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病人对别人反感自己的强烈恐惧，以及对别人发现自己内心隐秘的强烈恐惧，进一步揭示出这种模糊的犯罪感的存在。在他同精神分析医生进行的讨论中，他可以使自己的表现显得就像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罪犯和法官之间的关系一样，以此使自己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很难与医生合作。他可能把医生所做的每一种解释，都视为对他的谴责。例如，如果医生向他表示，在某种防御态度背后，存在着某种潜伏的焦虑，他就会回答说：“是的，我知道我是一个胆小鬼。”如果医生解释说，他不敢接近他人是害怕受到他人的冷落和拒绝，他就会接受这一责难，并且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设法使生活对他更轻松。对十全十美的强迫性追求在极大的程度上，也来源于这种希望避免任何被人反感的需要。最后，如果某种不利的事件发生，例如失去某种机遇或遭到某种意外，神经症病人往往可能明显地感到更轻松更自在。这种反应，以及有时候他似乎故意安排或导致不利的事件发生，如果仅从表面上观察，很可能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假定，即认为神经症病人的犯罪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他需要使自己遭到某种惩罚，以便消除这些犯罪感。
        这样，我们面前就好像有大量的证据，不仅可以证明神经症病人心中存在着特别尖锐的犯罪感，而且还可以证明这些犯罪感对神经症病人的人格有巨大的影响。然而，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我们仍需要追问：神经症病人自觉意识到的这些犯罪感是否确实是真试的？那些表明存在着无意识犯罪感的症状和态度，会不会还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有许多理由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怀疑。正像自卑感一样，犯罪感也根本不是什么不受欢迎的东西，神经症病人远不是急于要摆脱它们。事实上，他往往坚持自己有罪过，并且拼命抵抗一切企图开释他的努力。单是这种态度，就足以表明他之所以顽固坚持其犯罪感，也像顽固坚持自卑感一样，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倾向。
     我们还应该记住另一条理由。真诚地对某件事感到悔恨和羞耻，乃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而要向他人表达这种感受则更加痛苦。事实上，神经症病人由于害怕别人的反感，会比正常人更害怕这样做。然而，我们看到，他在表达我们称之为犯罪感的那种感受时，却显得十分欣然和爽快。
       何况，神经症病人的这种自责，尽管往往被我们解释为标志着潜在的犯罪感，其特征却是明显地具有非理性的成分。不仅在他那种特殊的自我谴责中，而且在他那种认为自己不配得到任何仁慈、赞扬和成功的模糊感觉中，他都很可能走向非理性的极端，从巨大的夸张一直到纯粹的幻想。另一种情形也表明，神经症病人的这种自我谴责，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犯罪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