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定州古塔,听历史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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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华北游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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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与朋友一道从北京出发,开车赴定州。
在河北早就流传着“赵州石桥定州塔,正定府的大菩萨”这样的民谣,可见定州塔是河北大地上的一颗明珠。定州距北京约200公里,可惜以前并没有来过。我们起了个早,避开京城那可怕的堵车高峰,一路顺畅地赶赴定州。
车子很快就下了高速,沿着通往市区的大道前行,远远地看到了耸立在那里的定州塔。一路奔驰而去,转眼之间就到了古塔广场。朋友告诉我,这广场与古塔之间基本没什么关系,是后来修建的,要想看古塔得绕过去,从南侧有个小门才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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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胡同前行了
定州塔,又称定州开元寺塔,是中国目前保存得较为完好的砖石结构古塔,素有“中华第一塔”之誉,塔高83.7米,周长128米,呈八角形,分为十一层,远远望去颇有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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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购票时想要请一位导游给我们讲解一下,但售票大姐一脸迷惑,好像在说“这有什么好讲解的,就一个塔呗,上去看看不就完了?”我们只好又重申希望请一位讲解员,这时她才懒懒地回答:“她们都去打扫卫生了,你们进去找找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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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塔下仔细观瞧,这塔呈八角型,正如用两个正方形相错叠加在一起,塔的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均设有一座拱券门,其它方位设有棂窗(就是假窗户),门上有简约的砖雕装饰,兼具宋辽金的建筑风格。它是一座宋代建造的古塔,这种简约的建筑风格在宋代建筑中是不多见的。
中国的寺院建筑在东汉至唐代中后期,是以佛塔为中心的,而佛塔本身是佛祖坟茔的标志。到了唐代后期,中国的寺院建筑格局开始向宫室宅第型布局转变。而到了宋代又开始向宫室与佛塔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佛塔成为寺庙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佛塔不再仅仅是供奉佛祖舍利,一些高僧大德也开始营造自己的“佛塔”,安置自己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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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开元寺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北魏太和年间兴建的七帝寺。隋代改为正解寺,唐代始称开元寺,直至今天。这里原本只有寺院,没有佛塔,宋真宗年间,定州开元寺和尚令能奉诏往西竺国取经,得佛祖舍利而归。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皇帝下诏建佛塔以供奉舍利,历时50余年才建成了这座巨塔。由此可知,在中国的佛教发展史上,不只是唐三藏一人往“西天取经”,就是在唐僧取回佛经的数百年间,依然有许多佛陀迎着西域的漠漠黄沙,历经艰辛跋涉,坚贞不喻地去西域取经。然而,同是取经,其意义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初始时期的话,那时的中国佛教需要解决的是“佛教是什么”的问题。而到了宋代,随着中国僧人对佛教理论的不断深入研究,对佛教的认识也不断加深,此时僧人们要解决的已经不是“是什么的问题”,而变为“为什么”的问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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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国僧人对佛教的不断“取经”,才产生了那么多中国式佛教的派别,进而对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佛教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来定州使得我对定州佛塔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认知。在与塔下的守塔人聊了一阵后,我们开始登塔。
定州塔构造很有特色,除了外部呈八角形以减小风压外,它的内部还采用了塔包塔的构造形式。过去我们多见到的是塔为空芯塔,在塔的中心设有旋转楼梯供人们上下。而定州塔则采用了塔心为柱,在塔外壁与塔芯间设楼梯,运用折返式踏步道,来实现塔内楼梯的设置。这样就更加均衡了塔壁的受力面,使塔的内部结构更加稳固,同时也使得登塔人在登塔的过程中能有更多的机会参观塔的内饰与墙壁上的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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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心里话,我对当地的文物保护水平不敢恭维,我在登塔的过程中看到塔内设有25个壁龛,内有彩绘、塑像等,但多数已经损毁,部分古人题咏的墨宝也被用十分粗糙的木框条加玻璃,简陋地罩上了,并没有作防尘处理,结果是玻璃上结满了厚厚的灰尘,根本无法看清里面的字迹是什么。几位姑娘正在用湿抹布在擦拭着墙壁上明代的古碑,甚至还有一位姑娘用一种很硬的棕刷,在用力地拓印着塔壁上的碑文。这不能说是对古物的保护,有可能还会对文物再次造成损伤。我们提出疑问,她们并不做答,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依然做着她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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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其地理位置也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在宋代,成为大宋王朝北部边疆的军事重镇。这高高的定州塔也曾经是宋军观望敌情的“料敌塔”。这就一难解释为什么塔周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铁匠铺式的民房了。
历史上的定州也曾遭遇过三次屠城。第一次是宋建炎三年(1129年),定州城被金兀术的军队攻破,金人进行了大肆屠杀,“丁壮毙于锋,老弱填于壑”;第二次是明初朱棣的靖难之役,燕南在朱家人争天下的过程中“赤地千里”,定州城又陷入灾难;第三次是明崇祯十六年,清军入关后大举进攻中原,定州城再次被遭殃。
在游历定州塔的过程中,我得知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曾经在定州担任过领导职务,凭苏东坡的秉性,应该在塔上留有诗篇才对呀,可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工作人员告诉我,苏东坡在定州的任职时间其实只有短短的八个月,在定州共写诗29首诗,主要有《松醪赋》、《鹤叹》和《雪浪石》,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定州塔的诗篇。工作人员还告诉我,尽管还没有不有找到苏东坡给定州塔留下什么诗篇,但他为定州留下了“四宝”,即“雪浪石、东坡槐、稻种和插秧歌”。
其实苏东坡到定州任职并非是什么担任封疆大吏的喜事,而是一种无奈之举。
苏东坡到定州之前一直在京城担任要职,可这一年对他而言有点流年不利,先是当朝皇帝对他开始不信任,继而对他一向十分支持的高皇后不幸去世,同时比苏东坡小10岁的妻子王氏也在这一年撒手人寰。一连串的打击令苏东坡有些心看灰意冷,似乎预感到自己的前途不妙。为了躲避竞争对手的打压,他连续上了三道奏折,请求皇帝放自己到越州(绍兴)去做官。可当朝皇帝把他派往到了边陲定州。
初到定州,不能说满目疮痍吧,可也是看着不怎么好,用苏氏的话叫作“不堪开眼”。于是他着手整顿军纪、访察民情、建立“引箭社”,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强军肃边。相传苏东坡在定州短短的八个月里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从南方为定州引种了稻种,使原来的涝洼地变成了水田;二是根据当地民间传唱的小曲,改编出了广为传唱的秧歌调。“蚊子咬哇蚂鳖钻,挠洼苦哇插秧难,眼看水荒变成米粮川,唱不尽的插秧歌,心里喜滋滋甜。”时致今日当地依然十分流行这种秧歌曲。
有一件事也许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小说《水浒传》中的高俅,曾经是苏东坡的贴身“秘书”。
高俅原本是苏东坡手下的一名小吏(书童),苏东坡觉得高俅“笔札颇工”,对他关爱有加,当皇帝赵煦下旨委派苏东坡去定州时,他的心中很是不情愿,便一拖再拖,不肯赴任。过了月余,皇帝又发文催其赴任,临走前,苏东坡为了高俅的前途着想,将高俅推荐给了与当朝皇帝赵煦有亲属关系的王诜。王诜与赵煦的弟弟赵佶关系非常好,谁知道这赵佶后来当了皇帝,也就是宋徽宗。于是高俅也就一路高升,官至太尉,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大官。
其实历史上的高俅并不像小说《水浒传》中写的那么坏。擅长踢蹴鞠只不过是他的一项爱好,可这爱好恰与皇帝相投,于是便近水楼台先得月,一路高升。别说在封建年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即便是在今天,领导喜欢唱歌,便热衷于练声,领导喜欢打球便投身球场的又何止一人?因此而腾达者俯拾众多矣。
历史上的高俅善于讨皇帝的欢心,他在军队中经常搞一些华而不实的竞赛,先是吹吹打打,然后是花样百出的游戏,看上去十分热闹,但是“银样腊枪头”,中看不中用。可是就是这样“样子货”哄得皇帝开心,自然言听计从。他的这一套打起仗来自然是一败涂地。
但他也讲义气,对他有恩的人念念不忘。苏东坡等人落难时都曾接受过他的帮助。因此,当后来宋钦宗上台时将童贯等人以“六贼”之名处决时,高俅逃过了一劫,最终病死。
甚于《水浒传》中林冲等人物则完全是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了。正如金圣叹在评品《水浒传》时所说的:“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便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可见艺术加工来自生活而高于生活,写高俅是为了衬托出一百单八将的伟大。
呵呵,有点扯远了。其实历史就是一镜子,可鉴人、鉴事、鉴世界。当我站在高高的定州塔上的时候,我所看到的又何止是眼前的风景?那河北大地上吹来的阵阵季风,是历史的回声,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风中游定州塔,回望历史有感》
郡城南面梵王宫,
突兀浮屠倚半空。
寇水无波映倒影,
恒山有翠接巍峰。
顶安珠树托朝旭,
檐动金铃送晚钟。
迎风登临穹隆处,
似疑身居碧虚中。
旅游小贴示:
1、交通:从北京、保定、石家庄均有到定州的火车和汽车。从定州火车站坐1路公交车到移动公司站下,走约700米即到开元寺定州塔。
2、美食:定州八大碗、芝麻片、玉米雪里蕻菜团子、碾碾转、手掰肠、定州焖子、钢炉烧饼、毛头丸子、清风店小驴肉、清风店烧鸡、疙瘩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