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本《疾痛的故事》，首先吸引我的是它的副标题——“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人类的疾痛，永远是一个让人心生颓丧和恐惧的话题。只是，人吃五谷，病痛不可避免的古训影响着我们，让我们尽管深知疾痛的不可免，却仍然努力回避，似乎人若无病，便是天赐福分。这种态度，让我们一直无法直面疾痛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们应该记住迈克尔·欧克肖特的这句话：“凡真实的，就有意义。”疾痛的与生俱来，从宗教的层面而言，或许就像我们其他与生俱来的特质，有着终极的特殊价值。

本书将疾痛放在一种文化的角度重新释义。作者是医务工作者出身的博士，在20多年与病患的相处中，他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医疗系统常常将鲜活的疾痛经验简化为只关乎身体与生理的问题，只医疾病，不问疾痛。但事实上，疾痛不仅属于身体，更连接着自我与社会。所以，“疾痛的故事”是从全新的角度探究人生的底色和境况。作者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来讲述这个特殊的故事——从具体个案的研究出发，将这些个案作为映射不同社会文化系统特质的棱镜，继而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审视疾痛本身所带有的文化和社会属性，来质疑对于医学的现有理解。作者告诉我们：“对疾痛的研究，是教育我们每个人认识人的境况。”

没有任何事情会像疾痛那样，让人如此专注于自身的感受，审视自己的真实处境。在疾病的痛苦中，特别是那些慢性疾痛，人们会渐渐感知和思考死亡，这种感知和思考，除却身处这一疾痛境况的人，他者是无法体味的。无疑，疾痛是一种苦难的体验，却又如此独特，让人在一种刻骨的层面触及和拷问生命的意义——人生是如何被控制的，又是如何产生意义的。

除却病者本身的感受，他者对于疾痛的看法，往往会形成一定的传统和共识，尽管这传统很可能是偏激的。试想，一位身患梅毒或是艾滋病的病人，他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舆论压力，甚至会超出疾病本身带来的肉体折磨。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文化，又会左右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对于疾痛产生绝然不同的认知，作者所举的同样罹患神经衰弱症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他们得病的机理就有着很强的地域性和时代性，他们的虚弱和疲惫体现了他们各自经历的事件的深层社会意义。

作者带给我们的，是对于死亡、人生、医学乃至人类社会和文化属性的思虑。他让我们认识到，面对疾痛，我们所抱有的态度不该是一味的恐惧和遁逃。

《足球往事》

本书作者是乌拉圭著名记者和作家，1973年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后入狱，曾流亡12年，并被阿根廷军事政权列入死亡名单。这位以《火的记忆三部曲》为拉丁美洲立传的史诗气派的作家，也为拉美足球写出了一部编年史，记录了百年来拉美足球巨星的升起和陨落，以及足球背后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他骄傲地告诉读者，1924年，第一支出征欧洲的南美国家队乌拉圭“教懂了欧洲人什么是真正的足球”。他哀叹足球这一伟大运动今天已经沦落为生意，毫无风格可言。他对这样一种可怕的事实感到痛心：现在的球队甚至不是为了赢去踢，仅仅是为了不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