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有个三十岁的远房亲戚跟我说：“你现在不要太狂妄了，等你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一事无成，你就老实了。”

这个远房亲戚后来喝醉酒骑摩托，在国道上被一辆卡车撞了一下。从此变成了一个反应迟钝的傻瓜。

我结婚的时候他来了。面带微笑，拿着厚厚的礼金。一把拉住了我妈的手，只能缓缓说话。但乱哄哄的酒席现场来不及等待一个残疾人表达内心。我妈只好打断，反复和他说，“孩子，我都明白。”他眼圈红，用另一只手按住我的肩：“长大了！”

他乃是我妈的表侄，靠着拆迁有了一些钱。后来我知道他送来了上万礼金。

“他还是不傻啊。”我妈说，“他从小就是最聪明的一个。”

“嗯，怎么就被车撞了呢？”我问。

“不知道。夜里国道上没路灯，不知道怎么被卡车给挂了一下。后来有人经过看到他躺在路边，摩托已经稀巴烂了。”

“听说是酒驾？”

“他喝了一点。当晚医院就给我们打电话，赶过去看他，脸已经摔烂了。他老婆都哭昏了。当时觉得他活不了了。没想到后来又救过来。人啊，生命力真顽强。”

“那个肇事车呢？”

“找到了，赔了一些钱。可机会也是毁掉了。”

“恢复好了不能再去吗？”

”脑子受影响，课都教不了。那就不提了。”

他乃是一个教师，在乡镇里教书多年。在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亲属多方打点之后，终于在中年得到了一个调回县城的机会。但这机会需要他去省城接受一个短期的培训。去培训的前一晚，他遭遇了这个事故。

他的脸上留下了一条可能以后都不会消去的疤。婚宴到后来，他喝多了，终于争取到发言的机会，他缓慢的结巴，翻来覆去，表达了如下几个意思。

“我表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这次我表弟办婚事，我包了个大红包，我觉得我做得对。”

“我近来深入研究福利彩票，已经快要中五百万大奖，中了以后，一百万给表姑，给表弟在上海买房，四百万汇给伊朗，鼓励伊朗继续反对美国。”

“多年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表弟赶快结婚，现在他结婚了，表姑也安心，我也安心。”

“表弟你快点生孩子，快点生孩子。”

他一边说，一边拍我的肩，并伸手抚摸新娘子的头。他激动极了，新娘的头饰也被他扯歪。他脸上的疤痕与时间撕裂者般的语速，让大家都陷入了尴尬和紧张。

后来他跟我拥抱。我看他转身离开，觉得有点疏远，又不知该如何亲近。

他本是我姻亲里少有的文化人。我妈是出身县城南关的回民。在我们那儿，回民都是做小生意的，宰牛，宰羊，开烧饼摊和面条铺，经营饭馆或旅店。见世面多一些的老表，也无非是从其他民族地区贩了干货回来卖，在我们那里，已算得上”走南闯北”。这里是豫西南山区，大山造成了显著的隔绝效果。成年后，我每一次回来，都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他，我的远房表哥，从小聪明，读书不错，初中的时候还被一个书法家收为弟子，写得一手好字。师范读完回家做教师。后来他挣扎于从乡镇回县城的渴望。在我读书的时候，他经常来访，托我父母打探询问消息，谋求转职可能。他从未空手上门，总会拎一点礼物。不是乡下亲戚上门常送的米、面，而是花了心思的一些：猕猴桃，山茱萸，新近流行的饮料，或是其他紧俏山货。

我妈总是训斥，推托，令他必须拿走。有时甚至说出“再这么见外就不要上门”的狠话，可他并未听进。我总是难以理解这种来回里包含的玄机，只是看到我妈不断地想法回礼，哀叹“他怎么这么困难。”

他总是穿一件旧而宽大的西装，下面是一条颜色并不匹配的西裤。每回进门，都会紧张的询问：“这么干净，要不要脱鞋？”他会偶尔和我说话，但我直觉与他有深深地隔膜，并且有些怕他。我知道他是老师，但不知他和我学校里的那些有什么不同。

我母亲禁止我喝那些他送来的饮料，因为“这些我还是得想办法回给他”。多年来，我一直听父母在讨论“怎么才能把海涛调回来”。

再后来，他开始带着一个女孩子一起来。她看起来很面嫩，个头和他差不多。我不知道她叫什么，我听我妈叫她“琴”。琴是海涛的女朋友，很快就变成了老婆。

他第一次调动在结婚后不久。但这次调动未竞全功，只是把他调到了离县城近一点的乡镇。不过总归好过遥远的北山。

在他新工作的学校附近，有我们家族里的一套空房。这房乃是90年代我祖父生病时，由在外省工作的伯父出钱购入，乃是为了方便照顾病人。后来祖父过世，这套房子便空置下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便给了海涛夫妇居住，且并未讨论过房租事宜。

那时起，他与我家的关系变得更为亲近，走动也渐渐变得更多。再后来，县城发展，路修到乡里，他进城也越发方便。那是我高中时节，中午放学回来，常常能在客厅里听到他爽朗而嘹亮的声音。

“姑，我走了，下个星期我再来看你。”

“好，我给琴做的那几件衣服你给她试试，不合身拿回来我再改。”

“好，好！”

那时，他面对人高马大的我，总是匆匆而过。我会单调的跟他打招呼，露出微笑。但有一种奇怪的气氛在我们之间。

在我出门读大学的时候，总是能断断续续从电话里知道他的近况。我妈表示，“你要跟他打打电话，以后都是独生子女，这些兄弟，都是亲兄弟了。”

我则报之以“不知说什么好，年龄毕竟差得有点大。”

在2000年刚出头的时候，他借走我家的房权证做抵押贷款，买了一辆土方车，决定去做工程。

“那他不当老师了？”

“托人找关系，办了个停薪留职。”

“为什么要干这个啊？”

“他没钱啊，想挣钱。建三峡要拉土方，他要去湖北了。”

“他用咱家房权证没有问题？”

“放在那里反正也没有用。”

怂恿他干这个的，乃是同一个大队的回民街坊。那是个人精，早年开旅社，后来跑贸易，在鹳河路上开着一个土产门市。“南关很多人都发财了。”我妈在电话里转述着，透过电话线，我几乎能闻到人民币的味道。

海涛本是给家族“改门风”的一个典型。过去时常在南关听到人们议论他“起码不宰羊了”，在南关的价值观里，这就是成功，“比他老子强”。可是不，时代变了，他还是要一头扎进火热的商业世界。也许血液中始终有这种因子在跳动——总是难免的吧，我整个姻亲家族的年轻人，其终极理想，无不围绕着“开一间自己的店”展开，但这种追求own business的情怀在当时并不时髦，只不过彰显了对未来的悲观。

他雇了一个司机，开着一辆大车，从宛西出发，经由邓县，襄樊，直下宜昌。一个常年教授中学语文，业余喜欢打乒乓球、练书法写大字的山区回民青年，怀着改变命运的梦想，舍下自己刚结婚没几年的老婆，跟着一个骗子，要从事自己从未了解过的挖土方工作。谁都能看出这只会是个悲剧故事的开头，但当时没有人能说服他。要是他一旦成功了呢？整个家族，没有人不需要这样一个奇迹，这样一笔钱。他也表现出了足够的毅力和决心，他学会了驾驶这辆大车，他将和他请来的司机换着开，这将有效的降低成本。也许真的可以赚到钱？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山区百姓，一辈子也碰不上几次三峡这样的大事，要抓住机会啊。

后来的经历主要来自他点滴的反馈与我母亲的转述。他到三峡后就和那个街坊分开，他需要自己去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复杂世界，要面对听不懂的湖北话，略微能猜到意思的陕西话和四川话。由于穆斯林的身份，他吃饭也成了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后来他的胃也因此坏掉了。

各地老百姓都欺生。一个河南人，在这个以周边省份工人为主的工地上非常的不受待见。“听说你们都是骗子？”不断有人略带讥嘲的这样问他。欺负他是个戴着眼镜的，奇怪的书呆子。

他开始觉得自己错了，但又不得不坚持下来。他一个星期给我妈打一次电话。说赚不到钱的事情。

其实事情根本就没有上正轨。一起拉土方，但没有人给他钱。他只能空跑。他混在里面，等着奇迹出现。他还在支付司机的工资，他的本钱一点点的在变少。驾驶的环境也是前所未见的，他低估了蜀道的难，他以为自己在伏牛山区的少量的山路经验可以应对，但其实根本不行，他自己完全没有办法驾驶，只能完全仰赖那个请来的司机。

我没有坐汽车去过四川，我不知道那种公路会可怕到什么状况，但我知道伏牛山——这个秦岭在河南境内的延伸段，其路况是多么的可怕，那种一个接着一个的360度急弯，突然出现的对开车辆，常常会把坐车的人都吓出一身冷汗。而整个童年，最可怕的惨剧故事往往都来自于那些跌落深渊的长途客车。

后来，在快到一年的时候，在他绝望的边缘，一个机会出现了。一个陕西人站了出来，因为海涛努力的和他交好，而他终于决定可怜这个不合时宜的河南小伙子。陕西人表示他认识收土方的会计，承诺在接下来会去打招呼，支付费用给他——还有可能把之前的钱也都算上。他在第一时间给我母亲打来电话，传达这个喜讯。

但接下来不到一天时间，他打来了第二个电话，并在电话里嚎啕大哭。

在拉完一天的土方之后，他在卸货处等待那个陕西人出现，但一直没有等到那个人的车，他绝望之余，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开始原路返回，并细细打听，最终在一个悬崖前看到了那辆跌下去的，挂陕牌的大车。他说那一刻他浑身发软，跪倒崖前。他说那一刻天色已经向晚，山风呼啸，路上不再有活物，除了他也没人理会那个跌入深渊的陌生人，甚至人们都不知道之前这里刚刚毁灭了几条生命。他崩溃了。

我妈在电话里跟他说：“回来吧。”

他没有休息，辞掉司机，连夜开回家。他卖掉土方车，但也没有办法还严银行贷款。他回学校继续教课，没多久，琴生下一个儿子。而那个介绍他去三峡的骗子从那以后居然彻底消失，再没有出现。

“我现在看出来，觉得他有个很大的问题。”我母亲后来在电话里说。

“什么问题？”

“他不实在，看不起小钱。”

“是吗？”

“南关这些人，哪个不是从小钱挣出来的？都是要饭的小生意，一碗碗烩面，一个个烧饼攒出来的。他等不及，非要挣大钱。”

“好像运气也不大好……”我微弱的想帮他辩护。

“谁运气好？运气好就不托生在我们家了。祖祖辈辈都是做小生意的，他非要弄个大的。宰羊他看不上，教师他看不上，开餐馆他也嫌不挣钱。后来他回来，我帮他一起盘他去湖北这一年的帐，发现他真的是大手大脚……”

“你又不在现场，你也不要说他……”

“我当面哪里敢说他，我就电话里和你说说，他那个表情，我啥都不敢说，琴找我哭了多少次了……”

教师的工资对于他巨大的负债来说过于微薄，他没有放弃过做生意的想法。他大约是自己默默地藏了一些余钱在身上，不和别人打招呼，开始自己盘算着挖矿，投资餐馆，甚或是赌博。县城太小，这些举动都无一例外的被亲属们发现，招致无数次的纠纷，而他始终也没有挣到什么大钱。

等我工作后，他跟我来电话，问我借一些钱，每次数目都在2000-5000左右，并叮嘱我不要告诉我母亲，我也都依约瞒下。但他再也没有归还。我回想起那个站在我家门厅里穿着旧西装的年轻人，也没有去要。

多年来，我母亲总在每个周六跟我通电话，有一天工作日里，突然看到她发来信息：“儿子，能通话吗？”

又是他。

“他要自杀。”

“为什么？”

“你听我说，一开始都不知道为什么。起因是他儿子入学需要钱，琴问她要，他说他的钱借给队里的某某某了。琴说那明天早上我陪你去要。”

“嗯。”

“早上走到半路，他就要往河里跳。”

“也不要把他逼得太狠……你借他一点？”

“我心里能没数？借多少了？你爸都不知道！但房产证都还在他那里，还能怎么借？”

“后来劝回来了？”

“还没完。后来我找他聊天，想问问他怎么了，顺着河边走，我还没问什么呢，他又要跳。我急了，就逼问他，问他到底怎么了。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他突然没有性功能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没有了，他突然不跟琴过夫妻生活，琴也不敢问，他自己又不说。”

“去医院检查啊……”

“他自己偷偷去查了很多次，没有查出来，只能说是心理原因。然后他就想死了算了。我就劝他，说你那个孩子才多大，没爹了多可怜。”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已经查出来了，才给你打电话说的。前面送到郑州查的，专家会诊，最后在他脑垂体里查出来一个瘤，已经开刀割掉了，好了。”

“怎么会长了这么一个东西啊？”

“不知道，我估计还是他在三峡那一年落下了什么病根，把身体累坏了。”

“唉。”

“我就跟你说说，你也不能让他知道你知道了。”

“我懂了。”

我依旧瞒着母亲我借钱给他的事情。

然后就是他终于转运了——也不知道算不算转运。他父母过世后，留在县城的老房子因为建设钢厂要拆迁，老门老户的大宅院，拆迁一下子补了很多钱。他还上了贷款，也还掉了我家的钱和房产证。大家都为他高兴。谁也不会一直倒霉的，一定是这样。

可谁能料到车祸呢？也许他已经安于乡村教师的生活了，可命运决定再给他一个机会，附赠玩笑。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他真的称得上一事无成——我也三十多岁了，已经没有了十五六岁时的轻狂，我知道他是第一个跟我说实在话的人。我半吊子一样的在外地混，只能说没有太糟，多年来，我时时因他那句话而警醒，警醒自己不要到了该收获的时候却两手空空。

“人啊，还是要踏踏实实……”

“我觉得他也不能算不踏实。”

“这辈子就这样了。”

“嗯。”

婚宴上琴和他的孩子都没来，说是去山里娘家了。听说他儿子跟他不亲。

“男人年轻的时候都不在意儿子。”

“是吗？”

“是啊，上了年纪才知道儿子重要。但建立感情就有点晚。他那时一直不着家，瞎折腾。”

婚礼之后就再没有联系。我妈来的电话也不再多提他。他终于不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了。我想他终于过上了应有的生活。

现在又是很多年过去，我离婚又结婚，各种事情也在我身上开始又结束。我没有能遵他的嘱生孩子，却似乎有一点点理解他。但依然没有搞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我总是想起他在我第一次婚礼上说的那些话，想起他激动，喝醉，又残缺的脸，想起他那个我只看过照片的儿子，想不知道他要到多大的岁数才能理解自己的父亲，不知道他会有怎样的人生——又会为了改变这人生经历怎样的旅程。

但我想起来，在我更小的时候，他在我家客厅也拍过我的肩：“你不要太压抑了。”他一边跟我父母道别，一边挺起自己的胸膛：“男人，要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