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撰写递送于何时？

　　由于范仲淹千古雄文《岳阳楼记》的巨大影响，古往今来，研究岳阳楼文化的人们，多言及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以下简称《求记书》）撰写递送的时间，皆认为是在庆历六年。笔者以为不妥，故试一论之，以求正于方家。为便于问题的探讨，先将《求记书》全文引录如下：

  六月十五日，尚书祠部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知岳州军州事滕宗谅，谨驰介致书，恭投邠州四路经略安抚、资政谏议节下：

  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古今东南郡邑，当山水者比比是焉，因山水作楼观者处处有焉。莫不兴于仁智之心，废于愚俗之手，其不废而名与天壤齐固者，则有豫章之滕阁，九江之庾楼，吴兴之消暑，宣城之叠嶂，此外无过二三所而已。虽浸历于岁月，挠剥于风雨，潜消于兵火，圯毁于艰屯，须必崇复而不使隳斩者，盖由韩吏部、白宫傅以下当时名贤辈，各有记述，而取重于千古者也。

  巴陵西跨城闉，揭飞观，署之曰：“岳阳楼”，不知浸落于何代何人。自有唐以来文士编集中，无不载其声诗赋咏，与洞庭、君山率相表里。宗谅初诵其言，而疑且未信，谓作者夸说过矣。去秋以罪得兹郡，入境而疑与信俱释。及登楼，而恨向之作者所得仅毫末尔，唯其吕衡州诗云：“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此粗标其大致。自是日思以宏大隆显之，亦欲使久而不可废，则莫如文字。乃分命僚属于韩、柳、刘、白、二张、二杜逮诸大人集中，摘出登临寄咏，或古或律，歌咏并赋共七十八首，暨本朝大笔如太师吕公、侍郎丁公、尚书夏公之众作，榜于梁栋间。又明年春，鸠材僝工，稍增其旧制。古今诸公于篇吟，率无文字称记。所谓岳阳楼者，徒见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伛然而顾，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宁堪乎久焉？

  恭维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特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怀远之作，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兹君山、洞庭杰杰为天下之特胜。切度风旨，岂不欲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伏冀于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者，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欤？谨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干冒清严，伏惟惶灼。

  通读全文，可知文中明确叙及时间的文字有三处，即“六月十五日”，“去秋”，“又明年春”。

  首先，我们探讨滕子京撰写寄发时间的“六月十五日”，它是庆历五年还是庆历六年？这个问题在《岳阳楼志》、《范仲淹新传》诸书中皆作庆历六年，若对《求记书》稍加探究便知应为庆历五年。何哉？因其接下来写道“谨驰介致书，恭投邠州四路经略安抚、资政谏议节下”，正是范仲淹庆历五年正月至十一月的驻节地和职务。《续资治通鉴·宋纪》卷４７载：庆历五年正月“乙酉，以参知政事范仲淹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十一月“辛卯日，治以边事宁息，盗贼渐衰，……知邠州范仲淹，罢陕西四路安抚使”，“仲淹先引疾求解边任，是日，改知邓州”。这些记述与《宋史》和《范文正公年谱》皆吻合，说明范仲淹庆历五年正月至十一月是在陕西邠州任内，故《求记书》“恭投邠州”的“六月十五日”应为庆历五年，因为只有在此时，才有书后所述“戎务”，如果已调邓州，则无“戎务”可言了。此其一。

  其二，宋代岳州邮传已甚便捷，信息交流方便，滕子京绝不可能在范仲淹调往邓州７个月后还将书送往邠州的。唐代岳阳即建有驿站。王昌龄诗云：“舟在洞庭驿馆头。”刘长卿有《洞庭驿逢郴州使》诗；李群玉有《洞庭驿楼赠张员外》诗，等等，都是唐代岳州建有邮传驿站的确证。宋代邮传则更发达，信息传递已十分快捷。据《宋史·太祖纪》载：太祖建隆二年下令，“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此后遂为定制，邮递纳入军事管制，邮递人员称“递夫”，又称为“铺兵”，主要负责传递官府文书。邮驿传递，按沈括《梦溪笔谈》载，主要有三种形式：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这种传递形式始于宋真宗（９９８－１０２２）时代，最快可以日行４００里。一般的“马递”是日行２００里。私书附递虽说在宋以前皆在可行之列，但到宋朝才将它法律化，特别是在宋仁宗时代，又再次将之放宽。《燕翼诒录》载：景佑三年（１０３６）宋仁宗下诏，“令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因此，这时的私书附递受到法律保护。如欧阳修书信中所云“急足自徐还，辱书”等，便是“急脚递”附递私书的明证。《范文正公集·尺牍》多次出现“递中，”似为当时的邮传机构；在《让观察使第一表》等表中皆有“马递”；在《与韩国公书》中有“近走介自浙中回”，则为步递。《与韩国公书》中的“已遣走介上状”和《与邵竦》求为《严先生祠堂记》书丹一书，信尾云“谨遣郡校，奉此恭雅命”，则是自派专差。以上史料说明，宋代既可私书附递，又可遣专差送信，滕子京自能及时知道范仲淹升迁贬谪的重要信息。何况重大人事变更，朝廷还有朝报通知各地州府。

  三、庆历四年至六年间，滕子京与范仲淹、欧阳修书信往来不断，且有朋友常往返于岳，自能及时掌握情况，绝不会出现所谓“辗转延误７个月后才投往邓州”的。从《范文正公集》和《欧阳文忠集》中捡索，可以明确断定写于这时的诗书，范仲淹有《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诗和《赠滕子京同年》诗；欧阳修有《与滕待制子京》书，和“得滕岳阳书，大夸湖山之美，郡署怀物甚野，其意有恋著之趣，作诗一百四十言为寄，且警激之”诗。另外，《巴陵县志·杂识》中还有欧阳修的好友刘原父在岳州所作《次韵滕岳州谢王南郡酒》诗。滕子京与范仲淹既为同科进士，莫逆之交，又是休戚与共的政治盟友。滕是庆历新政的坚决支持者，对新政的成败是十分关心的。新政失败后，自然对范仲淹等重臣的进退十分关注。范仲淹等的升迁贬谪，从公而言他可以很快从朝报公文中得到消息；从私而言，他可从欧阳修、苏子美等参与新政的友人和往来岳阳的朝廷命官那里得到消息。从欧阳修与《滕待制子京》的信看，题目下注明“庆历五年”，和信中“执事谪守湖滨，某亦再逐淮上”；“示及新堤之作，俾之纪次其事”；“无以称岳人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勉，强不能以副来意”；“秋序方杪，洞庭早寒，严召未间，千里自重”分析，一、说明此信写于庆历五年秋，是滕子京求他写《偃虹堤记》的回书。但《偃虹堤记》后落款却是“庆历六年　月　日”，说明欧阳修也未立即为滕撰《记》。二、既说明滕对欧、范诸友行踪清楚，能准确地将信送达，也说明当时的邮传快捷稳妥。三、从滕子京求欧阳修所作《偃虹堤记》的“吾滕侯所为也”及文中对话问答看，证明是派专差递送。《求记书》呢？从信的开篇“谨驰介致书”就说得清清楚楚了。“谨”，郑重；“驰”，车马疾行；“介”，甲士；“致”，送达；“书”，信也。派专人专程送信，能辗转延误7个月？

  基于以上辨析，开篇的“六月十五日”，应该是庆历五年。

  弄清了《求记书》的撰写递送时间是在庆历五年，信中的“去秋”与“又明年春”就不难理解了。“去秋以罪得兹郡”的“去”，乃“过去”，“秋”代指“年”，“去秋”为去年，即庆历四年，也就是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所云：“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是同一内容的两种不同表述。有人认为“去秋”是泛指，指的是庆历三年秋九月郑戬、梁坚弹劾滕子京在泾州枉费公使钱，宋王“诏命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鞠其事”，造成“徙知庆州滕宗谅权知凤翔府”的因“罪”迁官。殊不知，此次滕子京虽遭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打击与折磨，但是泾州所谓“枉费公使钱”事，皆范仲淹所亲历，情况十分清楚，故向宋仁宗两上《奏雪滕宗谅张亢》、《再奏辩滕宗谅张亢》奏折，为其辩诬，并说：如“勘得滕宗谅、张亢却有大段乖违过犯及欺隐入己，台谏便是弹劾，臣甘与二人同行贬黜”。因此，滕子京任职之地虽有变动，然仍充边任，把守重镇。后来，尽管朝廷派“燕度勘到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但是，保守派王拱辰之流仍借题发挥，于庆历四年春两次奏劾，致使滕子京连遭贬谪。正月，“降天章阁待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知虢州”；二月，“中丞王拱辰言其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使“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以上引文皆见《续资治通鉴·宋纪》）因此，他才来到了当时仅有12万多人口的荒州草郡岳州，这便是“去秋以罪得兹郡”“罪”的因由，和范仲淹“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谪”的真实含义。这里用“去秋”代指去年，而不直书去春，是因为，一则范仲淹对其迁徙情况了然；二则避免与后述“又明年春”的“春”字重复，表现了滕子京行文的严谨。

  “又明年春”，意为又于到岳州后的第二年春天。这是承接“去秋以罪得兹郡”行文而来的自然落笔，我们循着《求记书》第三自然段的蛛丝马迹细细品读，便会明了。此段，首先介绍了岳阳楼的地理位置，前人的声诗赋咏与个人“初诵其言”的感受。然后，叙述“去秋”入境“及登楼”和“自是日思以宏大隆显之，亦欲使久而不可废，则莫如文字”的想法。继而，便是命僚属收集诗词，精心刻制，“榜于梁栋间”的具体作法。这是“去秋”即去年做的事。紧接着讲的便是今年以来做的工作了：年初却“鸠材僝工”，准备重修岳阳楼，并投书求记。此段叙事与议论非常紧奏，其中直接的时间交待和明确的事件表述衔接也十分清楚。有力地证明了“又明年春”的含义，是又于第二年的春天或我到岳州的第二个春天。

  对此，我们还可以从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中的“越明年”求证。“越”，《中文大辞典》第三解释为“历也，《吕氏春秋·长攻》：越十七阨注：越，历也。”意为历经。“越明年”，即历经第二年的春季。古人在记述著文之前经历过的事情时，常有这种表述。如清初黄秀７３岁时作《怡颐堂记》云：“康熙六十年辛丑试南宫，予年六十有四，始成进士。越明年壬寅春首，值先帝在位周甲伊始，特设千叟御宴，予时幸获与焉。”引用黄秀的例子，是因为纪年明确，他举进士是“辛丑”年，即１７２１年，“越明年春”的“壬寅”年，是１７２２年，在这里“越明年”是第二年可谓十分明确了。范仲淹作《记》为庆历六年，故记庆历五年事时，亦用“越明年”表达时间概念，既简洁又具文采。据此，“越明年”之“越”的含义是历经而不是超越，“越明年”是庆历五年不是庆历六年。再者，以滕子京的才干治理当时岳州这样的荒州小郡，真是举重若轻，故时人称颂“治最为天下第一”（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政治清明了，经济发展了，滕子京即开始了他的几项利民工程建设：重修岳阳楼，迁建岳州学官，筑偃虹堤、紫荆堤及修通和桥等，这些工程，都应始于庆历五年。因为，宋代的州县命官任期一般是三年，非特殊情况很少变异或连任，所以他必须抓紧时间。《岳阳楼记》中的“越明年”，“增其旧制”与滕子京《求记书》中的“又明年春”，“稍增其旧制”，表述的时间吻合，叙事内容一致，二者指的都是庆历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