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焦虑
                                      吾民
转自 南方周末 2009-11-11   

当举国不再焦虑“大师”的问题之时，“大师”才有应运而生的机会

此题有二解，其一，“大师”本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所焦虑之事未必关于“大师”。其二，全社会就能否出大师或是何以还不能出“大师”的种种质疑，其中也包括“大师”们对于教育和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环境及体制的思考担忧。除了一些行业的职称评定明确有此资格外，“大师”的头衔，多由别人指称，口耳相传，媒体鼓吹，很少有人忝然自封“大师”。即使有，也不易得到公认。
于是出现有趣的悖论，被封为“大师”的时贤，一般并不接受相关的封号。的确，分科治学之下，学问已经进入侏儒时代，以专家之学，不能致通人，不通如何能大？被封的“大师”见识显然仍在常人之上，贵有自知之明，所以不敢自诩，甚至很少谈论“大师”问题。而世人心目中的“大师”，却以他们为标准。难道世人的判断力和鉴赏力超过“大师”？如果“大师”本人也发出为何不出大师的疑问，则听众不能不考虑其表达意见时究竟是以“大师”的名义，还是自外于“大师”行列。若是后者，则其理想的“大师”另有典范。也就是说，不出大师由来已久，并非原来还有，现在已无。
如果以公众和媒体的判断为准，可以确切无疑地相信，“大师”如同明星，在这样的造星时代，还会不断涌现，即使没有，也会被制造出来，正如今日的有，也是被制造出来一样。如果宁可相信“大师”的判断，他们自己也不过是在特定专业领域出类拔萃而已，则类似的长才现在依然存在，只不过时名不够，尚未被冠以“大师”的称号，或者说还没有被抬举到大师的高位。当然，学问较“大师”们的时代更加细分化，专业界域更加细密，也是日益小众化，难以成“大师”的要因。
即使在今人看来名家辈出的近代学界，也并非大师成群结队，个个学贯中西。能够沟通古今，且不受分科的局限，已经难能可贵，要想兼通中外，只能相对而言。或者指陈寅恪未必通西学，整体而言固然，可是要说陈寅恪是近代中国学人中西学最好的有数之人，恐怕也是不二人选。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陈垣等人的西学，多由读译书或东学转手而来，钱穆的西学更被讥讽为看《东方杂志》的杂志之学。所以后来章、王等人绝口不谈西学，梁和钱勉强谈而不能藏拙。西学稍好的严复和辜鸿铭，中学功底太差，后虽恶补，难臻化境，而且其西学也只是较当时国人的理解深入而已，距离通还相去甚远。胡适的输入新知在学衡派看来粗浅谬误，其中学在章太炎看来则是游谈无根。这并非贬低前贤，只是说明兼通中外实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极高境界。除了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少数“支那学”者，以了解中国的水准远在国人了解外国之上的东西各国人士，试问有谁敢自诩贯通中学？何况中国一统，西洋分立，难易程度相去何止道里计。
“大师”的焦虑，反映了“大国崛起”之下国民心理的群体躁动。其实中国可以富强，却不易贡献世界以高深学问，早在前贤的预料之中。包括急于出“大师”，同样是过于务实因而一味趋时的表现。当务之急，应该努力提高民族的判断力和鉴赏力，或者说建立有效的相关机制。公众和媒体乃至教育学术界及主管机关，如果不能判断学问的高下，不知何为“大师”，则不是出不出，能否出的问题。高明即使立在当面，也是咫尺天涯，而一味痴人说梦似的妄谈培养引进，被封的难免江湖骗子，欺世盗名，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当举国不再焦虑“大师”的问题之时，“大师”才有应运而生的机会。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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