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之364——我们能做些什么?
(2018-10-07 00: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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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随笔 |
分类: 人类动物的社会问题与伦理 |
刚刚,Chris
Burden(对,就是那个在中国当了多年的狗爹,在北京办了一个流浪动物的“领养小铺”的美国作家)从微信上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上个月来北京参加《动物解放》汉译本再版首发仪式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也问过:中国还不能为反对虐待动物而立法,主要的阻力在什么地方?六年前,当辛格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一个全面的动物保护法可能很快就要出台了,但是,六年后,这个法仍然是一个完全没有指望的东西——至少未来五年是不可能了,因为它现在还没有进入人大的立法计划!
是的,仅仅是反对虐待动物的暴行,这个应该是最容易取得社会共识的事情,虐待也是相对容易被界定的,它还不涉及那些目前还没有条件避免的给动物带来痛苦的一些生产方式或者生活行为。特别是面对那一波又一波炫耀式的虐待动物的行为,我们完全无能为力,尽管它们是在挑战一种基本的社会良知。但是,反虐待动物立法的主要阻碍在哪里呢?
这些年,我们知道自己是边缘,是少得可怜的愿意为动物苦难呼喊和代言的一小群人。在一个不开放的社会当中,当我们面对公众时,我们无疑是在面对一个无知的海洋——这个海洋让我们的声音变得如此渺小,让我们的努力变得如此微不足道。也许这个海洋本身并不是不可渡过的,但是那足以带我们远航到彼岸的舆论之舟并不是自由的,它一直被系在岸边,也许我们并不是最不幸运的——那些可以承载不同的政治敏感度的问题之船,都被系着,只是绳索的长短不同。
这些年,我们尽最大的可能向现有的政治制度妥协,因为我们从实践当中深深体会到,动物苦难问题是一个没有党派与国界的问题,它可以超越一切关于人的政治利益的分歧。因此我们从来没有对和平手段失去信念,希望可以运用合法的途径与渠道来推动立法。但是,我们发现,代表们与民众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本身就是民众)对于一个未经社会充分讨论的问题是陌生的,也同样的冷漠的,那些由于充分了解了事实与现状而同情动物的代表们也因为争取不到足够的支持而不得不选择放弃。
这些年,我们为自己所看到的中国民众在动物保护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自发行动而感到欣慰,尽管这些本土NGO们几乎都是在各种生存困境下挣扎,尽管这些人的行动对于解决中国的动物问题而言不过杯水车薪。
这些年,我们看到有更多的年轻人怀着朴素的情感加入到动物保护的行列中来,他们在不断追求新的知识与合作方式,在学习与这个社会制度共存的生存技能的同时,也在努力感染身边的人。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除了救助几只流浪动物)?Chris问。是的,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我不指望也不相信革命会改变一切。那么,还能做些什么呢?
经过十年的努力,我现在只能说,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提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提给每一个人,它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做出回答,而我们的后人也会以此来评判我们。
人类对于动物的残忍行为,在工业化的今天是一种超大规模的集体暴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一暴行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参与者。(每年,中国要杀掉一亿多头牛,六至七亿头猪——这也就是说每两个中国人一年要吃掉一头猪,其他动物还不算在内。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并且我们不能追问他们是怎样活着和被杀死的,因为连最起码的动物福利要求都没有被制度化。)
减少在中国的动物苦难,甚至仅仅是制止犯罪,在我这样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都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它既需要法律与制度上的改变,也需要民众思想的转变。现在,我只能以我可能的方式尽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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