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我的友邻张传旭

     徐学标

初闻传旭之名是我刚入暨南大学不久的2002年初夏，在一次与曹宝麟教授的闲谈中，得知山东大学引进了一个叫张传旭的书法学博士，是欧阳中石的得意门生。后首师大刘守安教授知我毕业将到山工艺工作，特别叮嘱我到济南后多与山大的张传旭联系，其人其艺在当今青年学者中堪称一流。基于此，我2004年夏天毕业来到济南，有意选择在山大附近租房与传旭兄比邻而居。我于学问方面每有心得体会抑或难解之惑，总是第一时间与传旭兄相互探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课余饭后，一起到山大校园散步，神聊，其乐融融，传旭兄可谓我的良师益友。由于神交已久，我对传旭兄的书法、学术、生活自然较一般相识者就了解得多一些，对其内心深处的东西感受自然也就深一些。

杨守敬《学书迩言》中说“（学书）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陈师曾论文人画时也说“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人品与学问两个方面与书法艺术风格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来都是影响中国古典书法审美的主要因素。其中，人品也即书家的行为节操，是书家内在精神的客观影像，这种客观影像当然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而是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抑或超凡脱俗的抽象形态。人品对书法的影响正如项穆所言“夫人灵于万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但人心不同，诚如其面，由中发外，书亦云然”。“书为心画”、“字如其人”、“人品即书品”等传统观念也大都循此得以成立的，而在这方面，传旭兄有着异于他人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传旭兄平素待人朴实坦诚、温文尔雅，将儒家礼仪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无论在何等环境和条件下，均能表现出极佳的道德风范，始终保持豁达的胸怀和乐观的人生态度。长时间接触之后，我才体会到，传旭兄有着很强的历史使命感。传旭兄的这种历史使命感一般的相识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只有到酒酣耳热、抚掌拍案之时，他才流露出他心底的秘密：“为往圣继绝学，求正气之所由”，“计利当计天下利，成名当成万古名”，这时你就会被他的一身正气所感染，所打动。这种入世精神从大处说是把儒家的“治国平天下”当做崇高理想追求的社会责任感，从细处说，则是对自身所司所职的热爱，以及由此而激发出来的强烈的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传旭兄在其来山东就业之前，导师欧阳中石先生就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在齐鲁这块古老的文化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山东书法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传旭兄始终不忘恩师教诲，著书立说，创立王羲之书法研究所，带领学生走古典的正统大道。他认为坚守古典是书法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书法学习者只有把自己置身于传统的坐标之中，目标才能明确。传旭的师兄杜萌若在《守望汉晋家园》一文中说“我不奢求传旭完全会通王羲之那无比神奇的卓绝技巧，那太不现实，千年以来也没有谁能真正做到，我只是希望他能更坚忍些，耐得住磨砺的艰辛，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必须为这门已经死去的艺术充当一名称职的守灵人，去守望那片久已荒芜了的家园。”传旭的这种殉于传统书道的操守，在当今书法界所普遍存在的偏激、浮躁、媚俗等大环境下显得尤为可贵。

在常人看来，说传旭兄有入世精神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他们所理解的入世，无非是频频出入各种社交圈子，天南海北地参加各种笔会，在五花八门的研讨会上露脸，传旭兄可谓正相反，在我看来，他是典型的现代“宅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着强烈的遁世情结，颇有“清净无为，独善其身”的道家风神。传旭平素“不广结从、清洁自守”，他认为，今之人际交往多与古不同，传统的以文会友、切磋学术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浮华之会——矫情妄作、虚张声势、互相标榜以立名声，而人生于世，倘若能够真正做到“清节自守”也不失为一至乐。对于当今艺术江湖上的诸多恶习，更是避之不及，其耿介颇似东汉朱穆的“死守善道”。入世与出世，冲动与冷静，决绝与不屑，在传旭兄身上矛盾而又和谐地融为一体，我认为，这也正是传旭兄的真实与与可爱之处。传旭兄家里挂着一幅对联，“高论不疲逢故人而永夜，独居无闷缀残简以终年”是他真实境况的写照。他的这种耿介不俗的操守，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有骨鲠之称的王羲之，传旭在今体书创作上主攻大王，笔者认为这也绝非偶然的巧合；同时，传旭兄又钟情于两汉简牍碑版，而汉书的朴拙雄强、端庄平正更与其质朴平实的儒家风范相契合。书如其人，在传旭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东坡有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陆放翁作诗也说“功夫在诗外”，书法与文化修养的关系是大家的共识。在笔者看来，传旭兄首先是一位学者，然后才是一位书法家。

虞集《道园学古录》中说“魏晋以来善隶书，以书名，未尝不通六书之意，不通其意，则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意，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犹得为善书者！”传旭兄深识其意，他学二王摒弃了大多数人一味扎进二王纸堆中横冲直撞似的“王内求王”，而是将更多时间放在二王书风最深厚的母体——汉魏简牍、碑版，甚至是先秦手写体的研究之中，以探求二王书风深厚的内涵所在与变化之源。

传旭兄以对东晋二王书风的偏爱为契机，进而对两汉乃至先秦简牍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楚文字形体研究》一书，将近些年出土的简帛、铜器、玺印等楚文字资料，经过释读考证等基础研究，论述了楚文字与商周文字的关系，对楚文字本身的特征，它的演变规律，以及如何被秦文字统一等问题，均作了科学而精辟的论述，这些研究也为他的书法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字源基础。其他如《兰亭序真伪之争的核心问题》、《抖擞对黄庭坚的误读》等都是学术界公认的颇有深度的专题论文。

书法并非单纯形而下的技法表现，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多学科综合作用下的文化现象。只有具备了广博的知识面，书法本体的创作才会左右逢源，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增加书法的神韵与气势。张怀瓘的“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的张旭书外观物、法外取意的草书变化之道等等，都无不说明了书法“能于书外求之，乃称上乘”。而知识面的广博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传旭爱藏书。记得笔者第一次到传旭兄家中造访时，被其藏书之富惊得目瞪口呆：书房中、木柜中、桌椅上、枕头边，举目四顾，满眼皆书，文史哲、古今中外分门别类，无所不有，总量多达数万余册，言其居室为“书海”毫不过分。据传旭自己讲，早在首师大读书期间，就遍访京城书肆，购得不少好书。之后便形成习惯，每到一地，总是少不得逛书店，到杭州访学，很短的时间，就拉回了一车书。网上购书方便之后，更是如鱼得水，买书几乎花去了他全部的积蓄。坐着、躺着、散步，时刻离不开书本，欧阳中石先生来济南，传旭去看望老师，在公交车上竟能速读一遍《周礼》。床里边常年放着一排书，睡觉也拥书入梦。偶尔淘得自己异常喜欢的，兴奋的难以入睡，竟不舍得看完。

读书一方面使得传旭兄净化了心灵，摆脱了日常琐事的烦扰，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无比的愉悦；另一方面通过读书获取了知识，开启了心智。而这两个方面的所得又反作用于他的书法创作，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他的书法作品之中，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成就了他的书法人生，至大至刚的汉唐之气、清新洒脱的魏晋之气、意味深长的书卷之气，不断地燃烧、糅合，像炼钢，逐步地融合为一体，越来越纯，越来越刚，越来越亮。

    山工艺搬到长清大学城之后，上课繁多，往返不便，与传旭兄散步的机会少了很多，颇感落寞。曾有人问爱因斯坦，晚年为什么定居普林斯顿大学，他说：“因为在哥德尔下班的路上，我能和他聊聊！”我和传旭兄尽管无法和这些伟人相比，但其心情是相似的，为了能和传旭兄聊聊，我放弃了到外地读博的机会，还是选择了山大，和传旭兄比邻而居。

            （作者为山东工艺美院教师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