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跳虎卧”是何等语？

           张传旭

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

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米芾《海岳名言》：

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

米芾批评梁武帝，认为他的比喻“迂远” 、“奇巧”，是语言上刻意“遣辞求工”，是“溢辞”，主要问题是不能“入人”，不能抓住个人的风格特点，与其他书家区别开来，因此“去法逾远，无益学者”。

我们先来看看米芾是怎么评论书家的：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由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米芾《海岳名言》）

大令十二月帖。此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书史》）

颜真卿书如项羽挂剑，樊哙排突，硬弓欲张，铁柱矗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书如乍富小民，举动倔强，礼节生疏。（赵颜卫《云麓漫抄》载米芾的评论）

纵观以上米芾的评论，所用比喻，如“蒸饼”、“握拳”、“火箸画灰”、“项羽挂剑”，“乍富小民”，皆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人或事物，是生活中所常见，为普通人能感受。所用的比喻非常切合书家、书法作品的特点，此比喻只能用于这一位书家、这一件作品，而不能用到别人身上。此当即米芾所谓的能“入人”。

对照以上米芾的评论，梁武帝评论所用的比喻，龙、凤皆为人们头脑中想象的神物，天门、凤阙亦非人间所能见，虎是人间动物，我们今天在动物园中当然能见到，但古人能看见虎的人又有多少呢？“跳”、 “卧”是常见的动作，但“龙跳”、“虎卧”则又罕见，当然是“迂远” 、“奇巧”。

    当我们打开成公绥《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等汉末魏晋之际赞美、评论书法的文章时，扑面而来是龙凤麒麟、虎豹熊罴、风雨雷电，是龙腾虎跃、豹斗熊争、风行雨散，神光离合、神秘不测。

当我们的视野不仅仅限于书法，而是涉及当时所有的咏叹艺术的文章时，不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绘画，在文章中我们都会发现这一共同的特点。

有人从文体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把它归结为汉代大赋的影响。但不能回答为什么赋这种文体会去描写这些内容？为什么到了宋代的《赤壁赋》，这种现象就消失了呢？

米芾对于梁武帝评语的疑惑和批评，当然有着书家个人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因素，亦是不同时代文化变迁的结果，其中暗藏着中国文化固有的基因。

古希腊的神庙里，供奉着的是上天的诸神和世上的英雄。我们商周所供奉的是汉字书写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和青铜器上上天的龙凤麒麟与人间的百兽飞鸟。西方的神灵与英雄之间上演的是荷马史诗的悲剧，中国主题则是龙飞凤舞，百兽呈祥，在河之洲的雎鸠关关地欢唱，在水一方的伊人，从来就看不清模样。这是中西美术在文化源头上重大的差异，这基因决定了中西美术两千年来所走的不同道路。

从青铜器上神秘不测的兽面，到汉代画像石斑斓的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到六朝石阙前雄健无比的神兽，到唐宋花鸟画的发达，到齐白石笔下可爱的小虾与蝌蚪，正是中国文化古老基因发展变化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直观地感受到梁武帝的时代气息，腾文鱼、鸣玉鸾，六龙载云车、鲸鲵踊夹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人的面目，汉画像是或简单或模糊，魏晋时期则清晰美丽，连人的眼睛也能画得栩栩如生。但神秘、华贵的气氛，始终让人难以接近，恨人神之道殊兮，悼良会之永绝。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感受到米芾的时代气息，完全没有了任何神灵鬼怪，一切都是我们熟悉的市井与风物，山水可游可居、行人可亲可近。

  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梁武帝的评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龙”“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就是雄健的符号与象征，在《周易》中，乾卦六爻的解释中都与龙有关，乾卦的卦德即是“健”，乾、龙、健三位一体。而且，翻开一部《周易》，就像是汉大赋的描写一样，处处显现各种动物的身影。虎为百兽之王，在人们所能见到的动物中，恐怕没有比老虎更雄健、威武的。表达健的精神，恐怕还没有什么动物能比龙虎更贴切。

龙，尽管是人们想象出的神物，但在汉代的画像石上，的确是生动的、活泼的，真可谓是“生龙活虎”。龙跳天门，表达正是一种雄健的力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不正是《周易》乾卦的精神实质吗？

   龙，行走也罢，跳跃也罢，它是雄健的，也是游动的，婉转的，纠缠的，非僵硬的，呆板的，所以称宛若游龙。

虎卧，我们只要看一看霍去病墓上的卧马，或者南朝蹲坐在神阙前的神兽，就可以感受到那一时代的精神威力。虎卧非“虎睡”也，静中有动，静而不闷。

天门、凤阙：神秘的，华贵的，非人间的，至上的，难以企及的。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真可谓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不但是王羲之书法最为贴切的比喻，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最佳写照。

     我们再来结合王羲之与米芾的书法，来看看其中的差别：

  《寒切帖》，首行“十一月廿七日羲之报得”数字，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万毫齐力，笔卷风雨，如初日出于大海，风雷震动苍天。以下四行，如江河注于东海，雷声远逝天边。转折处腰腹丰实饱满，如龙虎相争，纠缠绞斗在一起，筋力绵长，团栾而下，不辨首尾。纸笔之间，相磨相刃，绞转搭扣，不断蓄积着巨大的力量，随时都有惊人的爆发。

我们只要把米芾的《论草书帖》和王羲之的《寒切帖》放在一起，就对他的困惑一目了然了。米芾已经把晋人“龙跳虎卧”的气势、 “天门凤阙”的华贵神秘与神俊刚健的风骨消解得无影无踪，他把冲和绵软理解为晋人的萧散简远，把轻淡平顺理解为平淡天成，纸笔之间是温柔的，亲切的，仿佛是读书人在轻轻地翻书，能看到博山炉里冒出的若有若无的轻烟，还能闻见书案上茶杯里的清香呢。

米芾与王羲之，毕竟相隔了一个气魄阔达的大唐，时代差别，是那么清晰可辨: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苏轼《赤壁赋》)

《书法赏评》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