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在孩子出生前，为他起名。这样，第一眼见到他时，才知道怎样呼喊他。如果你只笼统叫一声“儿啊，乖乖”，整个病房的人都会转过头，略带嗔意地问，“谁叫我的孩子？”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呼天为天，唤地为地。于是天就成为天，地就成为地。随后，上帝将所有动物带到亚当面前，看亚当怎样称呼它们。亚当呼唤狮子为狮子，狮子就成了狮子。他又呼唤女人为女人，女人就成了女人。

是在命名与呼喊的意义上，亚当成为了人类的父亲。

换言之，父亲这一人类角色的诞生，并未推延到亚当与夏娃同房后。父亲的意义，不只是在繁殖上有份。父亲的意义，并不是提供一个姓氏。姓氏只是生命相遇的外观设计。在我心意中，涌现出小书亚的名字时，我已开始成为父亲。反过来说，我定意为孩子命名时，是我和孩子的第一次相遇。

我这样看父亲的意义，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生命的关系，早在母腹之先就存在。或者说，生命是被给予的。古人对此虽不求甚解，也带着敬畏为儿子起名“天赐”。

第二、父亲节的意义不是对一场风花雪月的劳动节的纪念。父亲在本质上，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脑力劳动者。尽管父亲可能，也愿意操劳一生，父亲之于儿女的意义，并不在于他的操劳、他的奔跑。

一位神学家说，一位牧师对会众最大的祝福，不是他的恩赐、能力，和对他们的服侍、教导和关怀；而是他个人生命的圣洁。一位父亲也是如此。我们对下一代最大的责任，不是拯救他们，或满足他们，甚至也不是教导他们；而是去祝福（Blessing）他们——尽管真正的祝福中，也总是包含了教导、满足和看顾。

Blessing，是这个世界早已遗忘了的、父亲最大的职责。男人们作为体力劳动者，供养下一代的生活，却渐渐失去了祝福孩子的意愿和能力。因为不敬虔的男人，无法祝福孩子的灵魂；不圣洁的男人，无法祝福孩子的婚姻；无信心的男人，无法祝福孩子的德性。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无父的世界”。

我如此阐述，不代表我如此生活。因我常落在试探里，无论在孩子，或弟兄姊妹面前，我更愿意显示出自己是一个能干的人，胜过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在一个世俗主义的时代，人们对一个故事的期待，也像对一位父亲的要求那样，总是把能干和爱心捆绑起来。因为人们不再相信这两者之间需要一座洒满鲜血的桥梁。就是，如果我们的角色不被祝福，人间的爱本身是无力的，无论父爱还是母爱，都并不必然通向能力。

真正的力量，来自祝福；真正的血路，不是自己洒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名字早于我们的出生，在我们尚未做成一件事之前，就已被命名、被祝福。

然而，当一位父亲对孩子的爱，被理解为本身具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那么任何对父爱的讴歌，就像对母爱的赞美，就沦为了一种原始的偶像崇拜。本质上就是一种男根崇拜。

上述杂感，其实是我对这部感人电影的评论。父亲值得赞许的牺牲、智慧和勇气，同时迎合了我们内心的男根崇拜。

2006年，记者吉塔·安南德写了一篇报道《治愈：一个父亲如何快速筹集到1亿美元、建立医药公司并拯救了自己孩子的性命》，获当年普利策奖。电影改编自这个真实的传奇。

约翰·克罗利是一位公司高级主管。1998年，他的一儿一女同时患上罕见的庞倍氏症。当时这病无药可治，孩子们只能坐轮椅，随时可能衰竭而死。克罗利翻阅医学刊物，看到有一位罗伯特教授提出了一种开发特效药的新理论。尽管克罗利没有任何医学及生物学背景，他却辞去工作，找到教授并说服他研发新药，并承诺募集1亿美元成立药物开发公司。

后来，他们被一家更大的公司收购。2006年新药研发出来，被FDA（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批准。克罗利的两个孩子因此恢复了健康，他本人成为千万富翁。这个过程中，克罗利也因孩子的病情加剧，屡屡剑走偏锋，破坏游戏规则，以致最后与罗伯特教授分道扬镳。

对任何成功故事的解读都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带着敬畏，一是带着骄傲。一个拯救的故事，和一个创业的故事，也就是爱心和能力，混在一起时，很容易让人落在另一种试探里：你到底更愿意显示为一个能干的人，还是有信、望、爱的人；因着骄傲，人开始失去辨识。

当一位父亲失去对这种试探的辨识时，就开始失去对孩子们的祝福。照耶稣基督的话，这是个吊诡的世界：失丧生命的，反得着生命；得着生命的，却失丧生命。

为克罗利和他的孩子，也为全世界数万名庞倍氏症患者，我实在感恩。看了电影，我也对这位真实的父亲有代祷的负担。因这实在是奇妙的故事。人拿着一枝歪笔，可以画出一根直线。克罗利被拿在上帝手中时，那位天上的父亲，藉着这位地上的父亲，也画出了何等笔直的一根生命线。

我想，如果克罗利先生不了解这一点，这将是个多么危险的故事。除非我们承认，自己并不是孩子生命中的拯救者，不然，我们无法继续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祝福者。

补充一句，看这部电影，碰巧是在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