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考察成瘾行为
(2012-03-18 23:43:33)
行为主义者把人的大脑视为“黑箱”。箱子这头输入一个“刺激”，那头会输出一个“反应”。如果某种刺激总能对应一种反应，那就算形成了“行为定式”。至于黑箱里发生了什么，行为主义者认为没有必要考虑。后来，生理心理学家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憾。他们在人脑中找到了一些可以产生快感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内腓肽、乙酰胆碱等等。如果外界某种物质刺激它们大量分泌，人就产生欣快感，进而形成依赖。毒品的作用即在于此，它们本身不能让人欣快，而是通过刺激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大量分泌使人感觉欣快。
然而，生理心理学家进一步发现，某些行为也可以导致它们分泌。效果不如药物那么强烈，但更为持久。这就是各种“瘾”和“癖”的来源。在国内，一些网瘾治疗机构正是从戒毒机构转化来的，那里的医生首先要用药来减少这些递质的分泌。于是，生活中各种令人头痛的“瘾”和“癖”的源头就能确定了：某种行为导致上述神经递质分泌增加，它们就会固定下来，成为行为定式。其中一些便是“瘾”。需要指出的是，“行为定式”是个中性词，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把一种行为定式称为“瘾”，认为它们需要改正、矫正，属于社会价值判断的范围。比如，四川人或者山西人即使离开家乡，也爱吃辣或者吃酸。这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水土”方面的理由，它们完全是行为定式。然而，人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叫做“辣椒瘾”或者“食醋瘾”呢？因为大家认可它们是无害的食俗。又比如说，吸烟会导致疾病，这是人们推广戒烟的理由，而并非因为它本身是
“烟瘾”。为什么人们可以容忍“烟瘾”，但不能容忍“网瘾”呢？因为人在吸烟时可以工作，但上网就不同。这完全是个文化选择的结果。
再比如说，某人一心扑在工作上，平时什么娱乐都没有，和家人相处也很少，这在以前被称为“工作狂”，有“自我牺牲精神”。社会往往向他们投来尊敬的目光。但最近一段时间来，人们逐渐把“工作狂”也归为成瘾行为。一个人只能从工作中找到快感，因此不惜放弃家庭生活，这种行为定式逐渐落下了负面的社会评价。从行为心理学角度讲，所有“瘾”的形成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时代和文化的差别。比如，当今天中国电影界绞尽脑汁想把观众请回影院时，他们大多忘了，曾经有一个时候，人们疯狂地看电影，甚至都会导致成瘾。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有“大世界”，天津有“天外天”，都是原始形态的“ｓｈｏｐｉｎｇｍａｉｌ”，其中必有电影院。那时候，一些“全职太太”每天早上化好妆，来到这种场所，从首场电影一直看到末场，中间在那里吃午饭。不管放什么电影，甚至不管换不换片子，不看到最后散场不算完，呈现出典型的成瘾现象。
“电影癖”因为时间太久早被遗忘了。但“电视癖”却在今天仍很普遍。很有一批人要看遍所有电视节目才去睡。富裕起来以后，夫妻两人各抱一台电视，彼此互不搭理。这种现象出现在许多家庭里边。 电话刚刚从西方国家普及开时，便出现了一些人“煲电话粥”的现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它在中国普及时，同样有许多人爱“煲电话粥”。这完全可以称得上“电话瘾”。那时候，经常有家长发现电话账单上突然出现大量金额。问到电信局，服务人员就会反问：你家有孩子没有？有的话，那肯定是他干的好事！只不过，那个时候心理健康知识尚未普及，人们还没有把“电话瘾”当成“病”来治疗。当然，网络普及以后，网瘾代替了电话瘾、电视癖，成为最新最时髦的成瘾行为。
其实，它们不过是一系列“瘾名单”中的新品种。有的“瘾”不仅危害自己，还危及社会。司法领域有一个名词叫“常习犯”，或者叫“习惯性犯罪”。以盗窃和赌博两种行为最常见。常习犯往往没有利益上的明确动机，只是不偷东西或者不摸牌手就痒痒。笔者曾经读过一篇报导：一个盗窃犯入狱后，总还想偷点什么，但又无从着手，便在放风的时候偷了院子里的一把土带回囚室。这就是典型的成瘾行为。在本篇里，笔者并没有深入讨论任何一种具体的瘾或癖，而是希望大家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这个问题：所有的成瘾行为机理完全一样。而且永远会有一些人属于
“成瘾人格”。没有网络和电玩，他也有可能看电视成瘾，打麻将成瘾，斗蟋蟀成瘾，甚至浪游成瘾———离家出走。所以，关键问题不是瘾，而是它的土壤。
喜欢
0
赠金笔
加载中，请稍候......
喜欢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