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岚 《大像记》碑校勘稿（书法）
天下奇碑——韦皋《大像记》碑

天下奇碑——韦皋《大像记》碑

韦皋是唐德宗贞元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大像记》是他主持建成乐山大佛后所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省称。乐山在唐代称龙游,隶属于嘉州并为其州治所在地,凌云寺在当时为州属大寺,故乐山大佛建成时始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从该碑所经历的曲折离奇历史来看,它当属“天下奇碑”之列。

一、镌刻危崖的古碑

《大像记》碑所镌刻的内容,是始于开元(713-742)初,迄于贞元十九年(803),历时达九十年建成乐山大佛的经过。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大体上与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的时间相始终,是高僧倡导、信徒响应、官府资助和朝廷支持才得以完成的杰作。据该碑题记所示,它镌刻的时间是“贞元十九年十一月”,距今已近1200年,是一通年逾千载的古碑。

韦皋刻碑的目的,在于表彰凿建大佛的壮举,即《大像记》碑所谓“爰记本末,用昭厥功”是也。他之所以有此举,显然是受了南北朝时随着佛教造像发展而兴起的题字纪事风尚的影响。因凿建佛像的题字,最初是为说明建造时间、佛像名号与供养人名的题记,后来就演进为记述凿佛缘起和建造经过的碑刻。“其题字之制:摩崖刻者,凿石为龛,题字皆在龛之上下左右。……若特建大像,而别立碑刻以记之”(朱剑心《金石学·说石》)。由于乐山大佛凿建于凌云山栖鸾峰临江峭壁的石窟之中,故《大像记》碑自当镌刻在石窟外侧右壁的危崖之上。

韦皋《大像记》碑是一通具有唐代典型风格的摩崖性石碑。它“就其山而凿之”,依伴原生山体而存在,凭借碑体的形制并通过界沟而与相邻的崖面区分开来。它的形制,根据现存碑盖为卧龙高浮雕的造型,可以推测最初可能为“龟趺螭首”。只是因年深日久,其底部的“龟趺”已完全毁损,这也可从其残损的状态中看出。正是由于该碑的特定形制,才使它与一般摩崖石刻有所不同,因为后者通常没有固定的格式,虽有“犹碑也”之说而实际是“非碑也”。同时,它又具有只有碑面而无碑阴的特征,故有人又将其误认为是一般石刻。

二、硕大无朋的巨碑

据文物工作者测算,《大像记》碑的残高达6.6米,碑宽也有3.8米(唐长寿《乐山大佛试探》)。依此计算其面积竟为25平方米有余。像这样巨大的石碑,在当今存世的古碑中是极为罕见的。据说唐玄宗《华山铭》碑,高度有四丈多,其时号称唐代第一,但它是用几块大石垒砌而成,后来又毁圮于兵燹。现存河南嵩山立于天宝三载的《圣德感应颂》碑,整块碑石高约9米,自然属于巨型古碑之一,但作为立石碑使其宽度受到一定限制,相比之下其面积就较《大像记》碑为小。

《大像记》碑不仅碑大,其所刻字也很大。书碑并篆额者为张绰,初为韦皋节度衙门中的“随军、知表记、登仕郎”,唐廷于贞元十三年(797)从吐蕾手中收复巂州后即出任所辖苏祁县(今西昌市礼州镇)之县令。他可能取沐源道从成都沿岷江到今犍为后再西南向溯马边河翻越大凉山赴任。当途经嘉州时“大弥勒石像”的佛体已经完工,于是他写了《题凌云大像》一诗:“梵相形仪髻覆天,宿王华智等齐肩。乾坤作殿古今固,日月为灯昼夜明。雷震长空鸣法鼓,云生大野霭炉烟。法身充满周沙界,何止三千及大千。”(汪岚《历代诗人咏大佛》)当大佛全部建成时,他奉韦皋之命承担了书碑的任务。不过,他不可能亲往嘉州危崖“书丹”,这是当时争取南诏、对抗吐蕃的形势所不允许的。很有可能的是,张绰在任上接到命令后,当即另纸将碑文“一气呵成”,然后经成都转嘉州交专司其事的“节度衙前逐要许□”,再就地找书家按需要逐字放大,并由工匠依“大样”钩摹镌刻在摩崖碑上。据目及者谈,碑字的字径约在四五寸之间,略与一般饭碗的口径相当。像这样大的碑字,在我国古代有着较长碑文的纪事纪功碑中,显然是很难找到的。

面对巨碑,人们自然要探索其缘由。一般认为这同盛唐追求雄伟壮丽的风尚有关。唐代凿建的高大佛像,远比前朝为多,且遍布南北各地,就是这种世风的表现。因此,在乐山大佛石窟外侧宽阔的崖面上,镌刻出巨型石碑来当属必然。也有人认为这与该碑记述的对象是世间最大的佛像分不开。既然刻碑是为了表彰凿佛的壮举,而这大佛又是“极天下佛像之大”,那石碑也应当巨大才能与之相称。还有人从识读碑文角度对镌刻如此巨碑作出说明。因为,该碑位于临江峭壁之上,人们只能从江上舟中才能直面石碑,这自然加大了阅读的距离,于是只好加大碑字和拓宽碑面,这就必须镌刻巨碑了。

三、享誉国中的名碑

韦皋的《大像记》碑,因以巨型石碑记述巨型佛像,故一直为人们所瞩目和关注。从两宋开始,它即以不同的形式,并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各地广泛流传。

先得到传播的可能是“碑目”。最早记载《大像记》碑目的,当是北宋元佑年间(1086-1093)州守吕昌明所撰之《嘉州志》。同时,喜好书法的蔡京曾短期出帅成都,经他授意幕僚刘泾辑纂府县碑版幢柱,后遂撰成《成都刻石总目》一书,著名的《大像记》自会列入其内。可能以此为据,在郑樵《通志》卷73《金石》中,才有“大像碑,张绰书,嘉州”的明确记载。到了南宋末期,王象之可能以州守郭益《嘉定志》所载“韦皋所撰《九顶大像记》”为据,在其《舆地纪胜》的《碑记》之中,将“《韦南康大像碑》:在凌云寺大像之左”记入。

接着得到流传的可能是《大像记》碑文的“拓本”。据赵明诚《金石录》二千卷目录中第1660~1664卷碑目及其下所记:“唐《凌云寺石像记》,韦皋撰,张绰行书,贞元十九年十一月”,可知其时他是拥有五大卷的《大像记》碑的拓本的。又据南宋周煇撰于绍熙中之《清波杂志》的记载,称有“郑旸集荆、襄、川、蜀金石刻为《五路墨宝》;既录碑之全文,附以己说,……类为数巨册,考证良备”(朱剑心《金石学·通论》),其中无疑包括了当时颇具盛名的韦皋《大像记》碑文。而南宋高邮人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所记的:“《嘉州凌云寺大像记》,韦皋文,张绰书,其碑甚丰,字画雄伟,顷于潘义荣处见之”,也说明当时碑文拓本已在江淮地区流传。

然后就是从明代开始由地方志书“录文”流传的出现。对于《大像记》的碑文,如果说宋代州志因其简要只能录目的话,那末到了明代则因州志篇幅扩大而能够录文了。明成化年间(1465-1687)魏瀚续修的州志虽已不存,但他主持重刻《大像记》碑则表明,在其志书中最先全部载录碑文是毫无疑问的。从明万历年间(1573一1619)开始,全文辑录韦皋碑记于《嘉定州志》之中,就成为编纂者们的一种传统,从清代至民国几次编写的省、州、县志,皆在有关部分将该碑文收入。

四、再三重刻的奇碑

在《大像记》碑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再三重刻其碑文要算是它特有的现象了。这几度重刻,展示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遗产按各自的需要所采取的积极态度。

首次重刻是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魏瀚主建的《大像记》“立石碑”。由于宋元之际的战火使韦皋摩崖碑隐没于岩畔的荆棘中,而明代佛教徒朝拜名山风气发展又需要了解大佛的建造历史,当重视文治教化的魏瀚出任嘉定知州后,即根据字迹已开始漫漶的“《大像记》遗刻”重刻了碑文(尹东郊《重新凌云寺记》)。该碑的位置,据清乾隆进士张洲《游凌云记》的从山门“东折见韦南康大像碑”,说明当在今天王殿外的空坝中。其形制规模,可能与立碑者常真十三年后另刻的《重新凌云寺记》碑相当,因后者尚存,故知其为高约9市尺、宽约4.5市尺的“圆首方趺”碑。在明清时期,它曾吸引过众多的大佛瞻仰者,并被当作韦皋《大像记》的原文收入地方志书之中。民国《乐山县志》中尚载:“今寺门所立,乃明州牧魏瀚所建”,表明它经过了400多个春秋,直到本世纪30年代因凌云寺时有军队进驻而移作他用遂导致毁灭。

再次重刻是民国乙酉年(1945)由凌云寺住持果静主建的《大像记》“嵌壁碑”。在魏瀚“立石碑”毁灭的情况下,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内迁的达官贵人和文化名人到大佛乌尤观光,以及本地的民众特别是中小学生的前往游览,这就推动果静延请乌尤寺净业沙门释宏善(遍能)补书并招聘成都匠师杨执中镌刻了该碑。这是一通高88厘米、宽256厘米、碑面约2.25平方米的长方形“石碑”,它横向镶嵌在天王殿外测左边墙壁上,碑字按每行17字、分50行从右到左排列,形制已经脱离了古碑的样式,与摩崖碑一样也没有碑阴,只是因其所刻内容与所置地点将它称作“嵌壁碑”罢了。虽然该碑由于传抄等原因在文字上有一些变化,但在基本方面仍保存了韦皋《大像记》的内容,故能经常见到在碑前驻足留连的人群,由此可以觉察到它在其存在的半个世纪里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次重刻是1994年由乐山市大佛乌尤文管局主建的《大像记》“仿韦碑”。该碑是适应因旅游事业蓬勃发展而组建乐山大佛展览馆的需要才镌刻的。由于它镌刻时所依据的碑文,是根据原碑的碑版照片并参照地方志书记载校勘所得,因而它能帮助游人更准确地了解大佛建造的有关内容。

五、尚需研究的残碑

镌刻危崖的《大像记》碑,由于岩体的坚实与位置的险峻,终于保存了下来。但千余年风风雨雨的侵蚀,却使其上的碑字严重漫漶而难于辨识。可是,在原碑拓本因“其碑甚丰”和“字画雄伟”而失传与志书记载因碑文重刻和传钞错讹而有误的情况,细心研究这碑文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幸好,乐山市大佛乌尤文管局采用分区摄影法拍照了整个碑面,乐山市中区修志办在其所编《乐山历代诗集》中以16开大的三页页面刊载了拼接的碑版照片,这就为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以此为基础,人们在该碑文字的校勘方面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同时也说明了尚需作进一步的努力。就进展而言,可以从魏奕雄在《大佛乌尤诗文选注》中关于韦皋碑记的“说明”里看到:韦皋原碑的“题目为《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与府志、县志所载题目《嘉州凌云寺大像记》不同”;“府志上‘古佛石像’、‘作古佛像’两处,碑上为‘弥勒石像’、‘作弥勒像’,与题目保持一致”;“碑上最后一行‘节度衙前逐要许……’是以往任何版本都不曾有的”等等。就尚须努力而言,可以从毛西旁根据碑版照片,参照万历《嘉定州志》钞本、嘉庆《凌云山诗钞》和《四川通志》以及同治《嘉定府志》和光绪《乐山县志》等木刻本所作的对比校勘中觉察到。

在碑文的补阙方面,笔者认为也有一定工作要做。据初步探索,张绰所书碑文与题记共有864字,竖行从右到左分26行排列,其中除首行碑题11字、第20行因提刻“天子”故仅28字、末行刻剩下的20字外,其余23行都有35个字。以此为线索,先将碑盖保护较为清晰的文字(每行首字或第二、三字)与其他地方能辨认的文字定位,再参照地方志书所载文字弄清碑上相应位置处的模糊字迹或已消失的碑文,然后对碑面难辨且志书无载的“空位”就需根据前后文意和对应句式来补入阙文了。这样的阙文,现察觉的有三处:一是第6~7行的“若广开慈容,□廓轮相……”;二是第12行的“故哲圣因其所欲,□□□□□,示之以进修”;三是第19行的“开元中,□□诏赐麻盐之税,实资修营”。这些阙文,是否需要补入,拟补入什么文字为好,自然是应予探讨的。

对于释注碑文的问题,虽然已有不少人在这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但仔细分析却发现仍待进行新的努力。原因是,谈论凿佛缘由的《大像记》,文中的基本概念和术语自然多为佛家之言,可是有释注者却以儒家索引之法解之,如碑文首句“惟圣立教”的“圣者”所指即释迦牟尼,但引“赵歧注《孟子·尽心下》:‘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注之似乎就无必要。又碑字中有使用古意者,有人却以今天的常用意解之,如“没日漂山”句的“没”字,按《小尔雅广言》作“终”意解就容易理解,但有注释者却将其解作“淹没”、“掩蔽”而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另碑文在传钞时,还随意地使用了一些同义词、近义词或通假字,这在释义时也需根据原碑予以说明的。

总之,在古碑中,《大像记》碑确有许多奇异之处,这是值得探讨的。这里涉及的只是一些皮毛,权作引玉之砖就教于方家学者!     （汪岚注：这篇文章是转载的，作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