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没有孤独就不能做学问

 

    

 

    香港人总喜欢将国学大师饶宗颐，和他另一位广东潮州的老乡李嘉诚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他们都说：要说挣钱，没有几个人能挣得过李嘉诚，而读书也没有几个人能读得过饶宗颐。李嘉诚出身贫寒，完全靠自身打拼创造了一个财富奇迹；而饶宗颐出身当地首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完全靠自学成为一代国学泰斗。

 

 

16岁撰志轰动中国

 

 

    饶宗颐字选堂，号固庵，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县（现潮州市）的一个大户人家。他的父亲饶锷兄弟四人，每人都开有钱庄，自己发行钱票，是当时当地不折不扣的首富。饶锷建有天啸楼，藏书数万卷，也是位学者。在父亲的影响下，饶宗颐自幼便泡在天啸楼的万卷藏书里。“那么多书，我整天看，就像孩子在玩。我很早就能写诗填词，中国历史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清楚，先后顺序不会搞乱。”

 

 

    从《资治纲鉴》到佛经，从老庄到还珠楼主，饶宗颐无书不读。有一段时间，这位聪颖过人的少年迷恋于武侠小说，甚至自己还写了一部《后封神榜》，那时他才十三四岁。“我的基础16岁之前就打下了。”采访中，饶先生多次提到“16岁”。16岁那一年，对饶宗颐的确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就在这一年，他的第一篇论文《潮州旧志考》，发表在顾颉刚先生主编的《禹贡》杂志上，这标志着他学术生涯的开始；同年，自幼丧母的他，又失去了父亲。父亲给他留下产业和一部未完成的书稿。“这两件事，我只能做好一件。我把他的学术继续下来，但是生意就没办法管了。”

 

 

    18岁，饶宗颐完成了父亲的遗作《潮州艺文志》，这部著作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学界，对后来的地方志编撰影响深远。

 

 

一生转折在香港

 

 

    来到香港并在此定居，是饶宗颐一生的重要转折。《潮州艺文志》被《岭南大学学报》破例用两个专号刊出，引起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注意。于是他聘请这位少年早慧的潮州才子任广东通志馆的纂修。当时中山大学地方志的藏书量非常丰富，仅次于北京，在全国占第二位。1938年，饶宗颐又受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本入侵，中山大学已迁往云南。饶宗颐去云南途经香港，大病了一场，他斟酌犹疑之后，决定还是留下来医病。

 

 

    在香港，他遇到了商务印书馆前任总经理王云五和大学者叶恭绰，以后，他帮助王云五编《中山大辞典》和四角号码字典，帮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有机会看到大量古文字材料和珍本，视野大开。“我很感谢叶先生和王先生，他们帮了我的忙，我不必再去中大。但实际上，我也帮了他们的忙，帮他们做了许多事。”1952年，饶先生进入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那以后，他真正进入了国际汉学界，去日本、法国、德国等地参加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寻访到大批海外的珍贵材料，并推出了《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等轰动国际学术界的著作。

 

 

    中国学界有“北钱南饶”的说法，“钱”指钱钟书，“饶”即饶宗颐。在学贯中西、融古汇今、博学多才、记忆超群方面，钱、饶的确有共同之处。但可惜的是，在饶宗颐频繁参加国际间学术交流，不断有新发现新著作的时候，钱钟书却正在咸宁干校劳动。“钱先生做学问的环境不如我好，我比较幸运。香港是个国际化的都市，说它没文化，这不对。”

 

 

    香港对饶宗颐非常重要，他在这里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而对香港来说，饶宗颐也同样重要，余秋雨有句话———“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只上过一年学的“百科全书”

 

 

    1962年，饶宗颐因在甲骨学上的贡献而获法国最高学术成就的儒莲汉学奖。1993年，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125年来索邦学院首次授予人文学科博士学位，也是125年来首次授予一个外国人。有人称他是“中国文史活的百科全书”，有人赞他为“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出自一位法国汉学家之口———“饶宗颐先生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老师，而且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

 

 

    很多人都乐于谈论的一件事是，这位后来名闻天下的大师，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仅仅上了不到一年学，他就回家了，学校所能给予他的，远远及不上天啸楼。后来有学者为此感到惋惜，其实这种特殊的经历正是饶宗颐日后能够在学界大放异彩的一个肇因。

 

 

    现代教育常常为人诟病的弊端之一，就是在强调学科系统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使各个学科相互割裂开来。著名学者曾宪通先生认为，饶宗颐先生的学术特点之一，在于他没有什么既定的非常明确的学科界限，非常善于通过多学科的互相渗透与沟通，在几门学科的边缘地带开辟新领域。

 

 

    做到这一点，需要扎实的国学功底、敏锐的学术眼光，但首先必须不囿成见，不在学科门类之间画地为牢。仅此而言，没有接受正规教育，或许正是饶先生之福，也是学界之幸。

 

 

人物档案:

 

 

    饶宗颐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又是杰出的翻译家。他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艺各个领域，精通诗、书、画、乐，造诣高深，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饶老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孜孜不倦，勇于探索，在学术和艺术等领域中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为潮汕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潮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饶老几十年来矢志不渝地进行“潮学”的研究和探索，使潮汕文化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大师的世界

 

 

    家学渊源和富裕的家庭条件，使饶宗颐从小便拥有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学习条件。1929年父亲饶锷在家中修建天啸楼用以藏书，收藏有近10万卷书籍。这座知识宝库成为幼时饶宗颐的乐园。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求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他仍然愿意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看书。

 

 

记者：您为什么觉得学校的教育不适合您？

 

饶宗颐：我认为那是一个普通的学校，社会学校。我要找我自己的天地。

 

 

记者：那个时候您看书，看得非常快？

 

饶宗颐：非常快。我有一天看几本书。很快，有很多能背。

 

 

记者：古人讲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是这样吗？

 

饶宗颐：我一目也可以十行没问题。

 

 

记者：可以达到所谓过目不忘？

 

饶宗颐：我不敢说了，但是一看我就知道在哪里哪里，我再找，就不用多少时间。所以非常奇怪，有一种神力帮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记者：那个时候对学校的教育，您觉得已经是完全接受不了。

饶宗颐：我根本觉得他们很肤浅的。

 

 

记者：可是像跟您同年龄的小朋友，能跟您玩到一块去吗？

 

饶宗颐：我这个人很孤独，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我自己就有自己的天地。很奇怪，我认为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这个孤独感很早就有，这个孤独感，就是天性。

 

 

饶宗颐到香港的时候，正是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文化空前繁荣的时候。抗战期间，大批内地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开展各类文化活动。饶宗颐踏入香港，正是踏入了一个活跃的学术氛围中。

 

 

记者：您在香港大病了一场留在了香港？

 

饶宗颐：本来我应该去中山大学，这个关键很大。

 

 

记者：为什么关键很大？

 

饶宗颐：因为去云南就是一个普通的教授。

 

 

记者：那在香港呢？

 

饶宗颐：我就呆在香港了，我可以做很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王云五借给我看很多甲骨的书，他还要我帮他做一件事情，因为他要写一字长篇，他要我写所有古书里面每一篇的提要。

 

这个很好，每一篇做提要，所以我再读经史子集。

 

 

 

 

记者：但是您好像没有提到那个时候的生活，生活是不是很艰苦？

 

饶宗颐：虽然艰苦，但是我有兄弟帮我的忙，住在人家的一个地方。

 

 

记者：住在别人家里？

 

饶宗颐：住在一个小房间，那个房间天地很大。

 

 

记者：小房间，但是您觉得您天地很大？

 

饶宗颐：我自己个人做什么研究，空间很大。

 

 

记者：我记得您曾经谈到这段时间生活的时候，您说过一句话，那个时候您就感到心无挂碍地去做学问，所以真正自己生活的变化，外界的变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饶宗颐：没有关系了，因为我很孤独嘛，很有意思。

 

 

1949年，饶宗颐正式移居香港。这之后，饶宗颐加大对敦煌学、甲骨学的研究。与大陆学者相比，饶宗颐身处香港，不仅没有因为种种原因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他甚至还可以接触到海外的汉学研究。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同时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这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饶宗颐：我心中就非常有一种不快感觉，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不读经了，但是日本人呢，失败以后，还是照样读经。我们反对古文尚书，认为古文尚书是伪作，他们照样念古文尚书，他们皇帝的年号都在尚书拿的，包括昭和，包括平成。

 

 

记者：就是您去日本的时候，发现他们汉学的研究，实际上他们很注重这些传统的汉学方面的研究，甚至有些工作要超过我们。

 

饶宗颐：我觉得他们研究的精神，比我们认真，而且还尊重这个经典。第一次去我就住在京都大学，我在看他们的甲骨文。

 

 

记者：看他们的甲骨文？

 

饶宗颐：京都大学的甲骨文，有几千片。他们都给我看。

 

 

记者：都给您看？

饶宗颐：都给我看，日本人那个时候还没有重视甲骨文，是我带起他们的。

 

我第一本书，就是《日本所见甲骨录》。

 

 

1959年，饶宗颐根据在京都以及多年来研究甲骨文的资料，编撰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甲骨文的内容多以占卜为主,饶宗颐从研究殷代占卜者入手,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全貌。此书一经出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因为这本著作的发表，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此后，饶宗颐曾多次到京都研究甲骨文，并曾几次都选择居住在京都近郊的三缘寺。

 

饶宗颐：那个时候我已经出名了，拿到法国儒莲奖，到了印度。那个时候我住在庙里头。

 

 

记者：我记得那个时候，您也是一个很孤独的研究者。

 

饶宗颐：我也是一个人，我在三缘寺，我每天都到人文科学的图书馆念书,晚上回来，我也很孤独的，没有问题的。我这个人就是不怕孤独，就是追求我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