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末，读到柯文辉一篇《大师离席的世纪》。柯氏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前四十年不会产生大师。

就书画领域来说，柯文辉指出：“二十世纪堪称大师的，有黄宾红、齐白石、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关良、傅抱石、潘天寿、吴大羽。这个名单已经太多了，事实上，只有黄宾虹和齐白石真正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张大千的绘画有许多表演成份，可以预言，二十一世纪前四十年不会产生大师，这是一个浮躁的世纪，晚会、追星等等非积累性文化的世纪，港台流行文化，戏说、言情之风，中华民族真正的风骨无从表现，传统文化衰微，可以用一句话表达这种现状：会说外文的人比懂文言文的人多一千倍。传统文化的大师已经没有了。”

柯文辉进而提出：“我认为，未来的大师必须具备下面这些条件。1、提供前无古人的审美方式和审美内容；2、形成学派，在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3、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品，具有世界性威望。附带两条：一是反对复古，但知古、通古、出古；二是知西、通西、出西。还有一条：必须反映一个民族心灵深处划时代的悲欢。”

从那时起，我就存了个念想：什么时候找他本人碰撞碰撞。是年8月中旬，阅读冯其庸的诗词，内有赠柯氏一首，赞之曰：“飘然来去一真仙，何处春江抱月眠？”想来是位性情中人。查，柯文辉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崔自默是同事，于是，8月25日傍晚，向自默打听得柯府的电话号码，径直与之联系。

柯先生很爽快，说：要来，你今晚就来。

我9月1号去美国——他给出了理由。

当晚，在位于望京西区的一处单元房，我与柯先生见了面。他是1935年生人，没有什么显赫的学历，大概是自学出身。生命中最沉重的一笔，是1957年当了“右派”——他没说，是我从网上查到的。改正后的“右派”，缘于长达二十年的生活磨难，少数已学乖了，棱角全无，玲珑活套，关键时刻，表现得比左派还左（惊弓之鸟，为了生存，走向信仰的反面），多数还停留在当年敢讲敢言的梗直、率性，甚至更为火爆，柯文辉属于后者。他身材不高，圆圆的脸，头顶一马平川地向上秀出，双鬓雪白，下衬着一拂垂胸的银髯。在这一点上，他令人，不，是令我想起了张大千。

柯先生告诉我，他这辈子，可怜，只做了三个玩具：一、用现代散文叙述，戏曲对话，莎剧内心独白，构成史诗悲剧小说《司马迁》；二、借鉴古画论，原创写意诗境剧二十八出，总称《大师之恋》，题材，包罗古今中外圣哲艺术家与普通人，主题，生、死、爱；三、借鉴无韵赋及禅宗思维改造舶来散文诗，写成《禅师和少女》。柯先生直言不讳，他说：小说《司马迁》，出过四五种版本，最后一次，印了一千册，勉强卖完。其余两种，都只印了一千册。

曲高必然和寡，流行偏爱流俗。柯先生说：美容院最多的地方没有美女，大师满天飞的时代没有大师，炒作只能产生名人，不能产生名作。

我问饶宗颐如何？

答：清代袁枚有诗：“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

吴冠中如何？

答：诚恳，朴素，画流于小巧，散文有真情，晚年的言论，将比画的价值更大。

范曾如何？

答：流行人物。

王蒙如何？

答：角色比较微妙，晚年重心向哲学转换，娴熟利用媒体，知名度比当部长时还高。是否过分迷恋红尘，何必去讲那个哲学？可能比于丹、易中天来得自然，出名要适可而止。我有两句话，八个字，说出来让人不高兴，就是：想钱必累，好名必臭。

余秋雨如何？

答：很难定位，散文创作，第一本好些，以后，一本比一本差。作品难以传世，越来越善于玩世，真诚的东西很薄。

南怀瑾如何？

答：个人修持很好，层次比前面提到的那些人要高得多，是智慧，不是聪明。两个月前，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南怀瑾，南怀瑾问他：“你想干什么？”朋友答：“想做好人。”南怀瑾说：“做好人是不是有给别人看的成分？不如做好一个人。”

冯其庸如何？

七十之后，一般人都定型了，而冯先生的书画仍在向上走，他有书卷气。

你说9月1号去美国，是讲学吗？

答：不是，儿子在南卡罗纳州一所大学，搞生物物理，去看看小孙子。

隔天，也就是26日傍晚，我正在吃晚饭，柯先生的电话来了，他说，昨晚我走后，他一直在想我提出的问题，结果整夜失眠。他说我这题目很有意义，建议我去太原找一找张颔，搞古文字的，真正有学问的大家，人也很好，有官职不利用，住三间小房，地板翘起，就用伤湿止痛膏布粘一粘。太原还有一个，叫林鹏，治先秦史，有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是真正的小说原创，有书法理论《丹崖书论》，他的行草书也是全国一流。

柯先生说，你写这书，要有世界眼光，从总的趋势来说，科技经济的发达，把文化愈来愈挤到角落，不独东方如此，西方也一样，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八十年代以来，评出的小说，每况愈下，气象、格局愈来愈小。

柯先生讲得很多，语重心长（我能体会出他在电话那头的心情），我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握电话筒，没有作记录，事后回想，觉得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