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复杂荒诞，却又合情合理
最高检首批“学者厅长”坦陈挂职感受
作者:  赵凌  2009-08-12 21:45:17
 来源:南方周末
 ■从高校的法律学者，挂职成为最高检的“厅级干部”，两年后又重返教坛。这就是何家弘、赵旭东、宋英辉三位学者的经历。
■两年中，他们在“位高权重”的特殊位置上看到了怎样的司法现实？作为学者厅长，又有着怎样别具一格的感受？

宋英辉

何家弘

赵旭东
“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们都要以政府官职的级别来体现个人的成就，甚至连本应远离世俗的佛门圣地都有了‘处级和尚’的名片。”在报纸上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何家弘正身居最高人民检察院，当着他的“副厅长”。
他还说，在当下中国，想当官的人太多。有才华、有能力、有关系、有后台的人，适合做官与不适合做官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纷纷挤入官场，然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地往上爬。
一年后，坐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寓所中，何家弘说，官场经历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等他退休了要写进自己的小说。何家弘是中国作协会员，创作过多部侦探推理小说。
2006年7月，最高检尝试开放三个副厅级职位引入学者担任。因挂职职位之高，此举在法律界影响颇大。首批被选中的三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任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任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如今三位“副厅级”干部已经回归他们熟悉的校园，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官场生涯。两个月前，最高检又任命法学教授李希慧、张明楷、汤维建出任第二批挂职副厅长。
在“位高权重”的特殊位置上，他们看到了怎样的司法现实，会有怎样别具一格的感受，“厅长”经历又究竟对他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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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学者出身的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说，聘请法学专家到最高检机关挂职，是检察机关听取批评建议、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有效途径，“很有必要作为一项制度继续坚持下去”。

首批挂职最高检的三位法学教授何家弘、赵旭东、宋英辉，最后并没有留在实务部门。但目前仍有人身兼官学双重身份，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京平，“官学两栖” 十年之久，现挂职北京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之前挂职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还有人转而从政，如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姜伟挂职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后，调任最高检刑事检察厅副厅长、公诉厅厅长，目前就任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一年之内办案不要超过多少件”
何家弘所在的渎职侵权厅主要查办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和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权案件，直接受理侦查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干部的渎职。在近年频发的矿难、垮桥、食品安全等重大突发事故中，都能看到这一部门的身影。
和反贪不同，反渎查办的是那些“不收钱”的腐败。何家弘坦言，以前自己也觉得渎职案件并没有那么重要，但自从挂职后才深切认识到，渎职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
“接触很多案件后发现，我们官员的权力真是特别大，特别是涉及到项目的审批，土地和建筑工程。有的表现为滥用职权，表面上看没有收钱，但实际上造成的经济损失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而受贿、贪污几百万就已经算很多了。”
何家弘说，这几年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公共安全事故，背后都有渎职。“这些案件虽然由最高检督办，但地方关系盘根错节，行政干预之强超乎想象，案子几乎办不下去。”
基层办案阻力更大，很多区级检察院，把一些老弱病残放到这个部门，有的一年没有一个案子。何家弘发现，一方面是办案难，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包括党政司法机关，对这种不直接收钱的腐败，态度相对宽容。“查这样的案子检察院一般要向区委书记汇报——收多少钱？没收钱。没收钱？那还查什么查？不就是一点工作失误嘛。”
在法律政策研究室挂职的宋英辉，对“行政干预司法”的体会并不如何家弘真切，让他不吐不快的问题是，现实中司法机关普遍存在的“指标文化”。“一些检察院规定，如果你起诉了，法院最后判无罪，扣2分，如果法院改变了罪名，扣1分。”宋英辉说，罪与非罪，不同罪名，法院和检察院有不同理解是正常的。有些时候检察官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法官错误地改变了罪名，就要扣检察官的分，这非常荒唐。“设计法院和检察院就是为了相互制约，如果要完全一致，就没有必要搞这么多机关。”宋英辉说。
现实中不少检察院要下达起诉和抗诉的指标，为“诉”而“诉”。宋英辉举了一个轻伤害案件：夫妻吵架，女方弟弟为了帮姐姐将姐夫鼻梁打断骨折。检察院准备起诉弟弟时，夫妻二人都后悔了，请求检察院不要追究，不要影响未来的家庭关系。但最终检察院还是诉了，原因就有起诉数量的指标要求。
指标和指标还有不同，何家弘在一些基层就发现，同一个检察院，公诉处的指标是，“一年之内必须起诉多少件。”但到了反贪局，却变成了“一年之内办案不要超过多少件”。何笑着说：“这就太值得玩味了。”
“不包庇，下次就没人卖命给你干活”
宋英辉研究刑事诉讼、赵旭东搞民事研究，何家弘是证据侦查方面的专家。跟纯法理学者相比，这三位平时已经算跟公检法比较熟了。但挂职经历还是让他们开始反思自己过去过于理想的学术思维。
在收集刑讯逼供的典型案例时，一位基层公安局局长的话让何家弘若有所思。这位局长说，他现在最苦恼的是怎么才能让下面的人好好干活，要激励干警干活有时就必须要容忍违法违规。“打人是不对，但我公安局局长不包庇这个人，下次很多人就不会卖命给你干活，就消极怠工。我让他们去查，口口声声不要刑讯逼供。好，人去了，但是案子办不了，谁着急，我公安局局长着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何家弘说，以前会单纯地认为，制度设计最重要，设计好了，按照这条正确的路走就对了。但现在的体会是，再好的制度也要人去执行，让一个人好好干活是更实际的问题。“公检法现在老弄一些办案指标，法官还有计件工资，一直觉得它不合理，但后来发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没有考核，就很难调动人的积极性。”何家弘说。
赵旭东每周去一次高检参加民事行政案件讨论会。他说，总体上大家的法理分歧并不大。但相对而言，在现实的环境里，司法机关需要考虑怎么把问题解决好，在法理和现实之间取得最平衡的结果。
他总结说，对现实问题的漠视和脱离现实的主观论证是学者最易出现的倾向，通过挂职，他们能够接触最现实的第一手情况和资料，对许多问题有直接的感受，对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学者和实务部门总是互相看不起，学者经常批评实务办案有问题，实务反击你们整天掉在书袋里，不懂实际情况就知道瞎说。”宋英辉说，挂职让他更加关注中国现实，以前设计理想模型总是要完美化一些，现在想得比较多的是，在现实情况下以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实现。“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对于目前在司法机关流传甚广的这句俗语，三位学者并不特别鄙夷。他们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现实确实复杂，不能以简单的理论规则去评判和理解。
两年的机关生活，为三位学者提供了体味官场的机会。这给他们相对平淡的学院生涯添注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趣味。
何家弘说，在机关大家习惯简称他为“何厅”，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反应不过来，以为在叫另一个人的名字。
挂职不久，何到黑龙江下面一个市院调研。刚进检察院大门，就看到办公楼前的横幅标语：欢迎最高检院领导视察本院。这让他很不自在。座谈开始，气氛严肃，检察长开始“汇报”工作：何厅长，我院有干警多少多少名……。他忍了半天最终还是打断了，叫我何老师吧，我是来调研的，不是你们的领导。后来的日子，一些东北干警开始叫他“何大哥”。
在机关文化里，赵旭东最受不了的是喝酒。“我对各地的接待很不习惯，希望越简单越好，人越少越好，尽量给个人自由空间”。赵旭东滴酒不沾，这让他时常感到尴尬，“不喝酒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难接近，会影响氛围”。赵旭东说，“至少从这一点来说，我就不合适当官。”
何家弘的体会是，虽然学校的行政化也很严重，但可以逃脱，你可以不理，可以不当官。就当好自己的教授，做教授也有成就感。但在行政机关，你就很难逃脱。“机关的衡量标准就是级别，同一批毕业，人家当了处长，你还是个科员，你就会很挫折。”
基于这样的观察，在“副厅长”的位置上，何家弘在挂职的第二年，写下这样的文字：官职的诱惑力主要在于它可以给人带来较大的成就感，要降低当官的成就感就要缩小“官”与“民”的差异。那就是，减少官员的特权，降低官员的待遇。
这段经历之后，三位学者都说，他们觉得自己更适合学校，做一个自由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