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鹏（萨仁）：2020年2月9日

001 中国向何处去：We Need A Plan (not A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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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Bertrand Russell，前排右一，1920-1921年在中国。图片来源：http://www.sohu.com/a/124592107_119350）

有许多人写过中国问题，外国著作中最著名的要数罗素的《中国问题》，基辛格的《论中国》等。中国著作中最著名的可能要数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但是，我发现，许多中国作家更愿意写中国人的问题，特别是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或文化劣根性，仿佛中国问题就等于中国人的问题：给人的感觉是，中国人似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物种，或者是无可救药的一群。这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鲁迅，然后可能要数更晚近的柏杨与李敖。

所谓民族劣根性，完全是一个神话，文化劣根性也是。基本原因是这些作者没有搞清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化与民族。这些所谓的劣根性，其实都是某种政治的产物，是它长期对人的行为与思维习惯的塑造的结果。这些行为或思想习惯被称为文化的一部分其实都很勉强，它们只是某些时期，在某些特定政治条件下（比如，不开放的社会与无权的事实），某些人的行为表现而已（比如，生命与生活自保成为人生第一要务）。而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不过是知识分子们更级的“骂娘”。这些激进派，可能看到了问题，但是由于根本不懂政治，所以根本给不出解决方案，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做细致耐心的建设工作，特别是不明白由一个几千年的皇权至上的的官僚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过度需要进行哪些基本的社会建构。

这种怒与骂不过是一种自我撇清与自我标榜罢了，它与那些自己活得不怎么样，却要动辄以骂人或训斥来教训儿子的老子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会骂“你没有长脑子吗？”但是长脑子是什么样，他们并没有给出答案。这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给出任何积极的建议性意见或者分享更多的有用的知识，而只是以一种强硬的态度，表示他们与这些错误或者无能是无关的。这在文人，其实是自命清高以掩盖没有知识与耐心（特别是缺乏行动力）的最生动的一种表现。这种骂，唯一的好处就是让更多人，看到那些问题，仅此而已，但是也因此将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罪于这些本来就弱势到无法看到全局的人。这样，这些“骂”，就由高级的语言暴力变成了一种社会暴力，更可怕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学习他们的榜样，因为骂人可以把自己撇清，并且成功吸引了注意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先知一样的人物。

当然，这些话并不是主要针对鲁迅的，因为他的小说比他那些被高度赞美的犀利又刻薄的高级骂更深刻。他的写实作品，可以看作某种意义上的人类学著作。如果我们以政治的视角来重新解读鲁迅那些关于小人物的作品，我们看到的可能不只是这些可怜人，而是他们背后的庞大而复杂的政治势力与社会结构。只有以写实的文学角度才可能呈现这个真实的侧面，任何分析与批评都会失去它的原貌，也就会限制后人的更多的解读的可能性。为此，我对所有的写实主义的作家与画家都抱有超出于艺术之外的敬意，那是对一个忠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的敬意。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我们应该怎么看中国问题呢？看我们当下的这些问题？

答案就是：除了分析这些问题，我们更需要侧重在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是一个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总体与细节并重的方案。一句话：We need a plan. 

现在学者的问题不是骂娘，当然仍然有骂娘的，更多的是食洋不化的人，只会照本宣科，将西方政治或经济理论当成政治，本身就成为一种原教旨主义。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另一方其实也不了解西方社会，其实就是不懂政治，将政治看成是书本知识。这是一种危险，是比挖所谓民族劣根性更大的危险。比如，那些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人，却因为读了几本亚当斯密与哈耶克的书，就直接主张将医疗与教育完全交给市场，甚至将野生动物保护也交给市场来解决。那我们要政府做什么呢？政府的责任与义务是什么呢？即使是发展资本主义，我们也可以参考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看看他们是如何处理医疗与教育的。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其实是市场万能论者，他们比他们所批评的政府万能论者要高明多少呢？他们在对“主义”的信仰上是一样的，他们所做的不过是让哈耶克在中国重新经历马克思的命运而已。他们以为治国就是从书本上的理论到制定法律政策，可以跨越对中国社会的真正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超越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不只是学术幼稚病，而是把学术当成宗教，将学者的思想当成圣经。这个毒害，不会亚于将马克思理论直接化为公有制经济制度以及革命战争所带来的害处更小。

 社会改良，是要依据一个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可行的策略。就好比我们要更新一条在海上航行的忒修斯之舟，从哪一块木板先开始，从哪里先开始，如何让不同木板在更换时进行有效的联结，并且避免沉船的灾难，这个就是策略，它需要对全局与部分同时加以考虑。它是一个在整体的目标指引下的包括了局部细节的可行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并不是刚性的，要实践当中需要随时进行调节与修正。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根据中国当下的问题来考虑这个方案与策略。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它不是以任何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立场为指导原则的，它就是一个使当下政治制度整体上更合理的方案，以便让它能更有效合理的工作，避免那些因为制度不合理或官僚主义而引发的灾难。比如杀医，比如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社会当中制造城市与农村两大阶级；再比如，十七年前的SARS与当下的WARS，它们表面上是似乎是自然的原因，其实是人为的：瘟疫的爆发与三十多年的野生动物买卖产业息息相关，这个驯养繁殖的产业，不只是为盗猎提供了洗白的机器，同时它本身，即真正的养殖，其实是为病毒由纯粹野生动物宿主向人类过度提供了中间桥梁，即由野生动物到这些圈养的野生动物，再到产业链上的人，然后再由这些人传播到产业链之外的人。这个产业主要是为病毒的适应性与演化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与传播的可能。而这个产业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某专家将野生动物保护直接转化为利用，并脑洞大开地提出“以野生动物养野生动物”，当然这背后是政府将其落实为法律与政策。这些荒谬的法律与政策之所以存在并成为塑造我们社会生活与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与当下的官僚制度及学术机制有直接关系，而学者与官僚（或者学者官僚）的知识的匮乏又与不开放的社会有关。不开放的社会又导致各种程序不正义的发生，因为没有必要的社会监督。这样，不只是让许多人尸位素餐，在关键时刻误事，更可怕的是使知识之间没有相互联系的桥梁，造成学科之间的壁垒，进而是法律制度与社会管理上的粗陋与低级：立法的人不懂得得相关的科学知识，不了解相关的社会问题；研究科学的人不懂得政治；研究政治理论的人不了解社会；了解社会的人在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上没有发言权。两次大的瘟疫，虽然貌似天灾，其实是人祸；虽然貌似是小民的过失，其实是政府部门决策与立法错误（并且一再拒斥正确意见）。不从官僚与学术体制上根本改革，不足以防止类似人祸再次发生；而官僚与学术制度改革的前提与改革的可能性始于社会开放，让社会有足够的空间将真知识与正能量传播开来，让社会对那些真正的有知识有才干的人形成一个正向选择，让他们真正担当起能肩负的责任并接受社会的监督。

这权当是一个小小的序言，后面，我将随着自己的思路所及，写一下对具体的问题看法。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专门的研究，只是一个笔记式的自说自话。对各种问题的分析当中，会充满了一个外行人的无知与非专业用语，但是，支撑我试图去开始这个思考的动力的，就是需要有人将问题提出来，引起更多人的思考与讨论，然后那些好的意见才会从众多的意见当中脱颖而出，像珍珠从砂砾中被发现一样。借用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比喻，我在这个标题下面所写的东西，可能无法称之为一个梯子，就是一个登山过程当中起步的台阶，有了它，更高的攀登与筑路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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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1921年写道，“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即使接受了欧洲的教育也不会毁掉。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他们都不自我肯定；他们的骄傲过于深厚，而成为一个不屑于战争的民族。虽然中国人也承认兵力上敌不过外国列强...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都在心底里自信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拥有最完美的文明...典型的西方人希望自己成为尽可能改变所处环境的原因；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可能多地享受自然环境之美...”这些话，在罗素是一种由衷的赞美，在鲁迅听来就是一种讽刺。一百年以后，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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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素以及他与中国，建议阅读：

卓越的罗素,充满悲剧 http://www.sohu.com/a/124592107_119350

译者导读 | 罗素《中国问题》的百年启示（上）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81387248&ver=2151&signature=EfaSijrBHS*p9Y0iujSs*uzmeZW*FN5NoxWXk818yz4XxlA8EfftIQd9K4mh0fFlxeZHkPH6zPzFpSiYB2OnJPg6yPlyp-A5e7L4nB72rRMCxGllT2PrzPj14avETzhY&new=1

译者导读 | 罗素《中国问题》的百年启示（下）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81387248&ver=2151&signature=EfaSijrBHS*p9Y0iujSs*uzmeZW*FN5NoxWXk818yz4IMmxTceUw42B4LU09LG59hsAffkGI05MqCdDpdCi3iSAdLwy3OvSzJI7cvN7602WmMgmvQajDK8Vjh-JLsp0S&new=1

 注：推荐这位译者的文章，是因为她同时看到了两个视角，但是这位译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我的观点，比如，我不会称毛泽东为毛主席，也不会认为毛的革命的选择比罗素当时提的发展教育的和平主义的建议更好，或者有什么时代的必然性。另外，这个汉译本的封面非常令人费解，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