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景眼中的王羲之

                                                        王家葵

陶弘景（456-536）兼具宗教家和书法家双重身份，他是道教上清派的大宗师， [1]同时又以书法驰名。王羲之（303-361）虽然也是道教徒，但所信奉的天师道与上清派有所不同， [2]正因为此，陶弘景对王羲之的评价，往往因语境而异，需要具体分析，方能了解弦外之音。

陶弘景亦以书法著称，早在齐永明十年（492）好友谢瀹作《陶先生小传》便称赞他：“善书，得古今法。” [3]梁代袁昂《古今书评》说：“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庾肩吾《书品》也说：“陶隐居仙才，翰彩拔于山谷。” [4]

陶弘景的书法流传不多，《宣和书谱》著录数件，均已亡佚，今存《瘗鹤铭》、《许长史旧馆坛碑》前数行、《停云馆帖》卷一“华阳隐居真迹帖”（图一），虽传为陶弘景书，真赝莫辨。 [5]通过文献，尚能了解陶弘景的书学渊源。

王羲之书法在其生前已经流行，东晋庾翼曾兴“家鸡野鹜”之叹；卒后盛誉不衰，刘宋羊欣乃有“古今莫二”之赞。在此背景下，陶弘景书学二王，应无疑问，因此卢仁龙在“陶弘景与书法史料钩沉”文章中说：“陶弘景早年书学渊源所自，归美二王，自非大过。” [6]结论完全可信。

有意思的是，陶弘景虽然书学二王，但在其道教著作《真诰》中，关于王羲之的议论，却丝毫不见有尊崇之意。

《真诰》是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以来（365），上清派创始人杨羲、许谧、许翙与“神仙世界”中的南岳夫人魏华存等上真“沟通”，所获降辞的陶弘景整理注释本。 [7]杨、许与王羲之同时，且许谧的兄长许迈是王羲之的好友，许迈去世后，王羲之曾作《许先生传》。

《真诰》降辞仅有一处涉及王羲之，卷十六云：“王逸少有事系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 [8]因为杨羲能够通灵，可以获得来自“灵魂世界” [9]的信息，故颇有信仰者前来询问亡者的情况；杨羲模拟上真的口吻给出答案，书写出来，便是“降辞”。这一条当是王家的后人在王羲之去世以后，从杨羲处获得的降辞。

陶弘景对这段降辞有长篇注释：“即王右军也，受时不欲呼杨君名，所以道其字耳。逸少即王廙兄旷之子，有风气，善书。后为会稽太守，永和十一年去郡，告灵不复仕。先与许先生周旋，颇亦慕道，至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今乙丑年，说云五年，则亡后被繋。被繋之事，检迹未见其咎，恐以怼憾告灵为谪耳。”

古代讲究“称名不敬”，针对降辞称“王逸少”，而不若其他降辞直呼亡者姓名，陶弘景专门注释说：“即王右军也，受时不欲呼杨君名，所以道其字耳。”意即上真在此处不用“王羲之”，并不是敬重王，而是不愿意冒犯杨羲“羲”字之讳。由此证明，从宗教感情出发，杨羲在陶弘景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王羲之。 [10]

正因为此，陶弘景在《真诰》中颇为杨羲的书法叫屈。《真诰》卷二十说杨羲“工书画，少好学读书，该涉经史”，卷十九专论书法：“又按三君手迹，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郗法，笔力规矩，并于二王。而名不显者，当以地微，兼为二王所抑故也。”意思是说，杨羲的书法出于郗愔（313-384）， [11]水平可以与二王并驾，只是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名声不著，一者门第卑微，一者被二王刻意压抑。

杨羲书迹留存至今者，仅有小真书《黄庭内景经》一种（图二），多见于明代刻帖。就书法水平而论，这份《黄庭内景经》与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相去甚远，如果确实出于杨羲的手笔，只能说陶弘景被信仰蒙住了双眼。

在陶弘景之前，南齐道士顾欢也曾搜集降辞，编辑为《真迹》，并以王羲之为许迈所作《许先生传》冠首。陶弘景对此颇不以为然，《真诰》卷十九批评说：“又先生（指许迈）事迹，未近真阶，尚不宜预在此部，而顾遂载王右军父子书传，并于事为非。”究其原因，仍然是王羲之、许迈所信仰者为天师道，与杨许新创立的上清派，“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陶弘景是不是真的不以王羲之书法为然呢，当然不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陶主要以书法家的身份来讨论二王书法高下，右军书迹真赝。 [12]

宋齐以来，王献之的声誉居王羲之之上，如《南史·刘休传》说：“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轻，不复见贵。”虽经过刘休等人提倡，至陶弘景时代，仍然是“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13]因此，梁武帝作《观钟繇书法十二意》，钦定书学座次：钟繇第一，王羲之第二，王献之第三，陶弘景在《论书启》中赞赏说：“使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进退其间，则玉科显然可观。若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沦迷矣。”意即若非梁武帝之拨乱反正，王羲之的书名将永远沉沦。

《论书启》将王羲之书法分为三期，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其中关涉最大的，是末年代笔人问题。

末年代笔人的观点令人惊诧，颇有必要加以辨明。这种说法不符合“人书俱老”的论艺传统，既与此前人士对王羲之晚年书法的评价相左，也少为后世论书者采纳。如刘宋虞龢《论书表》说：“二王末年皆胜于少……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又说：“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而北宋曾巩《墨池记》也有“右军之书晚乃善”的论断。

那么，末年代笔之论又是从何而来，目的何在呢？《论书启》在“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之后，接着说：“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则代笔之论似乎由梁武帝“发明”，陶弘景只是重述而已。

在梁武帝而言，杜撰一位并不存在的“代笔人”，并让这位“代笔人”成为王献之的老师，可以起到割裂大小王之间“正宗嫡传”关系，从而降低小王的影响力。不特如此，也抹黑了王羲之晚年书法，按照《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的说法，王羲之学习钟繇皆能“势巧形密”，而自运之作不免“意疏字缓”，并刻薄地说：“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这样做是为了抬高钟繇的地位，故在此句之后明确说：“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

在《陶弘景丛考》中，我专门举证，“梁武帝如此之推美钟繇，确很难说是出于书法的原因，褒钟其实是为了贬王，结合前述王羲之家族的道教背景，不难看出，贬王的真正动机是排道。” [14]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形势下，陶弘景只能表面上迎合梁武帝的意见，暗中抗争。

梁武帝虽然推美钟繇，其实连钟繇的真迹可能都没有见过，据虞龢《论书表》称：“大凡秘府所录，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这是刘宋时内府收藏钟书的情况，迭经宋齐变迁，钟繇真迹已无只字得存。陶弘景在《论书启》中乃故意试探梁武帝：“今论旨云，（钟繇）真迹虽少，可得而推，是犹有存者，不审可复几字。既无出见理，冒愿得工人摹填数行。脱蒙见此，实为过幸。”意思是：皇帝您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提到，“钟繇真迹存世虽少，但笔力可以想见”。按此说法，内府还有钟繇的真迹留存，不知还存有几字。固然不敢求观真迹，希望令人双钩数行，也让我一饱眼福啊。

梁武帝只好承认：“钟书乃有一卷，传以为真，意谓悉是摹学，多不足论。有两三行许似摹，微得钟体。”即内府也未收藏有可靠的真迹。

陶弘景又问：“逸少学钟，势巧形密，胜于自运，不审此例复有几纸。垂旨以《黄庭》、《像赞》等诸文，可更有出给理？自运之迹，今不复希，请学钟法。”这是很技巧的一段话，白话言之：如皇帝您的意见，王羲之学习钟繇的作品，“势巧形密”，远胜于创作，不知这类作品内府存有多少？如《黄庭》、《像赞》这类作品，可否赐我一观？至于王羲之“自运”之作，就不看了，还是遵旨学习钟繇吧。这段话里，陶弘景有意将王羲之的重要作品，如《黄庭》、《像赞》等纳入“学钟”的范畴，即希望能确保这些精品属于“势巧形密”之作。

在另一封信中，陶弘景继续追问：“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审犹得存否？”又一封信则道出欲观这些精品的缘由：“惟愿细书如《乐毅论》、《太师箴》例，依仿以写经传，永存冥题中精要而已。”即拟遵用这些小楷书的法度来抄写上清经典——此处正说明《真诰》对杨羲书法的表扬言过其实。

梁武帝忽然变得不耐烦，草率地回答说：“及欲更须细书如《论》、《箴》例，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大（太）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否定《乐毅论》与《太师箴》的创作水平，并说前者“恐非真迹”。

《乐毅论》是否王羲之真迹已难确知，但梁武帝这句话却肯定言不由衷。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云：“《乐毅论》者，正书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褚河南搨本《乐毅记》云：“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 [15]

最可注意的是智永“（《乐毅论》）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子云）、阮（研）之流，莫不临学”一句，如梁武帝果真以《乐毅论》为伪作，则不会有“梁世模出，天下珍之”之事，且萧、阮皆是武帝近臣，自能体会圣怀，二人亦不会临学。由此看来，梁武帝“恐非真迹”云云，必是敷衍之词， [16]目的是拒绝陶弘景进一步索看右军书迹。

惹梁武帝不快的，正是前引《论书启》中“依仿以写经传，永存冥题中精要而已”一句。梁武帝崇佛排道，自然不愿意把自家的“宝贝”借给陶弘景去摹写道教经卷。

陶弘景也只好作违心之论：“《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频涉有悟。《箴》、《咏》、《吟》、《赞》，过为沦弱。”不仅屈从梁武帝的意见，以《乐毅论》为伪迹，对前面提到的《太师箴》、《像赞》等，也认为水平不佳。

这已经超越书法论辩的范围，而演化为佛道之间的宗教冲突。迫于压力，陶弘景虽然不断让步，迎合梁武帝对王羲之的劣评，但重新审视陶弘景关于王羲之代笔人的意见，“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却另有深意：他巧妙地将梁武帝不入眼的王羲之作品的创作权，全部推给了这位梁武帝杜撰的“代笔人”， [17]从而使王羲之的书法形象少受损害。作这样议论的陶弘景，既是书法家，更是宗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