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廿世纪中国学术（下）

龚鹏程

转自《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书局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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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钱先生读《左传正义》凡六七则，于古今笺注论释《左传》之书，仅引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载孔广森云云一条。其余如引周寿昌《思益堂日札》、方以智《通雅》等，虽亦论《左传》文句事，其书则非专为诂释《左传》而作。笔记丛录，偶一及之耳。非章太炎《膏兰室札记》之类有专笺《左传》者可比。如此引证，乃是完全脱离“左氏学”之传统，站在场边子上说话也。与其论《史记》《周易》等等相同，而外行尤甚。黄耀垫谓其不甚留心今人研究成果；其实于古人笺注，钱先生又岂真究心哉？

    如此“写在《左传》及《左传》解释传统边上”，《左传》中主要问题必将毫无涉及；后世之口《左传》者，亦必无所采择于兹矣。然则先生耗斯笔墨精神，为此札记六十七则者，果何意欤？以论文之手眼，评析《左传》文句，并联想及于中外相关事例，固多快娱心目之说，适可自暴其不通经学之短，窃为先生不值也。

    且其持论，甚薄《春秋》。谓《春秋》简晦，非《传》几不能知其事，殆如今日报纸之大标题而已，<传》则为报导。此固可备一说，然古今争论《春秋》性质与夫经传关系者，至为繁赜，钱先生以为如此即能释难、解纷，且足以服人乎？况《春秋》文字之简，古人推美之，钱先生抑沮之。谓不过古人刻竹漆文不便使然，后人不必因伛以为恭，遂亦因难而见巧。借如其说，则《左传》非汗青削牍而为之者乎？何《左传》记事记言又委曲详尽如是耶？立论务在胜人，而自陷于矛盾，遂至于此。

    唯钱先生之意，似亦不在论经传之优劣，但借书中一二语以供申发，如古人谓“左氏之失也巫”，则于此申说其鬼神观而已。然钱氏云初民视天、神、鬼、怪为一类，其后始渐区分，天神别于地祗、人鬼别于物妖、善神之外复有恶鬼，“故曰：魔鬼出世，实在上帝之先(At bottom the deril is more ancient than God)”（十四则）。斯诚不知何以“故”。所引西谚，恰与所论意趣相反；先生喜援二西之书以征契同，似此则反滋误会矣。

    如此之例，盖亦不少。第三则云须解全篇之意，乃得以知某句之意；又须识字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意，“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 edrha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此用狄尔泰说。然“阐释之循环”实包含三事：一、人之现实有限存在与认识历史之关系；二、整体与部分之关系；三、解释活动中理解与经验之关系。钱先生所释，仅及其一，读者乍视其说，得毋以偏义为确解乎？次者，“阐释之循环”既为方法亦为困境。持其说，则与循环论证何异？人人阐释彼此互殊，又将何以质正？故自海德格尔以降，无不致力解决此一困局。然海德格尔主张膨以正确方式融人循环’’，并由本体论论证阐释循环之内在性。里格尔(Paul Ricoeur)即以为未能解决疑难，仅予转移而已(Hermene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P.59)。伽达默尔《解释学之挑战》一文则自承无法打破循环，唯“合法之偏见”须与“错误之偏见”区分。而哈贝玛斯更就此与伽达默尔相论战。钱先生以阐释之循环为方法义，是弗顾此一问题之发展也；以此为方法，而不知其尚有疑难未解，是弗知其法之不足恃也。读钱先生书者，尚慎旃哉！

十三

    焦氏《易林》旧说为西汉焦延寿撰，清人徐养原、牟庭相、丁晏、刘毓崧等考辨甚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断为东汉崔篆作，考证至八九千字。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则以为乃管辖所作，所考亦五千言。钱锺书先生不能定诸家之是非，遂作超脱语曰：“窃欲等楚弓之得失，毋庸判儿猫之是非。嚣其实非不判，不能判也。余嘉锡、胡玉缙两先生之书，钱先生未必寓目。以不能知其是非之人，作超越高蹈之状，讥考证作者诸家“如讼师之争产然”，语近轻侮，又何必哉？

    钱先生以博学自负，从不肯自认某处实非所长，且辄以吾不懂者即无价值之姿，出语凌人。其考证作者，固如是也。论诗而薄比兴寄托，论经则讥经生不谙文趣，亦皆属此类。夫论诗动言比兴，考证其来历史事，诚多妄谬，然诗中岂皆无寄托乎？读诗者岂皆能不知人论世乎？钱先生论诗，精于句剖字释丽罕能知人论世，乃以己之所短薄人之所长，可乎？论经书史籍，不娴经义、不知史例，则沾沾自喜其能以诗文小说戏曲证论经文及史事人情，不知此乃别蹊，虽可见奇花异卉之美，顾亦何可自矜于是且讥他人之不如是也？论学，吾甚佩钱先生，而终觉其不真率、不可爱者，即在此等处。

十四

    钱氏论《易林》卅一则，皆不论易义及其象数，但赏其文辞而已。谓汉人依傍《易经》之作，如扬雄《太玄>及此《易林》均文句佳妙，工于言语，明清若干文家曾胎息欣赏之。其说甚是。然于今人赏味其文辞者，又竞忽诸，诚失之眉睫也。

    如黄侃《六祝斋日记》卷二，壬戌二月二日即有云：“翻《太玄集注》。<易》尚不明，其如《玄》何？然奇字、殊音、雅言、妙义资于文章者甚众，不可忽也。观其造言窜句，惟《易煜师，与词赋拟相如》、《法言》拟《论语》者无异。扬子信摹拟之大家哉！”且录其隽语数十条，次日又录数十条，五日作一联：“新鲜自录光于己，华芳用臧利当年。”亦用《太玄>语；卷三于《太玄》隽句续有选录。是其赏味与钱锺书同调也，惜钱氏未及知之。季刚先生亦尝有读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札记及《阅严辑全文日记》-卷，皆收入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黄侃日记》中，简略且杂记平居琐事，不及钱著精审。然同调偶合，不妨举出以供谈助。

十五

    黄季刚伉气善骂，其名久著。日记中尤不忌口舌，如《马氏文通》之文言、陈三立郑孝胥式之诗，皆遭掊击。谓王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炫耀后生；王湘绮说经只事穿凿，文词皆摹虚调，记览则无关博物等等皆是。述时贤如此，论古更无恕辞矣，如云韩退之一味排弄，殊非中声；柳耆卿词全无佳者；欧阳修诗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其出言与钱锺书相似。凡才人皆不轻许可，故虽如是，亦无伤也。第观两先生之论学，途辙颇殊，则或可拈出供参。

     两先生皆博学。然钱氏著作，多以条举、以句释，故世或议其零碎无体系。夫体系固非钱氏所慕也，其学亦非哲学之须构体系。故以此议钱者，为“不知类”，可勿论焉。然钱先生论事，善联类、善旁及、善比论，一事之微，征引万端。综此万端，所明者亦仅此一事而已。是非能发凡起例，令从学者循是以求，推类及远，而明古今中外学术之流别也。在钱先生，固是鸳鸯绣出，观之者目迷五色，则靡知金针之何从。此所以有望洋之叹，而惜其无体系可供把捏。钱氏名满天下，乃无人可以闻风继起，亦以此也。彼无门人，亦无人能学之，一二号称用钱氏法以论学如臧克和者，徒笑柄耳。黄季刚先生则不然。黄先生五十而逝，平生学术未及成书，故其所造，未易与钱先生比量。然季刚门人遍两岸三地，沾溉馥余、得其一节者，即可以名家，此又何故欤？

     以余观之，钱先生读书，善于摘伏抉隐，黄先生则善于发凡起例。凡例之学，本出于经。诂经之士，得免于碎义逃难者，正以有义例可守也。言小学校勘者，究心于一字一句之微，苟无凡例，亦无由综贯之。黄季刚先生用功本在经学小学，故于此道甚精，读书日录中随处可见，如：

    △昔戴（震）君举“以字说经，以经证字”二语，以示后学。侃今欲以音说义，以书证音。其条例：一曰本声（如丕从不声、吏从史声）；二曰声训（如乾健也、坤顺也）；三曰连语（如屯遭、班旋）；四日古韵（如下普道咎）；五曰异文（如造作聚、复作覆）；六曰拟音（如需读为秀、荒读为康）；七曰直音（如某音某）；八曰反切；九曰体语（如温休为幽婚、清暑为楚声，以及金沟清眦、郭冠军家之类）。自<说文》《玉篇》《广韵》《类篇》《集韵》外，凡宋以前书，涉及音者，无不采葺。虽一人之力，成此为难，积以岁年，或收驽马十驾之效。此书若成，再当校《说文》、笺《广韵》以就一家之学。（《六祝斋日记》，卷一，1922年1月17日）

    △宋词用字盖有三例：一曰熟语（用典故训诂皆属此类。如辛词<摸鱼儿》用长门事，用千金买相如赋，曰玉环、飞燕，此用典故也。用蒽蒽姥脉、危阑之危，此用训诂也）。二曰造语（有造字造句之异。

造句如“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之类）。造字如姜词冰胶雪老、吹凉销酒、诸虚字之类。三曰时俗语（有用时俗语为形容接续介系助句之词，而中加以熟语造语者。如刘翰词：“原得王孙老”得字，时俗语也。刘克庄词：“蓦然做暖晴三日”，蓦然字，时俗语也。韩寥词：待不眠还怕寒侵，待字，还怕字，时俗语也。有用时俗语而天然工致绝类文言者，如辛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是也。有貌似文言实从俗语翻出者，如谢懋词：“无处寻，只有少年心”是也。有纯用俗语而杂以文言者，如赵与（钅御）词：有人嫌太清，又有人嫌太俗。都不是我知音。”是也，有虽无时俗语虚字，而实时俗语之熟语者，如周晋词：“薄幸东风，薄情游子，薄命佳人”是也，有不仅用时俗语者，且用方言者，如吴词之“梦缘能短”。能，作如此解，今苏州语也。陆词：“你嚎早收心呵”，嚎早，作火速解，亦今苏州语。有用方音为韵者，如姜词：“不会得青青如此”与语、虞、御、遇韵中字同押。刘过词：“泪痕凝脸。”与铣、猕、轮、换、阮、愿韵中字同押是也）。拟专取宋人选词辑宋词用字举例一书，一以示填词用字造句之法，二以告今之高举常语为诗者，知亦有矩镬，非能率尔成章也。若夫旨义、格调、声律，皆已屡见前人之书，不复觎缕可矣。（《六祝斋日记》卷四，1922年3月22日）

    △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因思群字虽繁，不过八类，今且皆以东韵字为例。一曰正：如童正篆作“”，同正篆作“”之类是也。二曰同：中有古文审，终有古文夹之类是也。三曰通：梦通为瞢，工通为功，字异而声义不相远之类是也（又皆非本字而互用属此）。四日借：借種为種，借矇为矇，声借而义无可相冢之类是也。五曰讹：讹雄为碓，讹蟲为蟲，于笔意绝无可言而又与他字溷之类是也。六曰变：（变率为革，变潢为民，篆之变也。今且以隶为例）变“”成为戎，变宫为官，隶笔小异而为今世所承用者是也。七曰后：菄为东风菜加艸之字，崧嵩为崇高山专造之字。凡由正字引申义或别义而加偏旁以为之者，皆是也。八曰别：与同异者，彼为正字之重文，而此则后世之增造者耳。有灌而遣绒字，有翁而造顿字，字义与正篆丝发无殊，而徒增俗体者是也。古今字书皆可以是撮领之矣。（同上，4月6日）

    △字音之变，六道而已。一日四声之变，翁声有滃，空声有控是也。二日开合之变，憲（讠为）、献娑同字，千个、苛簳”同文是也。三曰洪细之变，共声有港，东声有童是也。四曰同类之变，公声有翁，工声有空是也。五曰同声之变，腾从腾声，颥从禺声是也。六曰同韵之变，公有锺音，凌从凶乳是也。韵书反切亦皆可以是统摄之，毋为多立名字也。《六祝斋日记》卷五，1922年4月12 日）

    △字书编制法凡有五类。①自《史篇》《三仓》《凡将》《急就》《元尚》《飞龙》《皇义》《劝学》《圣皇》《女史》《始学》《吴章》《千字文》《南唐五百字》《万字文》之类，皆集字成句，或有复字，或无复字。要之以文义缀字，取便记诵，此一族也。②自《说文》《字林》《古今文字》《玉篇》《开元文字》三百二十部音义，下至《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之类，皆据形系联，部叙、字叙每有意义。此字书之正宗，为二族也。③自《干禄字书》、《佩虔》（中下二卷以四声分十段）、《名苑》（先声后形，见司马光《自序》）、《类篇》（分部五百四十四，略同《说文》而部中字则以韵次）以及《说文韵谱》、《五音韵谱》（其初因《类篇》先后，若有重音，则但举先而略后。虽许氏本在上、去、入声而《类篇》在平声，亦移载平声。然部叙则案堵如故。后乃改其部叙，悉以韵，又以许氏本音次第之，不复论五音先后），以及《古文四声韵》、《隶韵》、《班马字类》、《龙龛手鉴》（部首以平、上、去、入为序，部中字亦以四声列之）、《复古编》、《字鉴》之类，或以韵部编字，似韵书之体，而实字书，此三族也。④自扬雄《另q字》、李彤《单行字字偶》、朱育《异字》、张揖《难字》、《错误字>、无名氏《文字整疑》、彭立《文字辨嫌》、戴规《辨字》、邹诞生《要用字对误》，下至《匡谬正俗》与近世《六书故》《六书统》之类，或说字之

一类，或以义分字，而说既不全举，诸字又不依部叙、韵叙，此四族也。⑤自李从周《字通》（分部不用《说文》门类，而分以隶书之点画，有所谓上两点类，下四点类，旁三点类，盖又以形近为次）、韩#彦《四声篇海》（以《玉篇》五百四十二部依字母次之，又增杂部二十七。凡同‘母又以四声为先后，每部之内，又计其字画多少为先后，以便于检寻，此字书编画之最初）、梅膺柞《字汇》（部首、部中字悉以画数多寡为次。自一画至十七画列二百十四部）、张自烈《正字通》，及世所通用之《康熙字典》（字典分部即承《正字通》，凡十二集，百一十九部。部首之字以画之多少为序，部中字亦然）之类，皆就点画分编而便于检寻，此五族也。（同上，4月20日）

    △大抵先唐评文之书，约分四类；一则详文士之生平；二则记文章之篇目；三则辨文章之体制；四则论文章之用心。。始自荀勖，终于姚察，纷纶葳蕤，堙灭而不称。略可道者，刘、锺二子而已。自唐以后，论文之言，唯存书札及夫丛谈、小说、文话，评选之中，绝无能整齐洽通，若《明儒学案》之记儒先、《文献通考》之栽法制者。侃虽不敏，愿有事焉。兹事体大，姑先述其纲领，命日《文志序论>云亦：文章之界限、文学之起原。文之根柢与质地、书籍制度与文章、成书与散篇：文章与文字、文章与声韵、文章与言语、词言通释、古书文法例、文章与学术、文章与利禄风尚、外国言语学术及于文章之

利病、译文之优劣、公家文、日用文、俳俗文、文章家之因创、文章派别、历代论文者之旨趣、文体起源及废兴、文体变迁之故、摹拟述作之异、伪托、文言质言之大别、雅俗之标准、繁简之宜、文章流传泯灭之理、向后文学之预期、字书文法之整理（此等标题，近乎倭语，未能免俗，聊复尔耳）。(《感鞠庐日记》1922年9月29 日)

    △拟编《郑注四经例》，兹记其目。一日校异，如《士冠礼》注：古文“阈为蹙”、“今文缡作熏”之类是也。二日订讹，如“此醴当作礼”之类是也。三曰存疑，如“玄则亦入”，与“辞对之辞未闻”之类是也。四日驳旧，如月令注：“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今，未通于古”之类是也。五日引古，如《士冠礼》注：“易日：画成而卦”之类是也。六日说字，如《士昏礼》注：“视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误行之”之类是也。七日拟音，如《士冠礼》注：“缺，读如有颊者弁之颊”之类是也。八日互证，如《曲礼》“使从俗”，注引《玉藻》；“人生十年日幼学”，注引《内则》之类是也。九日喻今，如《士冠礼》注有司，引今时吏及假吏为况；赣引“今时藏弓矢者谓之鞍丸”为证是也。十日明辞，如“衣不言色者，衣与冠同也”，如“初为不见者言也”之类是也。十一日括例，如“筮必朝服者，尊蓍龟之道。凡染黑，五入为鲰七入为缁”之类是也。郑君所注经，唯四经完具，故据以为本。其实《易>《书》《论语》《孝经》四经之注，亦可用此例求之。（《乙丑日记》1925年1月11日）

论钱锺书者，向未尝取黄侃与相比论，故以上摘录稍多，裨资衡较。观其条例，虽文字声韵专门之学，亦不难循例以求之。虽季刚先生未成之作，亦若已可见其旨趣与内容，此即条例之用也。而此等凡例，在钱先生集中可谓绝无仅有。故一如散钱满地，一如纲举目张，影响非可一概。曩余就读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时，林师景伊授《说文》《广韵》，无多关捩，仅以彼抄自季刚先生手批《说文》之条例十八则为说，等夫秘笈，视若诀法，谓知此条例即可尽通古声韵文字也。昔年少，颇轻之。又方耽文辞，以破法活法为高，宁肯拘法度、循则例哉？今则知条例之效矣！

十六

    余论钱先生文，复旦大学查球屏君有文评议，题为“龚文正误”。首云吾“勇气诚可嘉，谬误亦明显”。见之大惊。昔人有“正杨”之篇，今人有“正钱”之录（蔡军，收入1996，李洪岩、范旭仑编《钱锺书评论》卷一），吾文聊举一二，以附骥尾，乃竟有人以吾多谬乎？然查文所云仅三事而已，拜读之，则亦不知吾究竟何谬之有。

    其文一日钱著二十年前即在大陆流行，不待电视剧《围城》拍摄之后；二日钱论《老子》龙兴寺碑本固未用马王堆帛书，然推论既确，不用何伤？且或论文在前，帛书后出，故亦不应以此相责；三日钱引白居易语以讥老聃，又引白氏诗讥其非议老聃，非自相矛盾，乃其绝妙义趣。此皆护钱心切，而不自知其言之不当理也。

    一、《谈艺录》早行于海外，《管锥编》之写作与旨趣，亦先自海外发之。白克明《评论钱锺书一甲子》对此已有说明，抄录于后：“钱著四种，1949年春夏都再版过。好花不长，他人一入京城，不大一会儿，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脱裤子割尾巴。……夏志清先生特识先觉，能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悟稀赏独，拔而出之。……钱先生姓字，1962年就作为标题出现于台北刊物里，（邹文海）《忆钱锺书》是最早一篇怀念文字。……正是钱先生蹲牛棚游大街上干校当邮差这个时候，‘钱锺书’三个铅字在台北印刷品里聚合为大块标题。……1965年《谈艺录》景印本在香港出版，1969年《围城》景印本在香港出现。1974年春珍妮·凯利英译《围城》第一章在香港发表。……钱著五种在港台盗印频繁。……1978年秋……他四十年来头一遭走出国门海关，方才晓得营外早已钱帜飘扬。他挑选《管锥编》五篇，引发读者。夏志清、高阳大惊叹。……黎活仁、马力刊出了一张钱先生作品的名单。……《管锥编>跟大伙一见面，港台学人王煜、黄维梁、龚鹏程当即力荐。周振甫、马蓉也操觚尝鼎。……”（同上引书，以下始有大陆流行之情状可叙）。此皆查君人大学前之旧事也。查君之生也晚，故不及知。而余云大陆钱学兴起，又拍电视、出传记后，港台反而退烧，初未言系因拍电视后钱氏始对大陆学界有影响。查君又误读矣。

      二、余举钱先生论《老子》为例，旨在说明钱先生不甚留意新出文献。故或仍用旧说而误，其论《孙子》；或虽不误，而不知引证，如其论《老子》。此皆论学之缺失也，何可辩饰？纵或帛书新出，钱先生不及援据，钱先生又何尝注意其他何种新出资料耶？其不知当代学人之研究、不考新出之史料，暗蔽实多。吾临文多为长者讳，故未深论。查文竞以吾之宽为苛、以吾之不误为误，岂不冤哉？

     三、钱氏论《老子》时，引白居易语以讥老；又引白氏论禅家语讥白于老少见多怪。查云此乃妙解。然此乃查君之解，非钱氏之解也。白居易是否笃信佛教而排斥道家道教，正自难言。自陈寅恪论断白氏佛皮道骨以来，释辨者多矣，查君宜稍考之。

十七

    黄耀垫先生评议吾文，似颇不以吾将陈寅恪与钱锺书比论为然，并谓陈先生论唐史及《切韵》迄今仍不废江河。夫陈著之是者，固可不磨，其误者亦终不可废，吾文已自言之。此吾与耀垄兄无大异者也。以陈比钱，耀垄兄以为降格，则难言矣。二氏衡较，乃近年一大公案，谁轩谁轾，各有主张。如李洪岩《钱锺书与陈寅恪》及前引白克明文均扬钱抑陈，且谓陈之不足以方钱，即如老骥不可以追秋鹰霜鹘。白李诸君，于钱不无偏嗜（前举白氏文，谓《管锥编》甫出，余即为文力荐。实则余少年矜气，颇轻前辈，当时乃痛批，非力荐也。白氏恐未见吾文，或嗜钱而有曲笔）o余既无调停之力，遂姑为骑墙之语，但举匹似，不著抑扬。耀垫兄倘能另撰一文，继班马异同之论，为李杜优劣之评，衡权陈钱，断以至公，则亦学林之盛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