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由珠海回到北京。此行凡在杭州參加了相約西子湖論壇、在上海為實踐管理研究會講了一場、在珠海聯合國際學院講了四講、還召集了一場中國參與世界的研討會，其疲累可知。旅中多可述者，然不及述矣。先貼一文塞責吧！

盧梭在《論語言的起源：兼論旋律與音樂的摹仿》中說文字最初並不是為了描繪語言而生，它跟語言一樣，是用一套符號來描繪事物。其後，是在語言發達了以後，一方面用符號描繪事物，一方面記錄詞語。再來才是把語音分析成各元素，例如音節、元音、輔音，然後以字母表示之。這三種型態的文字，恰好對應三種社會：第一種是原始社會，如古埃及；第二種是野蠻民族，如中國；三是文明民族，即腓尼基人、希臘人這類商業民族。

此說之為偏見，固不待言。不幸過去因中國積弱，遭人欺凌，文字竟亦被人瞧不起。故附和此類說辭者，除了使用字母的洋人以外，本國志士也不乏此類聲口。熱鬧一時的拉丁化運動，便是此說甚囂塵上後隨之而生的企圖改頭換面之舉，準備把漢字廢了，改行拼音字母。

那時節，漢字不科學、漢字野蠻、漢字難寫難認、漢字不廢則中國必亡等說，舖天蓋地，相關著作與篇章汗牛充棟。

俄而時移世異，中國好像漸漸有錢了，腰板漸直，號稱崛起。於是已棄若敝屣之家產，遂忽獲珍重起來。漢字拉丁化不再進行了，詆毀漢字的事業亦恍如隔世春夢，舊調無庸重彈。新的聲腔，乃是對漢字的贊歌。

贊美漢字，誠吾人所願聞。但做學問、論事理，卻最忌諱勢利眼。一件物事，只因它所在那個國度衰了弱了，就大找理由去耻笑它；又因它所在國富了強了，就再找理由去稱譽它，本身便甚可笑。斯乃以勢定理之學也。用俗話說，叫做拳頭大的有理。論理若都這樣論，那也就不必講理了，大家逕去比拳頭便是。故說理論事，不能以勢定理，是第一原則，脫離了這個原則，所說即是狗屁。因為狗仗人勢，學者的論述，屆此皆變成了依託權門的狗吠而已。

可嘆晚清以來，仁人志士論事輒犯此病，老是覺得人家歐美如此富強，必有道理；我國如此孱弱，亦必有原因，於是怨天恨地怪爺娘。怨天，是說中國這類東方專制主義與氣候有關（沿襲孟德斯鳩說）；恨地，是說東方專制主義肇因於水利工程（沿襲魏復古說）；怪爹娘，是說老祖宗有問題。都是他們的錯，故令我如此窮否不堪。老祖宗有什麼錯？文字、文化、社會、制度……無一不錯。過去學者們指出的各種錯處，洋洋灑灑，遠超過清初起兵告天之七大恨。

如今，稍稍覺得發達了，底氣漸充，乃又開始修族譜、蓋祠堂、夸說祖宗的好處，甚或翻出老祖宗的家俬，準備吆喝著去再賺些銀子。於是就把一些破瓶子爛瓦罐舊衣裳也都講得金光燦燦，彷彿稀世珍寶。

漢字也就在這種氣氛底下，搖身一變，成為「華夏文明的內在形式」。說華夏文明的內在形式即是漢字、漢字思維、漢字文化，因而漢文化也即是一種詩性的文化。此可稱為「漢字詩學」或「漢語詩學」，因為漢字又是漢語的內在形式。如斯云云，目前倡者頗多，認為這可做為漢文化與其外部社會及其他文化的區別特徵。

語言文字能表現使用者的思維特性，本是不錯的。何況思維時主要仍靠語言文字在思維，因此語言文字的性質自然也就規範或限制了思維。就這一點，說漢字乃華夏文明的內在形式，當然沒錯。但繼此推論道中國是字思維、詩思維就走得遠了；不懂漢字而去亂扯字文化字思維，那就更離譜。

例如孟華《漢字：漢語和華夏文明的內在形式》說漢字因是象形的，據義構形，所以它在中國傳統詩歌美學中就表述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借境生情、托物言志；中國詩學中「天趣」的概念，也很好地體現了據義構形的原則，如陶淵明彈無弦琴、李賀詩「一雙瞳仁剪秋水」均得天趣。而漢字之象形性，又可稱為象本位原則，乃是視覺中心主義的。這些話，沒有一句不費解。漢字象形只有百來字，其他為會意形聲指事等，形聲且占八成左右，怎能說是視覺中心的象本位？象形，既是象物象而構形，又怎麼竟是據義構形？據義構形又怎麼就是借境生情？借境生情又如何等同於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托物言志何以又即是有天趣？無弦琴，據義構了什麼形？這類詰問，可以一連串問下去。顯然，論者對文字學不甚了了，也無意深究，只是借一個漢字的大題目，牽聯鉤搭著去泛談詩學啊、美學啊、字象啊、語象啊等等。這樣的漢字詩學能令人苟同嗎？

又例如鄭敏《傳統智慧的再發現》，引述索緒爾、喬姆斯基、皮爾士等西方語言學家的言論之後，竟大談諸君所絕不會同意的：「漢語是世上最進步的語言」「世上具有表現力最明確而又最簡約的文字」「與印歐系的西方文字相比，還是一種理性抽象水平高與邏輯性強的文字」「二十一世紀還是漢字發揮威力的時代」「全世界的人們將必修漢語」等等。她把德里達所批判的語言二元對立等級顛倒過來，用以樹立漢語的中心位置，鼓吹一種漢語沙文主義式的愛國態度，我也以為是極不可取的。

對漢字或其他任何傳統文化，自毀自虐自棄固然不可，胡亂自矜自飾也無必要。談什麼，都要恰如其分才好。在現今國學復興的熱潮中，尤其不能沒有這個認識。

转自汉字博 http://blog.sina.com.cn/bloghan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