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南方都市报》 2012年6月17日 原文摘编）

自宋代书院兴起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形成两套教育体系，一是涵盖了太学、国子监、府州县学的官学体系，其特点为官办，接受学政、教谕的领导与管理，与科举制高度结合，以培养预备官员为教育目标。另一套是以书院为代表的民间讲学体系。书院通常由饱学大儒创立，有时能得到政府资助，有时又被官学收编，发展路径比较坎坷。其盛衰起落，可以说正好反映了官府对于民间社会的管制程度。

北宋立国之时，汉唐时代的门阀士族在长年战乱中瓦解消亡，新成长起来的平民士绅群体负担起了重振学术、重建文脉的责任，创建了一批书院。得益于理学家的推动与实践，书院获得了空前的繁荣，据统计，在两宋七百多所书院中（绝大多数书院诞生于南宋），民办书院占了八成以上，“宋代是民办书院主宰天下的时代”。

在理学家看来，书院首先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因而书院欢迎“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在先贤经营下，南宋书院形成了以学术研究及讲学为核心功能、以学田为独立财政保障，并且具有学规、章程的学院之制。

元代的书院出现严重的官学化，书院创建必须呈报官府，经层层审核，获批准后方准修建；书院山长由官府任命；官府还委派“直学”掌管书院财政。审批制、人事权、财权都掌握在有司手里。

书院沦为权力的附庸，这是一切学术与教育开始败坏的渊薮，所以不用奇怪，元代为什么会“书院之设日加多，其弊日加甚”，为什么书院的建设者“徒知假宠于有司，不知为教之大”。

综观书院从宋至清这一千年间的盛衰，可以清晰地看出，书院的活力来自儒家士君子自发的教化承担与学术自觉；而一旦官府试图将书院收编进官学体系，则预示了书院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