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的价值

大约半年多前，友人说起计划出版一套淳化阁帖，希望几位同道朋友推荐版本。几次来回讨论后，最终决定重印宋拓潘祖纯本，其间我也有幸参与，并联络了杭州的藏家提供珂罗版底本，促成这桩美事。前不久结束的上海书展上，欣喜的看到这套阁帖样书已经摆上展柜，宣纸精印，墨色层次还原准确，配以竹木书匣。这套稀见阁帖的重新面世，对于广大书法爱好者、碑帖收藏者以及艺术史研究学者来说，都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惊喜。

当今出版蓬勃发展，制版印刷技艺提高迅速，大量古代书画作品真迹得以印行，为什么还要出版理论上“下墨迹数等”的阁帖，而且选择这套潘祖纯本？个人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是潘祖纯本的版本意义。众所周知，淳化阁帖自北宋淳化三年刻成后，仅少数皇室贵戚和朝廷重臣得赐墨本，原版又因禁中失火被焚。自北宋潘师旦刊刻《绛帖》开始，从官方到民间，或照样全翻，或增益删减，对淳化阁帖的复制就一直不断进行。南宋末年曹士冕整理《法帖谱系》，便是对当时层出不穷的阁帖复制版本进行的一次梳理总结。无独有偶，因为原版真帖稀少，后人不断翻刻以致版本混乱的现象，在另一件书法名作《兰亭序》上也同样发生。和曹氏《法帖谱系》一样，桑世昌《兰亭考》和俞松《续兰亭考》是宋人对兰亭版本总结的成果。可以说，这三本著作不仅是后来帖学的开端，也逐渐发展出一门以探讨图书版本源流、比较优劣为目的的新学科——版本学。兰亭也好，阁帖也好，宋元以降，真本面貌更加模糊，后世研究其实都是建立在辗转翻刻的复制品基础上。求真本不可得的情况下，历史上每一种稀见版本的现身，几乎都曾有被当作真本的经历。而经过历代流散损耗，我们能得见的阁帖版本相较古人又少了很多，因此对有志于探索阁帖真相的学者，任何一种现存可见的阁帖拓本实物都是珍贵的素材。潘祖纯本在入藏李宗瀚以前，几乎是寂寂无闻，据册后明人题跋，知此本刻拓时间可能早在宋代，下限至少不晚于明初。而近年杭州孤山发现了一套阁帖刻石，已被证实是潘祖纯本和故宫懋勤殿本的原石，虽然具体年代尚存争议，但无疑是现存最早的阁帖帖石实物，其对于帖学研究的意义可以说不亚于安思远藏最善本的回归。由于清宫旧藏懋勤殿本有拼补，几乎没有题跋印鉴，浙图原石已有损泐缺失，唯有潘祖纯本作为存世无几的阁帖早期拓本，正帖题跋保存完整，对研究阁帖版本的源流变化，自有无可取代的价值。

第二个缘由是以潘祖纯本为代表的浙江刻石系统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如果熟悉淳化阁帖，并看过这个系统刻石及拓本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书法风格上，相较泉州本、肃府本、潘刻顾刻本等，出自浙江刻石的拓本字口锋利，运笔流畅自如，更加能够传达书写的笔意。已有研究者指出，潘祖纯本（或懋勤殿本）在很多单字的用笔结体上更为合理，而其他系统包括称为最善本的安思远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乖谬之处；另在文本上，浙系也与他版相异，如卷首唐太宗帖多一“卿”；卷三刘环之帖多一“秋”，卷七龙保、爱为上等帖都有多字不同等等，以此为据，有观点认为潘祖纯本更接近于淳化阁帖祖帖（见陈根民、吴敢、何碧琪等学者的相关论述）。暂且不论争议，如果从一个书法学习者的角度来看潘祖纯本，其笔锋藏露自然，笔势衔接顺畅，全无很多辗转翻刻碑帖中常见到的僵硬板滞之弊。我自藏一套浙石拓本，且曾亲赴杭州孤山观看原石，由于近千年来秘藏于民间，捶拓甚少，就连民国时期拓本也几乎锋棱如新。潘祖纯本较早拓成，能让观者充分直接的体验魏晋名家书法之潇洒风度，这在一般摹勒欠精的阁帖版本中更难体会。究其原因，我认为是由于主持翻刻者具有非常高的书法素养所致，他在照本勾摹的同时参入了个人对书法的认识理解，甚至参用了阁帖之外更可靠的王羲之书法资料如馆本系统十七帖（笔者将另作详述），对原先未臻完美的底本进行一定的修缮与改造，使之更符合书法欣赏的需要。这就如同赵孟俯对于定武兰亭的重新演绎，所谓透过刀锋看笔锋，能在形似范本的基础上展现出毛笔的丰富表现力，当然优秀的刻工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欣赏潘祖纯本淳化阁帖，完全可以抛开对阁帖的既有印象，不必将其视为一件复制品，而是一套名家临摹法帖的范本。即算不懂阁帖版本，也可以此作为深入魏晋特别是二王经典的一条蹊径。

承接上说，对于美术史研究和书画鉴定者来说，潘祖纯本同样可以作为具有探讨价值的个案。中国古代书画真迹流传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大量复制品，摹本、临本、碑石、刻帖，越是重要作者的经典作品，被复制的几率越高。按照一般规律，复制品的艺术水准必然逊于原作。在前几年关于最善本的争议中，质疑的学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规律，将潘祖纯本或懋勤殿本作为参照，来批驳安思远本的缺陷，理由是笔画错误更少、存字更多的版本应该时代更早。而他们忽视了潘祖纯本是一个复制品的特例。它加入了更多复制者的主观审美意识，因此不应将之与以恢复底本原貌为目的的复制版本并几齐观。如果把眼光放开一些，将法书绘画碑帖等古代艺术品都纳入视野，这样的特例就不会显得特殊，历史上就有兰亭褚摹欧摹孰优孰劣之争，乾隆皇帝错将富春山居临本当作真本等等案例，复制品之所以会引起争议，除了复制者的能力、技艺、修养外，后世观看者或鉴定者的趣味成为很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究竟艺术水准的高下评判有没有客观的标准，当鉴定者特别是掌握话语权者受限于自身审美趣味时，如何来辨别复制品和真迹，对原作加工改造后的复制品是否能拥有独立的美学价值，恐怕都是值得思考的。另外，以潘祖纯本来说，应是出于民间的翻刻本，除了主持者善鉴、深谙书学外，翻刻这样大套帖石，一定需要相当财力支持，到底是书坊刻本还是私家刻本，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来完成此帖，或许也是可以继续考察的话题。

由于李宗瀚晚年才得到潘祖纯本，来不及请当时大家翁方纲过目，使此套阁帖不像李氏临川四宝一样名著于世。李氏后人一直秘藏到宣统年间方付之石印，民国银行家收藏家许福昺重金购得后，曾以高丽纸珂罗版精印，然而数量很少，曾听北京碑帖藏家孟宪章老先生谈及，启功先生80年代以数千元购买一套印本，当时可谓巨资。原本实物虽然现在已由许氏后人割让给上海博物馆，但除了偶尔展览，很少有现身的机会。此次重新制版精印，相信能让更多热爱中国书法艺术的人士完整感受这套珍贵善本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