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经常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可见经学在传统中国的地位之高。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将董仲舒至康有为这两千多年，一刀切划为“经学时代”。这个时代始于汉武帝与董仲舒联合搞的“独尊”运动。但我一直奇怪的是，两汉四百余年，何以没有几个哲学大牛？一般的哲学史，一写到两汉，除了董仲舒、王充等几个不太哲学的哲学家，其余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最近看了一批关于经学的材料，始知两汉经学其实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甚巨，几乎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哲学书写方式，即注经的章句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又可以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不同形式。

以前我知道经学有所谓今文、古文与宋学、汉学、清学等名目，而且认为今文与古文不过是书写文字的不同。最近才知道，今古文之不同并不是如此简单，其复杂即使乾嘉的经学大家可能都在搞错，要不是廖平、钱穆等大师的分疏，现在的经学人可能还一直在懵懂之中。

今古包括今古文与今古文学。今文、古文有三指：

一、先秦的六经古文与诸子今文。从中国文字的演化来看，一开始有所谓“殷周古文”，后来演化为六国文字和秦同一文字之前的籀书、大篆。在先秦，殷周文字可以说是古文，六国文字与秦之籀书、大篆可以说是今文。而六国文字与秦之籀书、大篆分列东、西。先秦的官藏经书是用殷周文字书写的，诸子著作是用各国文字书写的，所以官藏经书是古文，诸子书是今文。这里的今、古既有对象的不同，即经与子的不同，亦有字体的不同，即古籀文与六国时文的不同。

二、西汉的六经古文与六经今文。先秦的经书在秦代由于两把火而大受损害：一把火是秦始皇的焚书，这把火让民间的《诗》、《书》等经书大受损害；另一把是霸王项羽烧阿旁宫，这把火让秦代博士官们收藏的经书也化为灰烬。秦灭后，一帮宿儒凭记忆默写部分经文，比如九十多岁的伏生背诵《尚书》（此老也真利害，这把年纪了，还能背诵这种天书）。这种默写出来的经书字体肯定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即所谓今文。汉惠帝四年废挟书禁令，于是民间冒死私藏而没有毁于秦火的用殷周文、六国文、籀文、大篆等字体书写的经书重见天日；鲁恭王还从孔家老宅的墙壁里扒出来一批科斗文经书。这些都称为古文。从上可见，西汉的古文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孔壁挖出来的,一部分是民间呈献的。但这些古文经书都上交官府收藏，民间再难见到。那些用隶书默写出来的经书即今文，那些重出的先秦文体经书即古文。这里的今、古纯粹是字体的不同，一个是隶书，一个是殷周古文、六国古文、籀文、大篆等，而没有对象的不同，都是指的经书。

三、东汉的两种六经今文。同一经书被不同人默写，肯定会有出入，于是西汉的六经今文就有不同的版本，这就形成了经学的所谓师法与家法。经过各家的利益协调，很多今文经都被立于学官。刘歆在内府校书时发现了一些用古文字体写的古文经书，比如河间献王刘德呈交的先秦“旧书”、鲁恭王刘余呈交的孔壁“坏书”可能他就看到过。他把一些古书用隶书抄写，并传出内朝。所以刘歆传出来的这些古文经书从字体上来看其实也是今文。当时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未立于学官的经书，比如《毛诗》、《左传》、《周官》等，刘歆在内府校书时发现，这些经书其实也有其古文经书的来源。于是刘歆就想将它们也立于学官。但他的这个主张遭到那些今文经的博士们反对。虽然刘歆推举的这些经书其实都是今文经——用今文字体书的，但由于它们有实实在在的古文字体的经书背景，所以就被称为古文了。而那些今文经由于是默写出来的，没有实实在在的古文字体的经书背景，从嘴里一吐出来就是今文。所以虽然所谓今古文之争，其实都是今文，都是用今文字体书写的。因此钱穆说：西汉有今古文之实，无今古文之名；东汉有今古文之名，无今古文之实。

今古文学，顾名思义，即专门研究今文或古文的学派。但要知道的是，今文学是专门研究用今文书写的经书，古文学却并不是专门研究用古文书写的经书。从以上面对今古文的区分来看，今古文其实都是用今文书写的，今古文只是版本的区别。如果仅是这样，那今古文学争了一两千年，如果说东汉经师争的是立于学官所带来的“禄利”，那么后来的经师们又争个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一个谜，人们搞不清楚。后来两个人出来，拔云见日，扫清了迷雾。第一个人是廖平。他认为今古文学之争，是制度之争：古文学主《周礼》，而《周礼》反映的是孔子早年从周的理想；今文学主《礼记王制》，而《王制》反映的是孔子晚年改制的愿望。第二个人是钱穆。他认为今古文学之争是学术态度之争：今文学守章句家法，古文学兼通群经。这两个见解“是现代经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严正《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第33页）。

总之，经学的今文与古文、今文学与古文学这两个对子各自内部的道道很多，而且这两个对子之间也不完全对应，应当好好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