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遗存浅谈岳阳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陈湘源
岳阳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楚越文化的交汇点,是湖湘文化的摇篮。地方文化的形成,皆受制于人们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特殊的人文关怀。岳阳地处八百里洞庭与万里长江的交汇点上,洞庭湖的波澜壮阔,扬子江的风涛诡谲,汨罗江、新墙河的灵动多采,孕育着岳阳激越冲突型的文化思想。江湖虽然水患连年,但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既是理想的渔猎农耕家园,可又潜伏着突发性危及生存的险情,因此,它迫使生活于此地的人们要从长计议,互帮互助,开拓前进。经过历史的积淀,文化的培育,于是,形成了岳阳文化的三个特点:忧患意识、进取精神、乐善品德。它贯穿于岳阳九千年文明史。台湾学者余光中称“汨罗江是蓝墨水的上游。”余秋雨称:“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贬官文化’”,“在这里(指岳阳楼),中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而洞庭湖,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君山,静静的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无限。”以管窥豹,由此可以看到岳阳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文物法》第十四条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岳阳主要是以其“保存文物特别丰富”而荣登名城之榜的。岳阳市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30处,市级27处,县级220多处,馆藏珍贵文物2122件。湖南省总共只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岳阳约占五分之一,无疑岳阳是湖南的文物大市。什么是文物?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遗迹遗物。文物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不可再生性,损毁了就永远消失了!岳阳县筻口出土的春秋人像动物纹提梁卣,就有过这样惨痛的经历。1986年,筻口镇莲塘村农民在凤形嘴山上取土时发现青铜提梁卣1件,他兴高采烈地送往收购站。收购站工作人员却甩出一句:不收。农民气恼不已,就在筻口大桥上将它砸烂丢入河中。文物部门得知情况后,虽经反复搜寻,仍只得残件。卣上存有蛇15、鳄鱼8、龟3、蛙2、蟹1、鹤2、水鸟2、鹿1,总计动物图案8种34只。这些动物除鹿外,都是水生动物。从图案中人物手持兵器和人头的内容看,似是反映了当时中国南方的猎头风俗。这应是湘水流域越族人铸制的铜器,地方特点浓厚,铸制水平较高,对研究南方越式青铜器有重要价值。可惜残损,难窥全貌。现虽为残件,仍视同国家一级文物,被故宫博物院收藏。所以,我们对文物必须十二万分地予以珍惜。
文物有多种分类法,按存在形态分,可分为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这里主要谈不可移动文物。
文物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因此,我们只要了解一下岳阳不可移动的历史文物的概况,就可以对名城历史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有一个粗略的认识。
一、古遗址。经两次文物普查,我市记录在案的聚落遗址、窑址、城址共568处,其中旧、新石器时代遗址有130多处。它记述了岳阳早期历史文化的起源与形成。
1993年3月,文物工作者在临湘沅潭镇长源村的红色网纹土中,发现了原始人类留下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共出土打砸石器7件,经专家认定,出土石器的红色网纹土层,形成于第四纪中更新世晚期,距今已有20万年。这7件旧石器,便是岳阳20万年前原始人类狩猎文化的实物见证。
新石器时代遗址,星罗棋布,出土文物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岳阳渔猎文化、农耕文化、建筑文化、陶文化、玉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面貌。汨罗附山园—黄家园遗址,时间跨度大,延续时间长,几乎涵盖了距今9000年至4300多年前的各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内容,它是我省研究湘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遗址,出土的石器有石斧、石锛;出土的早期陶器器形较少,纹饰单一,陶质疏松,器壁厚薄不匀,器表凸凹不平,器物整体歪斜,口沿呈波浪起伏,有的还留有明显的内外刮削和泥片接缝的痕迹,这些特点表现出活动于此的人类刚步入陶器时代不久。令人振奋的是在遗址下层和这些陶器残片中夹杂有清晰可辨的炭化谷物,经与已作碳14测定、上限接近9000年的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陶器比较,基本与之相当,说明岳阳的先民们在9000年左右就已开始种植水稻,进入了定居的农耕文化和陶文化时期。
钱粮湖坟山堡遗址,距今约8000年,该处发现的大片房屋遗址,柱洞清晰,室内布局清楚,整座房屋内均用红烧土铺垫防潮。君山乌龙尾遗址,距今7300年,出土了大量的网坠,说明这一时期岳阳建筑文化与渔猎文化已有很大发展。
华容车轱山遗址,距今6500年至4300年,涵盖大溪、屈家岭、龙山三个考古学文化时期,叠压关系清晰,是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遗址。该遗址发掘墓葬387座,出土珍贵文物1000余件,有磨制精良的石斧、石锛,有制作精巧的玉璜、玉佩,有黑陶曲腹杯、扁腹壶、蛋壳彩陶杯及有纹饰的纺轮等,工艺精湛,艺术水平高,证明岳阳玉、陶文化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从陶器看,制陶已是快轮制作。从大量出土的纺轮看,说明当时的纺织文化已相当兴盛。从墓中陪葬品看,丧葬也已具有一定规制;墓穴出土的石斧没有使用过的痕迹,似为仪仗礼器。它向人们展示着岳阳灿烂的远古文明。
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时期,岳阳的水上运输已较兴盛。地处水网之间的君山区老屋台遗址有成片的陶窑,说明当时已生产大批陶器。这些陶器除当地居民使用外,必然外运进行交易,要穿越河湖港汊,就靠水运了。
到商代早期,中原文化始与岳阳文化交融。云溪区铜鼓山遗址,是研究商文化南渐的重要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陶器,既有商人从中原带来的称之为商文化的东西,更有大量的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商时期土著文化。岳阳古为“三苗之居”。从平江虹门遗址出土文物分析,又是楚越文化的交汇点,即吕洞宾诗中所咏:“朝游北越暮苍梧”的北越之地。临湘龙窖山遗址,又向世人昭示,这里曾是瑶族兄弟南迁入湘的第一站,是瑶胞称之为理想家园的千家峒所在地。他们从周代入湘,到明代初年迁离,在这里生活了两千多年,留下了丰富的遗迹遗物。由此说明岳阳自古即为多民族聚居地,各民族的人民在此共同创造了灿烂多姿的历史文化。
二、古墓葬。岳阳已发现的古墓葬(群)87处,其中名人墓35处。一座名人墓就是历史文化乐章中的一个重要音符,他们为推动岳阳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君山二妃墓,向人们讲述着尧女舜妃娥皇、女英两个贤内助,如何帮助舜帝遇难呈祥,治理朝政,开疆拓土;如何忠贞爱情至死不渝,以至“直至而今竹尚斑”。汨罗屈原墓,不仅向人们昭示屈原爱国爱民的崇高的人品文品,而且也表现了人民对他的无限关心和崇敬。平江杜甫墓向世界展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圣”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留下的锦绣华章,开创了岳阳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学创作之先河,影响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岳阳文化。
岳阳是三国古战场,三国名人墓有周瑜墓、鲁肃墓、小乔墓。他们联刘抗曹,既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胜利,为中国战争史写下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巴丘的开发和巴陵古城的创建夯实了基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宋代,岳阳以平江出的人才最多,有进士53名,举人117名,探花罗孝芬官至吏部侍郎,方从周官至刑部和吏部尚书,李纲、李纯孪生兄弟同科进士,邓雅官至御史中丞、加安定郡候,等等。明代,岳阳更是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五里三尚书”是岳阳的一句俚语,它说的是在风景秀美的南湖边埋葬着深受百姓爱戴的明代的三位尚书。尚书是中央政府的要员,官位仅次于宰相。方尚书大家比较熟悉,“方尚书当官提带湖南一省”,“方尚书巧免湖南山地税”、“方尚书苦修三眼桥”等,有一串故事流传民间。颜颐寿是刑部尚书,他因实事求是办案,违背了皇上的授意,被打入天牢而病逝。谢登之是工部尚书,死于任上,张居正前往吊丧,视其笥,除上朝穿的两件朝服外,别无长物,是张请准圣旨并赠银两才归葬故乡的。明代岳阳出了8个尚书,墓多葬于故里,如刘大夏、黎淳、杨一鹏的墓及上述三墓,如今都是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被嘉靖皇帝誉为“楚中三杰”的三人中,就有刘大夏、杨一清(曾占籍巴陵)两位是岳阳人。黎淳则是隆庆科考的状元。
三、古建筑。岳阳有古建筑57处,其中有五处被称为湖南传统建筑之最。一是岳阳楼建筑最精美、特色最鲜明。二是慈氏塔是湖南现存最早的南宋古塔。三是岳阳文庙是始建较早、规模最大的府州级文庙。四是张谷英村是始建年代早、延续时间长、居住人口最多的汉族民居村落。五是三眼桥,是始建年代较早、最坚固的石桥。该桥肇始于宋庆历年间的滕子京,现存石桥为清同治十二年钟云卿捐资重建。130多年来,特别是1964年以来,该桥是出入岳阳城区的主要汽车通道,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仍完好如初。它们既充分显视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雄辩地证明了岳阳建筑技术的高度发达。这五项建筑在杨慎初教授主编的《湖南传统建筑》一书中,皆置于各分篇之首,为压卷之作。
四、古石刻。岳阳石刻有80余处。像汨罗川山坪镇宋代朱熹书丹的“清泉”石刻,平江金坪乡的九老题名石刻,平江淡江摩崖石刻,岳阳楼的“鸾”、“虎”字碑等等,都是岳阳石刻文化的精品。特别是俗称为“秦皇封山印”的君山石刻,经笔者多年考证,请来专家认定,终于揭开了它的庐山真面目。该石刻为唐代悉昙体梵字摩崖石刻,是我国目前已知仅存的最早的梵字石刻,是中印文化交流和君山唐代佛教文化兴盛的实物见证,这一发现还将改写佛教密宗的流传史。2000年,笔者又在君山发现了岩画“星云图”,是湖南发现的首例岩画。
五、近现代文物。记录在册的已有30多处。其中平江起义旧址、任弼时同志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省保7处。近现代文物,向人们展示了岳阳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与高度成熟。平江起义旧址、任弼时故居展现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的英雄们的光辉业绩;郭嵩焘故居向人们介绍了我国第一位驻外使节放眼看世界的精神风采;岳州关、岳阳教会学校既揭示了岳阳人民遭受外族压迫的屈辱历史,又揭开了岳阳对外开放、融汇西方文化的新篇章……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