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藏本怀素《自叙帖》“映写”说驳议

林  圭

近年来，围绕台北故宫藏本怀素《自叙帖》的研究，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从朱家济、启功、徐邦达等前辈学者的质疑，到台湾学者李郁周、王裕民等的完全否认为真迹，台北故宫藏本怀素《自叙帖》的国宝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为此，台北中华书道学会等单位曾于二零零四年十月特别组织了一场“怀素《自叙》与唐代草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中，台湾学者傅申先生和大陆学者穆棣先生的两篇力作，为故宫本《自叙帖》正名。穆棣先生在文章中肯定了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著名收藏家苏舜钦补写前六行之真迹本。傅申先生文中则得出了如下四条重要结论：一、故宫本《自叙帖》是写本；二、非明代文彭所摹；三、宋明人题跋皆真；四、故宫本为“水镜堂本”之母本。以上的结论，虽然离揭示故宫本《自叙帖》的真相尚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些结论因为有强有力的证据和严谨的推理作支撑，因此是正确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后来傅申先生又根据流传日本的《自叙帖》残卷照片，与故宫本《自叙帖》作对比研究，他于二零零五年十月发表于《典藏》杂志的文章《确证<</span>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从《流日半卷本》论《自叙帖》非怀素亲笔（以下简称《确证》），认为故宫本与“流日半卷本”、清代刻本“契兰堂本”之母本，乃一母同胞之三胞“映写本”，从而否定了故宫本《自叙帖》为怀素亲笔所写的可能，全盘推翻了自己原来的结论。当然，傅先生曾一再解释，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自叙帖》是怀素真迹，故“映写”说并非推翻原来的结论。但写本说距怀素真迹仅一步之遥，而“映写”说则必伪，岂非推翻原来的结论？以后的几年，傅申先生在两岸多地举办的讲座中，通过现场放映幻灯片，一再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二零一二年八月，《中国书法》杂志赠刊又原文转载了傅先生的这篇大作。

我在仔细研读了傅先生的大作后，深感此文的错误很严重，故撰此小文，向傅先生求教。

我认为，傅先生的《确证》一文中，有四个严重的错误，从而导致了结论的错误：

一 、傅先生用以比较的三个参照对象中，流日半卷本《自叙帖》是印刷品照片，契兰堂本《自叙帖》是刻帖拓本，都不是原迹（墨迹本），这是书法鉴定之大忌。而傅先生文中的许多推论，看似逻辑性很强，似能言之成理，但他据以立论的参照对象并非全是原迹这一致命缺陷，是导致傅先生得出错误结论的关键所在。

举一个例子，祁小春先生在其所著《山阴道上：王羲之书法研究丛札》一书中，讲到对于王羲之《丧乱帖》研究，启功先生根据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王羲之传本墨迹选》所用照片中“丧”、“荼”二字的“脱墨”现象，认为这就是摹本《丧乱帖》双钩填墨的证据。然而祁小春先生指出，日本藏唐摹墨迹本王羲之《丧乱帖》中“丧”、“荼”二字并没有脱墨现象。启功先生认为的脱墨现象，完全是因为照片本身的原因。⑴可见不见原迹而作判断是多么的不可靠。

特别是“流日半卷本”非但不是原迹，而且只有全卷的四分之一左右，从流日半卷本《自叙帖》残卷来推测它前六行是否补写；纸质是否一致；最后的书写时间是否也是大历丁巳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及后面的题跋情况等等。如果没有更多其他有力的证据，可以认为，傅先生文中的诸多推测是不可靠的。这些推测当然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更不能推断流日半卷本与故宫本“皆出北宋时一人一手一时，以同样的毛笔、纸张、底稿所‘映写’”这样的结论来。

二 、傅先生以流日半卷本与故宫藏《自叙帖》墨迹本的对比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误判。在前一条中，我们认为不能以流日半卷本《自叙帖》印刷品的照片去推测它的纸质、前六行是否补写，以及是否完整的题跋等等问题，并不表示流日半卷本没有参考价值。就其残存的三十行字迹与故宫本进行仔细比较，虽然它在字形、笔势方面与故宫本只有细微的差异，但在其他方面，如起笔、收笔的角度与力度；行笔的疾速与舒缓；用笔的枯燥与润湿；飞白处的自然流畅等方面，流日半卷本与故宫藏《自叙帖》墨迹本相差甚远。这样明显的差距，傅先生居然视而不见，却认为它们之间并无明显的优劣，令人不解。

故宫本《自叙帖》全篇的墨色多次出现由浓而淡的自然书写变化痕迹显而易见，枯笔时出现的飞白自然流畅、毫无滞碍（图一），经傅先生多年研究，认为它是写本无疑，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而流日半卷本的墨色变化远不及故宫本明显、自然，故宫本中许多字的飞白处在流日半卷本中却被填实，其中一部分的字似乎能看出书写的过程，但更多的字却看不出明显的书写痕迹（图二），这正是摹本的表现。穆棣先生曾撰文指出流日半卷本中单字放大后所见众多钩摹痕迹，历历在目。⑵因此，傅先生得出故宫本与流日半卷本同为一母同胞的双胞“映写本”的结论是明显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图三）

三、傅先生据清人谢希曾翻刻的契兰堂本《自叙帖》推测其母本与故宫本亦为同胞之本，造成三胞胎的假象，从而为他的“《自叙帖》为量产复制品”的结论作依据，尤为无理。

契兰堂本《自叙帖》的母本与故宫本的关系，究竟是母子关系，同胞关系，还是其他什么关系，是无法从刻本作推测的，也不能从其后面的题跋去作推测。当年启功先生正是由契兰堂本《自叙帖》后面的“苏舜钦题跋”产生对故宫本《自叙帖》的怀疑。启功先生文中推测所存在的逻辑错误，王乃栋先生曾撰文指出。

王先生认为：

一.仅据谢希曾摹刻的《契兰堂帖》中谢说“偶得唐荆川所藏宋拓本”，就认为“幸而有一个宋刻本的真影存留”、“这卷宋刻本真影”（引文均见启功《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与宋刻本》，下同）。但后文又说“谢刻所据，唐顺之、高士奇藏和谢希曾摹刻的本子何以知为秘阁本和淳熙时刻，已不可究诘”。既不可究诘，何以定拓本为宋拓？

二.仅据谢刻本《自叙帖》卷后刻有苏舜钦自跋，就认为是苏家本，“苏家本既有苏跋，不待其他宋跋已自使人可信了”，“而苏家原迹今天都只剩下重刻本了”。但后文又说：“苏氏写在《自叙帖》后的跋文，宋以来的有关法书记载都未曾见。”既前人未曾见，可靠吗？

三.前文以“不可究诘”的“宋拓本”的摹刻拓本证清宫本《自叙帖》墨迹非苏家藏本，后文又说，“平心而论，墨迹大卷的艺术效果远远胜于石刻本”，“后来用墨迹本和石刻本并列临摹，发现墨迹本确实比石刻精采”。无苏跋本（墨迹）胜有苏跋本（刻本），仅仅是摹刻的原因？⑶

……

王先生全文旨在厘清启功先生旧文的推断错误，文中所列条目尚多，不能全引，不过启功先生旧文的种种怀疑，已经被王先生厘清了。我们不能仅从契兰堂本《自叙帖》后面的“苏舜钦题跋”推测其母本就是北宋的苏舜钦藏本，当然也不能从契兰堂本《自叙帖》的字迹与故宫本墨迹的相似性推测它们为一母同胞的“映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