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诗人往诗里硬塞悲悯，就像把悲悯当成三聚氰氨放进牛奶那样，掺到诗里去，为了让它看起来更浓些。目的不过是为赚取文学的附加分。

当下许多人对苦难的理解，是那样狭隘，以为只有焦大才有苦难，而林黛玉就不苦难，把苦难肤浅化地仅仅理解为物质上的苦难，只有吃不饱穿不暖才叫苦难，以为只有三吏三别才是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品，这会造成荒诞逻辑：一、苦难很容易消灭，谁缺衣少食，那就提供足够的衣裳和食物，于是他就没有苦难了；二、在整个社会的福利有了保障之后，更进一步说，在精神上也获得了足够权利(民主和自由)之后，诗人们就该全体退休了。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许多文学大师依然出现在物质和精神都获得足够满足的当代西方国家，人类总有许多永恒主题和真理等着我们去探讨，永无止境。

如果想写苦难，要写出真正的道德力量——— 即人类普遍法则，而不应该写得浅俗，也不应该仅仅是渲染这苦难，而一定要追究这苦难的根源，并且要对人类表示祝福。我曾在《纽约客》杂志上读到过一篇美籍印裔作家写的中篇小说《大象》，写的是一个家具商店搬运工的艰辛生活，他为了温饱，不得不像大象一样驮家具，而看见一只大象却优哉游哉地行走在街上，这让他愤怒，让他迷惑，让他感慨万千。中国作家写到这里可能就要停笔了，抒发上一通类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慨就拉倒了，但是这篇小说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接着写了下去。这个搬运工曾经给一个允诺要给底层人带来福利的先生投过一票，这位先生当选上了议员之后，搬运工原以为自己的生活会发生改变，可是这位议员却把自己当初的允诺忘记了，并未兑现。这位家具搬运工有感于自己的悲惨命运和社会不公正，有一天竟跑到议会大厅里去亲自找那位议员，想当面对质。不料那位议员走过衣衫褴褛的他的身边，对他视而不见，最后竟派卫兵将他轰了出去。

苦难的根源在哪里？必须通过追问，把答案找到，最终目的是必须消除这苦难——— 我们不是为了写出好诗才故意去让别人或自己永远处于“苦难”之中的。

近年来，由于刊物和诗界对写底层写乡村写小人物的诗的大力提倡，使得这种内容的写作几乎成为一种洪流一种大趋势，这就值得警惕了。其实“底层写作”概念的提出，其出发点原本还是很好的，诗歌现象需要一定的归纳总结，这也会对写作起到一定指导作用。但是这也容易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这是贴标签的后果。比如某某诗人属于打工诗人，某某诗人是乡村诗人，某某诗人专写苦难，某某诗人非常悲悯，反过来，还可以说某某诗人写爱情诗，因此只关注一己的悲欢……“刻板印象”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现在也使用于传播学。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里说“标签的作用犹如一个拉响的汽笛，它让我们对所有平时能感知到的细微差异充耳不闻。”其实一旦有人违背我们的刻板印象时，我们会通过一个新的子群体的刻板印象来维护从前的刻板印象，于是在“底层写作”之后又有了“打工诗歌”这一子群体概念。

杜甫写苦难，固然是好诗人，古往今来写苦难没人写得过杜甫，关键在于他写的苦难是那么具体，他能够感同身受，而不是站在高处俯视着底层表达他的廉价悲悯，他心里的“真”，读者能够感觉到的。而李白似乎并不怎么写苦难，李白不像是这世间的人，更像一位仙人，他写的全是永恒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他写大自然，写宇宙，但是，谁敢说李白就不如杜甫伟大？俩人首先是性情不同，生活背景不同，导致了他们诗歌的立足点和视野不同，本无优劣之分，读者可以喜欢他们中任何一个，也可以两个都喜欢。

我们生存的地球正在眼睁睁地变得褴褛，世界气候变暖，一些地方将消失，许多物种消失，即使我们锦衣玉食宝马香车，我们怎么能没有苦难感？

和平时期，没有战火，却有疫情，有地震，有空难，有车祸，有干旱有洪水有泥石流，那么多的人祸与天灾，我们怎能没有苦难感？

一些属于生命本身的隐蔽的欲望和念头不断折磨着我们的神经，我们焦虑、徘徊、眼睁睁地看着韶华逝去，爱情如流，往事如烟，我们怎么能没有苦难感？

每个人都是要死的，至亲的人在某一天突然死去了，还有的亲朋渐入老境，还有我们自己也朝不保夕，一想到死亡，一个哪怕并不多么敏感的人——— 无论处于社会哪个阶层——— 谁敢说自己总是幸福的快乐的，而没有苦难感？

如果没有确定的信仰，不知道人死后究竟去了哪里——— 不知道死后去往何处，那么今天就不值得活。活着的意义何在？如果不能给出一个答案，而只是这样一天一天懵懂地活着，那么，这活着本身就已经是无边的苦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