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自觉自愿地选择了离开
(2010-02-05 19: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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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九故事文化 |
分类: 文学及中西方经典研读 |
转自:2010-02-03 南方周末
英文媒体在悼念J.D.塞林格时,连篇累牍地堆砌哗众之词,“文化英雄”、“文学巨人”、“高层次读者心目中的圣人”,然而塞林格生前最厌恶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他一生中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隐居在新罕布什尔州乡村家中,据说,他曾经要求出版社把粉丝的来信统统烧掉,也不让律师回答任何有关他的问题。
也许正因为他对隐居的渴求,才更加激起公众想跟这位文学巨匠接触的欲望。他一生中,曾有无数记者和仰慕者去到他生活的小镇,像玩猫鼠游戏一样,企图窥见一面,可是得胜者总是老鼠。极少有人拍到他的照片。塞林格的讣告和纪念稿用的都是他惟一公开的一张摄于1951年的照片。他还打赢了几个官司,阻止别人发表他的信件或有关他的书,最近一次是2009年,他用法律手段禁止一位瑞典作家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写的续篇出版。尽管他“沉默也有影响力”,但约翰·厄普代克认为,塞林格同他的角色一样有着过度放纵的问题。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年出生,在纽约市一个富裕的区域长大,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爱尔兰人。他读私立中学时因为成绩糟糕,16岁那年退了学,被送到军校。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惟一一部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素材。
二战时他在欧洲战场上当兵,服役于反谍报部门,被指派做审讯纳粹叛徒的工作。据说曾因为目睹战争的残暴而一度精神崩溃。他在最受欢迎的短篇小说之一《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里写过一位精神崩溃的军人的故事,这篇小说收进了1953年出版的第二本作品《九故事》里,小说集出版时比《麦田里的守望者》获得了更好的评价。
塞林格的女儿2009年出版了回忆录。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玛格丽特·塞林格说,父亲对作品角色的喜爱程度超过对现实中人的关爱,他没有能力或是不情愿跟任何人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他的文学探索越来越使他与人的联系处于两个维度,一个是跟虚构的格拉斯一家,另一个是跟活人——通过信件相识的‘笔友’;一旦对方变成三维的、有血有肉的真人出现时……只要一见面,就无一例外地播下了令他们关系终结的种子。”
塞林格的儿子驳斥了姐姐关于父亲的说法,他在写给《纽约观察家》的信中说姐姐“头脑有问题”,她书里写的那个人,他认不出来是他父亲。
美国媒体和文学界纷纷扬扬地猜测,他有没有遗留下作品以及是否会出版。他的家人、朋友和文学代理人保持沉默。
他最后一次被人说动而考虑出版作品是在1990年代,他出面回应对方在1980年代就提出来的出版旧作的请求。这个人是乔治·梅森大学英语文学系教授罗杰·拉思伯利(Roger
Lathbury),也是一家小型文学出版社“兰花出版社”的总编辑。两人1996年见了面,聊了出版的细节,后来还保持一段时间的联系。然而,当拉思伯利接受一份当地小报纸的采访并很快成为全国性新闻的事情让塞林格知道以后,塞林格立刻取消出版新书的计划并与拉思伯利切断了来往。拉思伯利说,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他感到后悔。
南方周末:请详细谈谈你与塞林格的来往经过。
拉思伯利:我1988年写信给J.D.塞林格,问到他出版短篇小说《哈普沃兹16,1924》的可能性。这篇25000字的小说刊登在1965年的《纽约客》杂志。他回信说他会考虑。过了8年他才决定联系我,我们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餐厅共进午餐,面谈这个事情。他的经纪人开出了一份合同。塞林格回家后,我们有书信来往,谈论这本书,但是我(轻率地)接受了一家当地报纸的采访,我以为没什么人会看到,却招来了潮水般的询问和媒体曝光——这根本就是他、我还有他的经纪人都不想看到的事情。
南方周末:那你认为,他为什么要选择你的出版社?
拉思伯利:对于时间(的选择)我回答不了——我不知道。我猜想,他挑中我的出版社是因为,我出的书都是那种我希望是好看的书(他对此也核实过,见面时我也送给了他几本书),而且我的出版社不太有名。这样他就能够做到发表了东西却又像没发表一样——既成为公众人物又兵同时保持个人神秘。
南方周末:他是个怎样的人?
拉思伯利:作为一个个人,他私底下是个很开放的人。他有难以抑制的幽默感和自嘲精神(这在他的书信里也有显示),他看上去也挺坦率的。他笑起来很有意思——那种笑仿佛在说,你和他比其他人更懂得到底是什么事情那么好笑。他看上去也不是那么的自我中心,不过这也可能有点做样子的成分吧。
南方周末:你对他的印象?
拉思伯利:他75岁了,个子高,外表整洁,反应灵敏。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耳背得厉害,因此我不得不侧着身子靠近他大声说话,同时尽量不显得唐突。
南方周末:他真的杜门谢客?
拉思伯利:我知道他无意中遇到过威尔弗里德·西德
(编者注:小说家)。那天吃午饭时他告诉我,他后悔没有回信给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朋友、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他也问起过研究菲茨杰拉德的学者马修·布科里,因为布科里是我的朋友,我能够回答他的问题。他有时跟幽默作家S.J.佩雷尔曼吃饭,不过佩雷尔曼在1979年去世了。
南方周末:你怎样看待当年18岁少女梅纳德与塞林格的交往?
拉思伯利:我没见过乔伊斯·梅纳德,对她一所无知。我的感觉是,她有点难以控制。我相信文学圈内人对梅纳德的反应是忍耐中夹杂着有教养的、不明显的轻蔑。不过,我这么说,仅仅是来自我读到的报道。我没看过梅纳德女士的书,我对文学比对流言蜚语更感兴趣。
南方周末:塞林格为什么那么看重隐私,你怎么看?
拉思伯利:塞林格就像他的著名小说中的霍尔登·考尔菲尔德。他厌弃这个商业化的、巧取豪夺的、剥削人的、麻木不仁的、向钱看的世界。霍尔登·考尔菲尔德同样厌弃这个世界,他擦不掉刻在他周围那个世界的墙上的咒语,他受不了这点,于是被关了禁闭。而塞林格自觉自愿地选择了离开。
他不喜欢当名人,原因就跟霍尔登·考尔菲尔德不喜欢“虚伪矫情者们”使用“宏伟”这样的词语一样,名声等同于虚伪,等同于自恋的美化。
南方周末:《麦田里的守望者》刚出版时,人们对它既欢迎又害怕,是什么造成了不同的反应?
拉思伯利:年轻人欢迎它,因为他们在书里看见他们自己。嗯,我不会说“害怕”,可能“反感”更准确些。因为这本书的最终结论是一种全盘拒绝,差不多就像托尔斯泰那样,对中产阶级平庸生活彻底拒绝,所以招来了反感。书里仅有的有好下场的角色,是几个已经不在人世的作家、男主角的几位已经不在人世的朋友,还有小孩子。被迫在成人的世界生活意味着失去单纯变成一个虚伪的人,改变自己的天性。但我们必须长大,这是不可避免的。
值得赞誉的是,在他后来那些也许较少被人阅读的书里,塞林格从不讲逻辑的、超验式的、难以捉摸的东方哲学——如禅宗佛教那样的东西——里面找到了某种信念。在我认为是他最好作品的《九故事》里你可以读到这种转变。第一篇小说里有个人物西摩·格拉斯,是个想法与霍尔登·考尔菲尔德很接近的已婚男子,宁可自杀也不愿在“精神乞丐”的世界里讨生活。最后一篇小说用赞美的语调叙述一个叫泰迪的8岁天才/博学者/预言家的故事,他的思想来源于印度哲学。
南方周末:请你描述一下他在美国文学史上中的地位。
拉思伯利: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书籍对于读者所能起到的效用;它使读者感同身受,同时也深受影响。读者感到这本书是在向他们诉说、替他们诉说,他们甚至采纳了书里的某些态度和作风。《麦田里的守望者》完美地抓住了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的时代精神,这是通过典型人物霍尔登·考尔菲尔德实现的,他和美国文学中许多其他人物有着相关一致性,《白鲸》里的“孤独者”以实玛利,以及哈克贝利·费恩。
在1950年代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作家读起来都像塞林格,比如早期的菲利普·罗斯和约翰·厄普代克。西尔维亚·普拉斯1963年的小说《钟形罩》也和塞林格写的如出一辙。
南方周末:他晚年写的作品如果出版,有什么重大意义?
拉思伯利:这要看作品。没人知道他有什么手稿幸存下来,或有什么新作完成。不过,任何能进一步展现这位极富独创性的美国作家的思想和才能的文字,对许多人、对不同的人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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