1911年春天始负责上斜街东莞新馆修复改建的监督管理工作，8月一期完工。10月辛亥革命战事频发，尹庆举避兵回故里。居住东莞会馆的张伯桢接手负责东莞新馆修建，直到1917年东莞新馆竣工。

张伯桢，别号篁溪，是在京城很有故事的历史人物，系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赴日本留学多年，广泛支持和接触革命党人，撰写了同盟会、兴中会革命等具有很高史学价值资料；受聘两广方言学堂法学教授，1909年赐法政科举人;1912年至1928年为民国司法部监狱司第一科长；1913年携家眷在烂漫胡同东莞会馆定居。1914年张伯桢应聘兼任清史馆名誉协修。那时伦明住会馆的最里院，仅一墙之隔的东院北屋住张伯桢及儿子张次溪。伦明与张伯桢是挚友，待张次溪如同父子，从小看其长大。伦明时常与张次溪探讨一些学术专业问题，提供藏书资料。张次溪也十分尊重伦明，1934年张次溪编辑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弥补了中国近代对于戏剧资料著述不足的缺憾。伦明特意为张次溪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以题数首诗的形式写了序跋；并亲自联系邃雅斋为其校印。张次溪，名涵锐，又名仲锐，号江裁。其研究北京民俗、北京史志的著作颇丰，以1951年出版的《人民首都的天桥》名望最突出。至今很多研究北京民俗典故的作家仍以张次溪著述为依据。张柏桢于1916年在北京左安门一带（现龙潭湖公园内）建立纪念袁督师庙及修缮袁崇焕墓；张伯桢之子张次溪为完成父子夙愿，于1958年8月将“张园”私家房产14.5间捐给了国家（龙潭湖公园），此后张次溪又搬回烂漫胡同东莞会馆居住。他的行动既饱含对家乡东莞的乡情又怀有深爱北京的乡土情。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东莞会馆有成就的文人大都成为高校的教授、专业人士之后这些人士陆续迁出会馆，空房只许东莞同乡及亲友来往居住。住户结构大都是莞籍文人后代和来京上学、谋生的莞籍知识分子及商人。会馆只收取低廉房租，作为房屋维修基金，不接纳外乡人。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军队占领北平，上斜街东莞会馆为了防止日军入住会馆，决定将空房租借给住户的朋友和可靠人，目的是抵制日军横行，不让日军住。清代，东莞会馆作为科举试馆，民国时，会馆作为同乡居住场所，东莞县在京没有商务行业会馆。因此，当时有的东莞企业家和商人赴京也来东莞会馆暂住，促进莞京的经济往来。会馆一直沿用定期选举馆长的制度。例如：1947年东莞新馆实行董事制，由同乡推选陈宝剑、伦绳叔二人为董事；1948年经同乡选举伦绳叔一人为理事长，陈宝剑、钟亮洲、吴如林、吴松林4人为理事，负责管理馆务。据1947年11月东莞新馆统计，有东莞同乡52人住在会馆里。1956年居住的东莞同乡有15户约40人。上世纪60年代初已不存在理事长，。旧时，上斜街东莞新馆和烂漫胡同东莞会馆的组织形式是各立门户，分别居住及管理。两个会馆都无专门经费，所有馆舍修理及长班工资等一切开支均由住馆同乡共同分担。1948年前后两个会馆分别建有《会馆管理章程》。  

近年来，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北京举办奥运会，许多老会馆都被拆迁、改造，东莞会馆也不例外。2006年为缓解北京交通的拥塞，要打通长安街民族宫到菜市口大街的南北道路。公路画线拆去了东莞新馆东部的五分之二。2008年5月1日穿过东莞新馆的南北道路已经通车。现在从新路边依稀看到会馆大厅的屋脊及残留建筑。近两年，北京东莞建设研究会的张世光副会长约我去东莞会馆搞调查，据了解，2008年东莞会馆已没有东莞籍居民了。现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历史遗迹经过维修改造，但东莞会馆已成为过去、成为东莞人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