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古称徽州，由于地窄人稠的生存缺陷，山多地少，山地又十分贫瘠。“生齿日繁，则生计日隘”，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食粮。为着生存，许多人就只有脱离农村，被迫离乡背井，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徽州人也就注定的成为了生意人。当时就有徽谣流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每每跟着去皖南的旅游团，导游们也总是会这样介绍的。

    孟子说过：“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舜在田野中兴起，傅说从筑墙的苦役中提拔出来，胶鬲从鱼盐贩子中提拔出来，管夷吾从狱官手中提拔出来，孙叔敖从海边的隐居生活中提拔出来，百里奚从买卖场所提拔出来。）。徽州人也这样，大多是小本起家，尤其吃苦耐劳，所以绝大部分徽商出行选择的是乘船或徒步，一代代的徽州人贩运盐、茶、山货，走出了一条条饱含风霜的经商之路，徽杭古道、徽饶古道就是这样的道路。也走出了胡雪岩、胡适等能人贤达，就是我们前两届政府领导的先人也是从那个环境中走出来的。



    咱们的孟老夫子还接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也激励着世世代代的徽州人。因为，要背井离乡，不仅是怀着理想和憧憬，还要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吃苦耐劳精神，并且还必须有着失败的心理准备。

    胡适先生说过，当时徽商走遍全国，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徽饼，还有绳索。徽饼一路充饥，而“出门身带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身背的行囊坏了，或者是轿杠和扁担断了，都用得着绳索，实在走投无路时还可以用它来上吊。显然，徽州人不仅吃苦耐劳，而且还抱着破釜沉舟的心理投身商场。所以在徽州商人和徽州士人光鲜的背后包含着艰辛的血泪。这些跋涉在商海中的家乡人，胡适把他们称作“徽骆驼”。

    早在东晋时代，徽州人就已远赴异乡，奋迹于经商之道了。为了谋取生存和发展，一代代的徽州人沿着那青石板的小道，走出大山，融入了苏杭等发达地区。由于徽州人的勤奋和耐劳，故很多是比较成功的，在所在地的商场上往往会占有重要的地位，故自古有“无徽不成市、无绩不成街”的说法。对于徽州人经商这一点，作为徽州茶商后裔的胡适，对家乡人的商业活动当然了如指掌。胡适因此而说过，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

    徽州人走出去主要是做官和行商，两者都必须有文化，所以徽州文风兴盛，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就形成了。徽商遍布各地，财势强大，形成“无徽不成镇”。科举入仕的，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仅徽州本土就出了168位进士、17位状元。徽州人才荟萃、名人辈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都是徽州地区的佳话。

    由于徽州人仕途和经商的成功，宋元明清以来根植于徽州本土的徽州文化，经由徽州商帮和徽州士人向外传播和辐射，进而影响其他地域文化进程的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远播海内外。在扬州、汉口、苏州、杭州、景德镇、南昌等徽商聚居地，徽州文化就有着广泛的传播市场。

    徽州人不仅刻苦耐劳，也善于经营。当时，由于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善于经营木材贸易的徽人便远赴江西、湖广、四川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然后分销苏浙或北方各地。贱买贵卖是商业的法则，徽商通过对木材等物资的异地贩运，实现了不等价交换，成功地获取了商业利润，这种长途商业贩运的形式，时人称之为“走贩”。

    万历年间，《歙志》记载，徽商经商的方式共有五种，“走贩”排在了第一位，这说明贩运商业在当时已经是徽商牟取厚利的最主要手段了。此外，囤积、开张、质剂、回易也是徽商常用的商业手段。

    《三言二拍》里面有一个叫做《辽阳海神传》的故事：它讲一个徽州人叫程宰，他到东北辽阳经商，因为经商不利，就是亏本了，然后就是穷困潦倒，就是在东北，在辽阳，就在那儿，有一个晚上，风雨交加的夜晚，有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子不期而至，两个人就春风一度了，第二天以后，这个程宰就容光焕发，而且时来运转。当然这个女子她不是一个普通人了，她是海神，就指导程宰应该怎么做生意，就叫他囤积药材，囤积绸缎，囤积其他东西，每次都是获利的，而且赚了好几万两的银子。

    据记载：万历初，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这其中以徽商最多；万历四十八年，即1620年，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这些案例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由此可见，囤积商品，利用天灾人祸牟取暴利，徽商是很精于此道的。

    在徽商经营行业中，茶叶是四大支柱之一，究其原因，徽州是著名的产茶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它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茶叶能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祁红屯绿”，说的就是徽州祁门红茶和黄山脚下的屯溪绿茶。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逐渐增加，茶叶贸易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据苏州山塘街的老居民回忆，以前山塘街“杨安浜”全是安徽人开的茶厂，（大多是十个人、二十个人的规模）。



    明清两代，典当商和盐商、木材商一起，号称“闭关三大商”。开当铺是徽州人的另一项大生意。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讲，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徽商经营当铺，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甚至于江南许多的县、镇，开当铺的都是徽州商人。可以说，在旧时江南，典当业是徽商垄断的行业。所以，江南人将典当业的头柜朝奉，称之为“徽老大”。也就是这些“徽老大”，他们掌管着江南人资本变现的命脉。

 
    苏州评弹四部经典传统剧目之一的《描金凤》，也说到徽州典当商人的故事。其中讲到苏州江湖术士钱笃笤和徽州人典当老板汪宣（汪二朝奉）两家的一段婚姻纠葛。这两个人物，应该讲在苏州基本上是家喻户晓的。汪宣因为看中钱笃笤的女儿，准备送礼金，礼金银子一送就是五百两。汪宣的钱既不偷，也不抢，是从他的父亲手里传下来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汪宣就是个富二代）。汪宣的父亲名字叫汪裕大，从小父亲就死了，娘改嫁。汪裕大争气，14岁托一个徽州同乡把他带到苏州，进了一家典当里面学生意，做小徒开始，慢慢的勤恳加上省吃俭用，就积累了很丰厚的财富。按汪宣的父亲讲，创这点家当，心思花得不少。

   《描金凤》的故事写到了后来穿插了不少噱头，这位富二代经“下盘、接亲、媒婆代嫁、告发公堂”等，弄得他美娇娥未娶成，还赔了大注银两，后来成了叫化子。这里面虽然有着对富二代的嘲讽，是不是还有一点苏州人对在苏州暴发的外来人员那种羡慕嫉妒恨吧。
 

    先人背井离乡艰难创业的徽饶古道，现在已经成为旅游的热点。阳春三月沐浴着明媚春光，领略着山河秀色，也就未免多了些多了些感慨和浮想，在和朋友们分享古道风光时，也就多了些唠唠叨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