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价值至高不怕强调一千遍
                                邓子滨
转自 南方周末  2009-11-25  

  致命43分钟 “如果管理到位，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黑龙江安全“示范”矿104死  

每次矿难发生后，我们都要追问：矿难何以发生？能否避免？如果根本不能避免，我们就不能强人所不能。不过，如果大家都承认，矿难虽不能绝对避免，但现在这样高频度的矿难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反思如何避免那些不正常的矿难。
瓦斯，只有超过一定浓度后才会爆炸，而瓦斯的浓度取决于开采作业面和通风条件，作业面扩大必须相应地增加通风设备。而通风设备的增加，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效益的降低，以致使扩大作业面所获得的效益大打折扣。所以，如果对效益的追求成了最高追求，成为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驱动力，那么，只增加开采面不增加通风孔，就是煤矿管理者自然而然的选择。
这时，管理者对于自身利弊的理性盘算，就转化为实现经济效益、完成任务指标后所得之收益与发生事故、矿工遇难所生之弊害的比较。在这个比较当中，一个冷峻的问题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死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上百个矿工究竟“算”得了什么？如果这些矿工的生命是可“算”的，也就是，最后能以积极抢救的姿态、温馨的安抚和低廉的补偿来摆平，那么，私有煤矿的老板和国有煤矿的领导，都会服从于利益的驱动，屈从于生产的指标，从而使所有的文字上“完备得不得了”的安全规章制度化为泡影。如果真的是泡影那倒也罢了，那样的话，至少人们会清楚地知道没有规章制度，进而作出其他选择。
而现在，恰恰是还有这些规章制度，并且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这时候，矿工死于矿难，就像行人被撞死在斑马线上一样，都是死于对安全规章制度的信任。这是因为，如果他不信任这些规章制度，而又走下矿井，那他就是一种自杀行为。但是显然，每一位矿工下井之前都指望自己活着上来，因为他们相信有诸多的安全规章措施在保护着他们。现在他们回不来了，无异于这些安全规章制度欺骗了他们。多一次矿难，多一位矿工灵与肉的消失，就多一次证明：不能认真落实的规章制度，比之于没有规章制度，更可怕、更可恶，因为它从根本上摧毁了人们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措施等一切“安全指南”的信仰。
其实，任何规章制度都是靠人去实施、去落实的，所以，制度落空，就是制度执行者对民众的背叛、对国家的背信。背叛、背信无疑都要受到惩处，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不会无端地选择被惩处，除非他觉得这种所谓惩处只是抽象的宣示。惩处是遥远的、或然的，而利益是切近的、必然的。所以，他们选择利益，甘冒风险。经验告诉他们，矿难没什么大不了，死几个矿工不过是像损毁了机器一样，可以折旧换新。我们也不时听到大小媒体、各色人等的“发展代价论”。问题是，谁在付出代价？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11·21”矿难所显露的安全规章制度空洞，不止于开采面与通风设备的关系问题，而是在瓦斯浓度危险警报后，在长达50分钟的时间里，几百名矿工的生命明显地、不折不扣地被漠视了。这种漠视是习惯性的，似乎可以归结为某种积弊的瞬间释放。这些积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我们习惯于赞美，不喜欢批评，自己不愿看到，也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们社会还有不如人意甚至比较灰暗的地方。比如，《盲井》就是不受欢迎的影片，它所反映的草根阶层在生态圈边缘的痛苦挣扎，是不能作为主流文化的话题的。我们的神经已经变得相当脆弱，不断指责那些批评社会的人“别有用心”，指责他们“总是看到阴暗面”，以至于我们的社会形成了这样的潜规则：某些事是不能说的，说出某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和道理，竟然可能冒失去自由的风险。
我们只是抽象地承认 “人的价值”，但是内心却真正认为“人命是有价的”。比如，城里人会不时听到开车人与行人对骂时最“牛逼”的豪言壮语：“别说撞了你，就是压死你，老子二十万摆平！”既然人命最终可以换算，也就可以定价，可以定价就意味着可以议价，可以议价意味着价格不同，也就有了人命的高低贵贱。毋庸讳言，身处矿井的人，不可能处于命价序列的高端。
这就意味着，我们缺乏的不是制度，我们缺乏的是理念，是对生命至高价值的信仰。技术和方法本身没有序列，生产规章和安全规章哪一个优先，不是一个技术和方法问题，而是一个理念和信仰问题。以生命为至高无价的人，在矿工生命面临危险的时候，不会考虑经济损失。但他究竟考虑过没有，对他来说是一个主观问题，对司法官员是一个证据问题，对广大公众是一个客观判断。那些事实上忽视了安全规章制度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对生命的漠视。
我们不能不悲痛地看到，漠视生命的人在我们身边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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