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这是一个仅仅29岁的年轻人。然而发布“求贤令”的秦孝公比他还年轻，22岁，刚刚登基为王。此时，七国争雄，秦国只能算二流国家。
    但23年后，当秦孝公和商鞅去世时，秦国已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这对君臣的相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时代。如果没有他们，140年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也许难以实现。

 

在魏国兜售自己

 

    商鞅是卫国公族的后裔。他所置身的战国时代，是一个饱学之士周游列国、到处兜售自己的时代，他们不需要祖国，朝思暮想的都是知遇之恩。
    商鞅也不例外。他从小研读刑名之学，摸索出一套变法理论。尽管对法律、军事的研究已超出前辈吴起、李悝，但他的这套办法，在本国毫无兜售希望。
    第一个机会来自魏国。魏国国相公叔痤，对商鞅的奇谋十分欣赏。不知道是商鞅的不幸，还是魏国的不幸，就在公叔痤决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时，公叔痤已被病魔夺走了大半条命。他只能竭尽余力，告诉前来探病的魏惠王：“我死之后，希望您能以举国之事，听候商鞅的调遣。”
    魏惠王估计被公叔痤这句话吓到了：商鞅？他才20出头，乳臭未干！当然，他尊敬老臣，没有当面说国相老糊涂。
    公叔痤非但没有老糊涂，反而姜是老的辣。他看懂了魏惠王的表情，无奈，狠了狠心说：“既然您不用商鞅，那一定要杀了商鞅。”人才如战略物资，自己不用也不能资敌。
    等魏惠王走后，公叔痤越想越不是滋味，一个青年才俊将因自己而死？不知是不是人之将死，其心也善，他派人叫来了商鞅，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你赶快逃走吧。”
    公叔痤的急切溢于言表。看来，他一生最后的努力就是保全商鞅的性命了。然而，面对一个垂垂老者，商鞅的表现告诉大家，姜不一定老的辣：“国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而信任臣下，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臣下呢？”
    果然，魏惠王没有杀商鞅。
    既然公叔痤死了，商鞅在魏国的前景也就等于零。下一步去哪里？他把战国七雄一字儿排开，思索哪个国家会成为自己的买家。
    恰在此时，秦孝公的“求贤令”发布了。
    商鞅的目光越过了函谷关，他决定入秦。

 

三见秦孝公

 

    商鞅见到秦孝公，是宠臣景监引荐的。
    第一次见面，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
    见到秦孝公的这个反应，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么？”
    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说服了秦孝公，商鞅的强国大计只是销售了一大半。秦国的重臣还对变法有所保留，甘龙、杜挚等人，就对商鞅的一套毫不买账：“商鞅来自外国，他根本不了解秦国的实际情况，国君不过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而已。”
    聪明的秦孝公并不急于表态，他要看看商鞅如何应付——如果你的变法政策连大臣都说服不了，还如何推行全国？商鞅站了出来，和群臣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答辩会”。甘龙说，要效仿先圣。商鞅就历数那些成败君主，凡是有作为的必有所创造，有所超越，陈陈相因导致衰亡，顺应时势才能大展宏图。一番滔滔雄辩，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
    说服了大臣，商鞅的变法政策还只在朝廷站稳了脚跟。但是，老百姓会相信你的新政策吗？商鞅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天，商鞅亲自来到国都的南门，令人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百姓不知所以，纷纷前来围观。商鞅宣布，能把这个木头扛到北门，即赏十金。“这可是重赏啊！”人群中一阵惊叫，却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商鞅果断地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个年轻人出来试试运气了，他轻松地把木头搬到北门。众目睽睽之下，商鞅当场付款。
    举国轰动了：商鞅是信守承诺的！

 

励精图治终有大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始了彻底而系统的改革。土地制度变化了，开阡陌，除井田；治安管理加强了，什伍连坐，互相监督；贵族特权取消了，奖励农耕，生产的粮食多也可以立功，优秀的农民可以扬眉吐气；爵位等级秩序建立了，不分平民贵族，以战功授奖，只要立功多，就可以富甲一方。秦国的军队从此变成虎狼之师。既然杀敌取胜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何乐而不为呢？
    十几年里，“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公元前350年，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迁都咸阳，以郡县制划分行政区域。接着，秦国夺取魏国河西之地，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甚至，那个名义上的皇帝周天子，也要如同诸侯一样向秦国祝贺。普天之下，秦国之外，已无强国。
    秦孝公兑现了他在“求贤令”中的诺言：“与之分土”。商鞅被封为大良造，因战功封於、商十五邑，号商君。巨大的荣誉与权力倾覆朝野，商鞅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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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鞅，遍观博文，唯有博友-“思想者★福瑞”所著文章最佳：

 

邦之杰兮:关于商鞅之死

 

    他是千古不遇的治世能臣，奠定了中国两千二百年的封建统治基础；
   他是纠缠不清的历史之结，直教人敬若天人而又抑止不住扼腕长叹。

    鞅学成出山，侍魏五年，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白衣素马，独行于里市街衢，孤傲如许。非常喜欢这一阶段鞅的台词语气，犀利锋锐顿挫分明，一字一语吝啬如金，然每出言，必语惊四座，掷地有声。鞅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虽战乱连年，华夏大地上却依然生机勃勃，更无丝毫颓气。文人士子、忠臣良将、剑士游侠，皆有施展之地，得到最真诚的尊重和敬仰。没有一个时代能比战国时代的统治者更迫切的渴求人才，学派士子周游列国，以干王庭，双方即合，便可骤得高位，以整个国家为巨笔，淋漓挥洒。稷下学宫汇聚英才无数，时时开讲辩驳，洞香春酒肆更是争言己说，国事天下事，尽在酒酣耳热之际据理力争，甚至下棋动辄以灭国相称，并无人介怀。那真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学术开明，百家极盛，生命里涌动着激情的热血，令人身不能至，心向往之，鞅之所以变法有成，时代之力，不可不言。
    鞅周游三国，皆非所宜，恰值此时，得秦公求贤令，遂辗转入秦，这一年的鞅，按历史记载，当为31岁。此后的二十年，将是一个纯粹属于卫鞅的时代。君臣相遇相知，生死托付，足可感天动地，非秦公不能用卫鞅，非卫鞅不能富秦国，两人皆非常人也。 “公如青山，我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相负”，每念及这句誓言，都不由涕然落泪。一语成谶，鞅果然粉身碎骨，以报秦公，以护秦法。虽明知结局如此，依然不忍亲见。
    在变法的二十年间，鞅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此“不顾私”实非虚言。鞅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秦国的国富民强，殚精竭虑，老士族悉数开罪，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放弃爱人，忍娶公主，保受一生情苦煎熬；大仁不仁，克制己情，秉公执法，万般不忍压抑心头。对君上竭忠，对庶民有公，对朋友有义，一生皆为国家，绝不顾念自己，甚至生命悉数赋予秦国，赋予新法，如此之人，纵观国史，难寻第二。
这是最艰苦的阶段，也是最压抑的阶段，在秦公的支持下，鞅力行变法，毫不退缩，打下了大秦坚实的基础，树立了无数的政敌，透支了自己的生命，霜染了满头的发丝。这一阶段的卫鞅，不再年轻洒脱，冷峻犀利如一柄冰剑，隐隐不怒自威。笑声不在，孤傲不在，红颜不在，只余一个冷峻的执法者，用鲜血和生命，将法的意识深深铭刻在老亲人的心上。终于，秦法有成，秦公逝去，而鞅，已是四面楚歌，死期将至。看到这一阶段，心一直在隐隐的疼，不是心疼一个必死的鞅，而是痛心一个牺牲了一切完全把自己奉献给秦国，却依然得不到认可的伟大生命。
    秦公逝去，鞅再没有了保护他支持他的君上、青山、兄弟，他只能以自己的生命为搏，直面老士族，护卫秦法，此时的鞅已是自知必死，一件一件的解除秦公留给自己的保护，悲壮在弥漫，他已下定决心，将自己毫无反抗之力的生命交给秦国，交到老士族的手上，以自己最后的鲜血捍卫变法，埋下根除复辟势力的种子。没有了孝公，秦国已无人能知他如斯，用他如斯了，两个时代巨子，终于在一年之内先后而去。秦国之于商君，可谓利用的彻底，完美，商君之死，死得其所，却也死的悲凉。
    鞅之功业，不言自明，即使于今天，也令人警醒，但鞅之生命，鞅孤独于两千多年前的高贵灵魂，何人能解？历史难解，鞅，更难解。

 

关于商鞅之法：（一家之言，仅抒己念，欢迎善意探讨、批评）
    司马迁评商鞅“天资刻薄”，此一评并无错处，商君刑罚确实过重，确有苛政之嫌，但史圣却忽略了商君所处的那个年代，所面对的那个濒临危境的秦国。
    时秦国已经内忧外患，可谓乱世之极，若不徒变，其灭定矣。所谓不破不立，很多局面的改变最困难的不是“立”，而是“破”，破的好，局面稳定，约略大事可成，而破不好，则会全盘崩塌，“立”就更无从谈起了。商鞅入秦的时候，秦恰好就是一个破碎的烂摊子了，而且没有全盘崩塌，没有了固定程式的束缚，深彻变法就有了施展的空间。“治乱世，用重典”，历来如此，而秦当时的状况，岂一个“乱”字了得。乱世、大争之世、内乱频仍之世，如此纷扰，非重法无以励民。而商鞅之法，实为战争时期的非常之法，直接以非常手段取缔士族利益群体，解放奴隶贱民，重分土地，奖励农耕，富国强兵，这一系列在当时的秦国是振聋发聩的，是能够得到下层百姓最真切的欢迎的，但是这一切都必须要靠严刑峻法作为强有力的保证，否则不足以让老士族做出退步。而秦国民风强悍尚武，私斗滥刑，不知畏惧，欲使民畏法，轻罪重罚更是必要的手段。为此，渭水大决，劓刑嬴虔，商鞅毫不犹豫。而在执法过程中，更是严厉执行，因秦人不知法，欲以法治代替人治，就要让法在民众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只有法律比之实际状况严格一些，才能收到所要达到的效果，所以矫枉过正，势在必行。如此，秦法严苛就成为了当时的一种必然，而又因其法确使秦富国强兵，所以得到了继任统治者的大力支持，继续推行。
    商鞅之法在秦国坚持了一百五十余年，由于缺乏必要的缓冲机制，其法益发走向了严苛的路线，且在秦统一之后，并未修法，反而大兴工程，民力枯竭，最终导致了秦的国运短暂。商鞅是一个很清醒的制法执法者，非刻薄酷吏之类的言辞可以概括，但其法确实为秦埋下了酷法的种子。商鞅之法，奠定了后代两千余年封建统治的法治基础，但是后继者找到了儒家做为法治的缓冲，所以朝代更迭，而其法不改，唐律、大明律等等都是比较完整的法治基础。惜乎儒家的介入，使法治不断为人治所左右，致使法治终成一个左右摇摆的牺牲品，勉为其难的支撑着两千多年封建帝国的大厦。

 

关于商鞅之死：（一家之言，仅抒己念，欢迎善意探讨、批评）
    商鞅之死是必然的，从变法伊始就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
    商鞅变法的社会基础很深厚，但朝堂支持太脆弱了，在家天下的年代，国君的支持和保护就是变法团体所能依靠的全部力量，所以，他的变法可以深入人心，得以巩固，而他的安全，则时刻风雨飘摇，完全维系于秦孝公的寿命。孝公亡而鞅遭车裂，实属必然。
    鞅入秦变法，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国君对变法大臣的完全信任和绝对支持，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条件，决定了商鞅的变法能否成功。商鞅很幸运，秦孝公作为变法的坚强后盾，在位二十年之久，鞅充分施展，新法终得推行，深入人心，然而却也给商鞅埋下了危险的根源，孝公保得了生前，保不了身后，所以商鞅迅速被反扑回来的士族势力所吞没。
    商鞅必死的原因很多，统治者去权臣独掌权的需要，稳定国内情势的需要，铲除复辟势力的需要，维护新法的需要，但总归是一点：统治者和新法受害者在一定的互相妥协之后达成了共识：不杀商鞅，秦国难以为继。鞅在，君不能独掌乾坤，士族不能支持新君，百姓不能认可新君，只知商君，不知国君，何等“弥天大罪”？怀璧其罪，商君之谓也。
    商鞅短短不足数日的“归隐”结束后，在他回到秦公病榻前之时，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必死的结局。在接下来时日里，鞅一步一步缜密安排，找回太子，拥立新君，解除自我保护，逼出老士族，渐渐将自己逼向了绝境，直至自回咸阳，自投囹圄。既知必死，当死的最有价值，终于，该跳出来的势力都跳出来了，复辟势力清清楚楚显露了新君的面前。新君比鞅更了解如何运用他的死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能与商鞅坦诚相见。这是一个人用最后的生命为自己的合作者铺平了道路，我一直觉得，并非新君主宰了鞅的生死，而是鞅与新君联手杀死了自己。
    鞅之于秦，披肝沥胆二十余年，又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新法的稳固坚实，为新君平铺了前行之路。商鞅之死，可谓将自己的生命价值榨取的干干净净，一丝不留的奉献给了秦国，如史书所言的话，商鞅惨遭族灭，那么，商鞅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任何的痕迹了。但是，商君的法治精神却贯穿了两千余年，能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人，屈指可数。既如此，死便死吧，虽死犹生，夫复何憾？

关于权谋之术及栋梁拆：（一家之言，仅抒己念，欢迎善意探讨、批评）
     应回帖旧友之邀，浅论大秦帝国的权谋之术。
     历史剧历来不乏权谋之术，甚至往往成为矛盾冲突剧情展开的主体部分。大秦帝国亦涉及权谋，其精彩之处丝毫不差于权谋剧，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大秦帝国的干练之臣里没有完全的小人，只有政见的不同，因卫鞅的变法触动秦之国本，触动了其根本利益，才迫使一部分人走向了对立面。即使是自私如孟西白者，亦是战功赫赫，为秦国浴血奋战，方得以有封地之利，而当期利益受损时，都能直问国君，可以说，老秦人的士族，是一个相对光明磊落的团体。直接来说，保护自己的利益，孟西白三族并无大错，只是国家需要他们做出利益牺牲。
     我真正要说的是卫鞅、嬴虔和甘龙。嬴虔本是坚决护法之人，此一信念，终生坚持，即使受刑之后，鞅与虔本是一路人，若非发生太子事件的话。而甘龙亦是三朝老臣，对秦国忠心耿耿，献公出征二十三年，甘龙领政，国无大乱，可见其人是治国之才，只是与卫鞅所持政见不同，才走向了对立面。但甘龙与卫鞅对立绝非谋己，而是谋国。甘龙是穆公新政的坚决拥护者，他对国家的理想是改良，而非彻底变法，只是新君渠梁鼎力支持变法，甘龙新政受到压制，遂起仇视卫鞅之心，实则其人亦是忠贞为国，孟西白三人不过是做了甘龙的车前族，对于变法，甘龙的认知要深刻得多。
     看此剧的感受，甘龙对新法的认识实际很到位，但是身为三朝重臣，怀新政强国之志而不得施展，国政竟为一外来白衣士子所把持，实属难忍。甘龙对于新法的作用，并非毫无察觉，他能够意识到新法带给秦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卫鞅，真的不服。甘龙在变法期间，只做了一次小人：太子事件。不得不说，这次小小的阴谋造就了商鞅的灭顶之灾。此后，甘龙抱守“疾风过岗，伏草唯存”的信念，闭门不出，静待时机。甘龙是智慧的，他找到了商鞅变法最大的弱点，迅速分裂了支持商鞅的势力，将其推向了公子虔和秦太子的对立面，只此一点，商鞅必死。一击中的，埋下伏笔，任其发展，但结局却是必定的，这就是甘龙的权谋之术，他绝对是家里手，但不是小人。
    接下来就到了栋梁拆了。甘龙略施小计，使得公子虔二十年闭门谢客，处心积虑谋划杀卫鞅之策，栋梁拆之理因此而成。新君即位，商鞅已是朝不保夕，国赖权臣，新君纵有杀心，亦不敢轻举妄动。嬴虔区区几根树枝，却揭示了最深刻的道理：庙堂赖于栋梁，但抽去栋梁，庙堂依旧不毁。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铲除权臣中最高明的手段，但这一手段并非可用，谁都能用，更要看对谁有用。无疑，对于毫无谋反之心的商鞅是有用的，栋梁拆游戏促成了新君嬴驷杀卫鞅的决心。卫鞅善治国，不擅权术，坦坦无私之人，必死于朝内纷争，知卫鞅者，公子虔也，唯有公子虔，能拆解卫鞅的生死之路。
    商鞅之于秦国，功业已尽，对于新君，却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纵然鞅不想如此，但局面已成骑虎，所以对于栋梁拆的游戏规则，嬴驷、商鞅有着莫名的默契，并坦然接受这一结果。所以鞅能坦然赴死，嬴驷亦能对鞅剖心相对，狱中对策，君臣二人皆能释然。嬴驷探望商君，两次下拜，商君均坦然受之，切不再以俗礼相见，犹如师长开解后生晚辈，令我唏嘘不已。此时，明知商君将死，然观戏之我心亦坦然，了无遗憾哀痛之意，君之一生，善始明终，且去，一朝而死，万世法神！

 

关于商鞅的生命信仰：（一家之言，仅抒己念，欢迎善意探讨、批评）
    对于卫鞅，最震撼之处就在于以一个人的决心和魄力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那个游学士子大放光彩的时代，然则士子无以计数，出将入相者也比比皆是，甚至有佩六国相印者，无不以失利告终，成为一闪而过的流星，独鞅在秦国一举而成，功及千秋，何故？
    在历史面前，个人之力往往是微不足道的，纵能称一世之雄，也被后来者盖过，多半是留名未留功。切切实实影响中国历史上千年的人实在不多，秦始皇是一位，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对中国以及华夏文明的影响都不可估量；另一位，应该就是商鞅了，开千秋法治之先河，他所确定的国体政体法度，为后代两千年所沿用，构成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第三位，恕我还没想出来。
    卫鞅如千万白衣士子一般，怀治国长志，为一展胸中抱负周游列国，恰逢秦公求贤，君臣相遇，共同缔造了一段历史的奇迹。然卫鞅与其他游学者有着根本的区别，泰半士子以积年所学，求高官厚禄，一旦成功，即显赫于人前。而卫鞅不为一己得失，只为深彻变法，富国强兵，纵以死相加，不改其志。
    卫鞅对于自己的生命、对于秦国的状况都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正因为这种冷静和清醒，卫鞅没有抱着自己的所知所学不能自拔，而是迅速分析出秦国的症结所在，结合平生所学，制定秦国之法。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颁布的每一条法令都有很强的实用性，一步一步推进，在变法的大潮中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给人一种错觉：卫鞅自入秦伊始，就铺排好了此后二十年所要做的事情，轻重缓急，各有其序。只有一个时刻保持高度清醒的人，才能从容不迫的应对一切变故，确保变法成功。
    所以卫鞅是冷峻的，犀利的，甚至是刻薄的，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当作了变法的一件工具，唯因其刻薄，所以高贵，一个对自己刻薄如斯之人，制法必公，执法必严。商鞅所面对的是世俗的隶民百姓、高管权贵，但他却并未迷失方向，因为他占住了“势”，恰如他的大盘灭国棋，从大处落手，以势取胜，不计小处得失，所以他能站在极高处，像收拾残局一般，将棋子统一归拢，重新布局，茫茫天地间，只有这一双巨手，任意施为。以万物为棋子，何愁大盘不开，开盘不胜？
    因了这样高远的境界，卫鞅超出了人类所不能释怀的胜败荣辱，个人得失，也能从容地以无数高贵者、卑贱者、他人的、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变法铺路，此举与历来的杀人者不同，而是以杀立法，以法止杀，从而以最少数人的牺牲，换得大秦千万百姓的安定，这些牺牲，就是变法索要付出的代价。这笔账，卫鞅无疑算过了无数次，纵然国君、权臣、百姓都不能接受，纵然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这就是卫鞅的信仰，生命与变法融为一体，为秦法而生，亦为秦法而死。
    翻遍手头掌握的所有史料，见诸记载着，卫鞅无一件私事，唯入秦、变法、车裂而已，可见终卫鞅一生，唯以变法为己任，有着殉道士一般的忠诚和不折，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天下敢当此评者，唯商鞅一人耳。所以，纵然几多试图变法者皆以失败告终，商鞅变法亦必成，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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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人物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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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人物全景战国事)

 

人物志：

 

秦孝公：自古以来，秦孝公一直只是隐藏在商鞅变法背后的一个模糊影子。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位伟大君主坚如磐石一样的支持，商鞅变法决计不会成功。《大秦帝国》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国君。少入军旅，上马可于三军之中生擒敌方主帅；危难之中继任为君，他可以忍辱负重，以求休养生息，血书国耻以奋发图强，继而以博大胸怀广招天下贤士以共图大业。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用人不疑，他身上集中了太多太多令人着迷的品质。然而他却没任何距离感，以至我们更愿意直呼他的名字——嬴渠梁。侯勇的表演稳重大气、浑厚有力，让秦孝公这个人物就如一座大山一样屹立于商鞅身后，成为其坚不可摧的后盾基石。

 

商鞅：带着满腔壮志和赤子之心，商鞅只身入秦。这是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这句反复出现于剧中的话就是对他一生最高的评价。对抗世族、改变民风，大智中更显其大勇。直至最后为坚持信念欣然赴死、以身护法，商鞅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终于圆满了。有人诟病王志飞的表演略显夸张，但在那个时代，商鞅必定是飞扬的、更是特立独行的。而王志飞的确带给了我们一个过目不忘、有型有性的商鞅。

 

白雪：《大秦帝国》中的女人很少，但个个都是奇女子，其中又以白雪最甚。富甲天下却轻财重情。小女子胸怀天下、其志向之高远不在商鞅、孝公等人之下。为其用情甚笃，舍生取义更是让人感慨。这简直是一个圣母玛利亚一样的人物。高圆圆一直都是清纯派的代言人，而且周身的书卷气和才女气质也与白雪的人物身份相得益彰。当然，出演这样一个人物本身就是挑战。因此就算有少许瑕疵，也完全可以理解。

 

玄奇：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玄奇是典型的女强人型。自幼游历天下、侠义心肠。又饱学各家经书典籍，眼界和思想均是常人不能及。而尽管与孝公一见钟情，但为了各自的事业，硬是分隔天涯，经年不见。这种气魄和毅力，也是一般女人做不到的。好在最后编剧给了她一个还算可以接受的结局，虽然孝公仙逝，但在最后的日子里，两人终于能够相守，完成了“不移、不易、不离、不弃”的誓言。苑冉的名字大家并不熟悉，但她对玄奇的演绎却恰到好处。既是个大开大合的侠女，但又不失小女子的细腻和娇羞。

 

荧玉：白雪和荧玉，是世间两种极品女子的代表。这有点像是张爱玲所说的白玫瑰和红玫瑰。不同的是，在《大秦帝国》中，无论红白，商鞅都一样珍视。敢作敢为、有魄力有担当，荧玉不愧是老秦人的巾帼英雄。她的一生只有两个信念——秦国和商鞅。为国，不惧凶险密探六国；为情，仗剑护夫心力交瘁。荧玉活得坦荡豁达，让人羡慕。齐芳不算漂亮，但一颦一笑都带着英气。

 

嬴虔：受刑之前，他是个深明大义的粗汉子。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献公病逝，真心拥戴渠梁即位，何其难得。不嫉妒、不怀疑，他支持变法是因为深信弟弟的雄才伟略，是基于真心渴望秦国的富强兴旺。为此他可以交出至高无上的权利。即便是受刑之后，他也不忘大局。闭门二十载，终于等到孝公病逝，当机立断杀商鞅泄私恨。明大局、但心胸狭窄。商鞅对嬴虔的评价再中肯不过。也正是如此，你可以不解嬴虔的怨恨，但却很难去指责他的复仇。

 

太后：这是个原著小说中几乎没什么笔墨的人物，在电视剧中戏份大增，自然有它的原因。渠梁即位，根基未闻，他要力保公叔锉，甚至不惜兄妹反目。正是老太后一句“娘信你”，力挽狂澜。追随夫君动荡一生，岁月留给老太后的除了皱纹和白发，还有不倒的韧劲儿和洞察世事的慧眼。也唯有她能看穿赢虔之心，临终痛下杀令。作为一个母亲，这是何等的气魄。吕中绝对是《大秦帝国》中表现最出色的演员之一。老太后一言定江山的气魄和偶尔流露出老小孩的可爱，行云流水，酣畅淋漓。

 

嬴驷：幼时离家，在公伯的教导下长大，学会认识这个时代的残酷。少时犯错，被放逐山野，本应是锦衣玉食，却不得不自力更生。但也正是这样的经历，才成就了后来冷峻、果敢的秦惠文王。这其实是个比他父亲秦孝公更“狠”的角色。杀商鞅，固然是形势所迫，但很难说这里面没有他对于功高盖主的担忧。但这也是个深谋远虑、清明之君，虽深受法治所苦，但却深知法治对于秦国之大利。惟其如此，才能让秦国在孝公病逝、商鞅被决之后，尚能坚持法治不移，从而东出争雄。

 

甘龙：飓风过岗，伏草惟存。八个字就把老甘龙的城府和隐忍刻画得淋漓尽致。他的深谋远虑和政治权谋一点不在孝公和商鞅之下，甚至远远高于他们。正是这样一个狠角色，才导致了商鞅最后车裂的结局。观众恨得牙根痒痒，也正说明了老戏骨孙飞虎演得是多么入木三分。但换个角度来看，作为老世族和三朝重臣，对于突然蹦出来的新派改革家，本身就会有着不小的偏见。更何况这个改革家的措施条条针对自己利益，但却未必看得到国家的前途（至少在他眼里是看不到的），因此甘龙的恨，固然有私恨，更多的，则是政仇。

 

魏惠王：这是全剧最具喜感的角色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立群的表演。有喜感，但却不突兀。他即位于魏国最强大的时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这从根本上注定了他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太有作为的君主。李立群演的妙处就在于，这明明是个昏君，但你却丝毫看不出来。甚至会觉得，他只是没有什么真正的雄心和壮志罢了。虽然天天嚷嚷着灭秦统一六国，但实际上，说不定这个魏惠王只想保住现有地位，做他的逍遥王。

 

庞涓：这个人物，历史上功过早有评定。文韬武略，但善妒且气量小。残害同门师弟孙膑成为了他一生抹不去的污点。然而在《大秦帝国》里，庞涓也多了我们忽略掉的一面。魏惠王说他“只会硬碰硬”，这在现代，就是一个只会干活，不会讨领导喜欢的“木头员工”。而官场上的不如意直接导致了战场上的失意。最后兵败身死，固然是孙膑奇谋，但也不能不说是魏国庙堂的助力。还有一点，庞涓是魏国唯一看清了天下大势的人，倘若魏王信他坚决灭秦，那历史也势必将改写了。

 

景监：他是倔强的老秦人里少有的“活络”人。假扮商人收买公子卬，密探六国搜集情报，遇到商鞅相见恨晚。直至商鞅入秦变法，景监毅然自贬官爵做一个属官。或许他并不是个出将入相的大才，但在一个国家的管理系统内，这种执行力强且忠心不二的人绝对必不可少。

 

车英：和景监一样，车英也是新法的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商鞅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子车一族在穆公时代遭遇不公待遇，但面临国难，老秦人就是能把个人恩怨抛诸脑后。车英年少从军，小小年纪勇冠三军，西入戎狄打碎六国阴谋，可谓大勇之将。一路跟随孝公和商鞅变法强军，车英在剧中的重头戏似乎并不算多，但作为国家基石，治国之相和领兵之将，一个都不能少。

 

公子卬：贪财好色、媚君误国，这是公子卬逃不掉的判词。为财阻止灭秦，才给了孝公和商鞅变法强国的机会。贪功争爵，才使得名动天下的魏武卒全军覆没。饶是如此，他却一点不以为耻。难怪商鞅会说，有公子卬在，秦国之幸。但这个人是不是一无是处呢？不尽然。魏王固然昏庸，但并不是蠢笨之人，至少他心里明白谁是大才谁是庸才。所以庞涓一死，他才会脊背发凉。但对于公子卬，他是真的信任。公子卬或许有一百个不行，但在玩弄权术、讨好君王上，智慧少有人能及。

 

战国事

 

穆公称霸：剧中秦孝公多次提到要恢复的穆公霸业，主要指的就是“秦穆公霸西戎”这件事。秦穆公在位39年，重视人才，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贤臣的辅佐，先后平定了西部二十几个西戎部族。公元前624年，秦穆公亲自率兵灭晋，至此秦国辟地千里，南至秦岭，西达狄道（今甘肃临洮），北至朐衍戎（今宁夏盐池），东到黄河。穆公也就此成春秋五霸之一。其实商鞅在夺回河西地区和函谷关之后，已经基本恢复了穆公版图。但穆公死后强令功臣殉葬者达177人，举国悲痛。《大秦帝国》中秦孝公遇见车英后唱的《黄鸟》，就是表达秦民对子车氏三杰殉葬的哀悼和不满。

 

少梁之战：《大秦帝国》由少梁之战拉开序幕。秦魏交战多年，面对已经打穷了的秦国，强大的魏武卒却未能占半点便宜，不仅打平，主将公叔锉还被俘。但实际上，历史上的少梁之战却与电视剧中有些出入。公元前362年，秦国乘魏国与韩国、赵国作战之机，出兵攻魏，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大败魏军，俘魏军统帅公孙痤，并占领庞城(今陕西韩城东南)。这时，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在秦、韩、赵三国包围之中。为避免三国威胁，魏惠王采取不若则避之策，于次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以退为进，暂时避开了三国的兵锋。

 

六国分秦：献公去世，孝公即位。六国欲趁新君根基未稳而出兵灭秦分之，从而造成了嬴渠梁即位就面临覆国灭族的困境。这是电视剧中很是揪心的一幕。然而其实正史中并没有对于六国分秦正统的记载。但在《资治通鉴》和《过秦论》中，却也有些端倪。《资治通鉴》所记，“秦献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 可见当时孝公初立时，各国都把秦国当作未开化的夷族，予以鄙视，不准参加中原各诸侯国的会议盟誓。于是孝公才发愤图强。而《过秦论》中所记载的六国攻秦，却是发生在孝公病逝之后的事情了。

 

徙木立信：这应该是全剧观众最耳熟能详的典故。商鞅变法，唯恐国家不能取信于国人，于是立木与国都南门，讲明有能将圆木搬到北门者赏银50金。国人大都不信，于是商鞅加重赏金。最后终有人斗胆一试，将圆木搬到北门。结果立得赏金。当然，电视剧里的演绎远比课本上更生动。

 

商鞅变法：这也是历史课本上不可缺少的一章。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这也是战国时期唯一用国家政治和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变法运动。以《强秦九论》为基础，商鞅以土地私有制为重点，大范围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普遍认为，商鞅变法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电视剧中对这段历史的描述相当严谨，变法内容、形式、甚至分批的层次都异常考究，可见编剧之重视和功力。

 

围魏救赵：历史上经典的智谋之战，后成为《三十六计》之一。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攻打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危急，赵王向齐国求救。齐王任用被庞涓陷害致残的孙膑为军师。孙膑深知庞涓为人，于是采取了围魏救赵的策略。齐军不救邯郸，却攻打魏国大梁。庞涓只得班师回救。结果在桂陵山地中了齐军的埋伏，兵败而归。三十年后，齐魏再战，庞涓再次被孙膑的智谋所败，穷途末路只得自刎。至此，孙膑名扬天下。

 

申不害变法：申不害也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主张却与商鞅不同。除了主张法治外，他更强调的是君主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这实际上是在提倡“权术”。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核制度，这种思想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也必然招来相对的“副作用”。应该说，申不害变法也是颇有成绩的，十几年间韩国国家太平、兵力强盛。使得小小的韩国不仅能在乱世之中立足，甚至还在扩张上小有成绩。至于最后变法失败，那也是历史的大势所趋。电视剧中对这一情节和申不害与商鞅的关系处理的十分有趣。两人相约比试，看看谁才是法家正道。结果商鞅强秦，申不害自刎。历史上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有交情无从考证，但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是在公元前355年，确是比商鞅晚一年。

 

收复河西：河西之地（今山西、陕西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秦穆公之时，河西是秦国腹地。而后秦国逐渐衰弱，河西遂被逐渐强大的魏国夺取。直至秦献公即位，一直把夺回河西作为毕生目标。只可惜献公生前虽在少梁大败魏军，占领庞城，但却未能收复河西。因此孝公即位后，夺取河西就成了秦国强盛之后的第一战。剧中商鞅率军一战收复河西，秦国锐士天下知。但实际上秦国收复河西整整经历了5场大战。直到孝公病逝，商鞅被杀，也没有完成。直到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任用公孙衍为帅，才真正收复河西。电视剧中的处理，或许只是为了给孝公和商鞅这对旷世君臣一个善意的安慰。

 

稷下论战：《大秦帝国》中最能彰显战国百家争鸣的场景，莫过于稷下学宫的论战。战国时期，稷下学宫不仅是齐国的文化圣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稷”即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齐桓公在此设立学宫，故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各抒己见，互相讨论。齐威王时广开言路，人人以稷下学士自豪。及至齐宣王，稷下学宫更是达到鼎盛时期。稷下学宫最有名的两个人是孟子和荀子。两人都曾在稷下学宫任职。然而随着齐国的灭亡，稷下学宫也逃不了消亡的命运。

 

商鞅之死：关于商鞅之死，这也许是电视剧《大秦帝国》对史实改动最大的地方。剧中商鞅为护新法和铲除复辟欣然就死。但据《史记》记载，孝公死后，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出逃边界，因为没有“身份证”而被客舍主人拒之门外，无处容身，可谓“作法自缚”。后逃亡魏国，但魏人嫉恨他大破魏军，自然不容。最后无奈返回封地商邑，欲起兵攻郑自立为王。最终被惠文王的大军打败，就地处死，而后车裂。显然这样的结局与《大秦帝国》的基调并不相符，而且改动后对于商鞅人格的塑造，或许才是给了这位伟大改革家一个比较公允的评价。

 

乱世情·爱情

 

商鞅与白雪：用千古绝恋来形容这两个人的爱情一点不为过。甚至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编剧就是按照这个路子来写的。他们拥有最美好的相遇——原本亲近的画工小弟，暮然回首变成了佳人，这怎么看都是千古佳话的开端；还有最浪漫的相知——一个在人前显贵，一个在背后支持；更有最凄美的结局——生不同巢死同穴。白雪对商鞅的爱，已经超越了世俗之爱，超然物外。而商鞅对白雪之情，也已超越了生死。刑场上，白雪翩翩而来，商鞅一句“就等你了”，一切尽在其中。

 

商鞅与荧玉：荧玉爱商鞅，爱得深、爱得重。所以她能忍受新婚之夜独守新房，也能宽容商鞅心中只有白雪，甚至愿意以公主之身二女共事一夫。她只要留在商鞅身边，照顾他、保护他。但商鞅爱荧玉吗？答案可能不尽一致。荧玉的热情和率真其实任哪一个男人都会被感染的。更何况商鞅与她朝夕相伴、相濡以沫。如果说白雪是深种在商鞅心中最美的情人。那么荧玉就是渗透在商鞅血液里最鲜活的氧气。有此二女，商鞅一生足矣。

 

孝公与玄奇：正如秦孝公与商鞅性格的泾渭分明，他们各自的恋情也各有风采。商鞅的爱情至纯至美，而孝公与玄奇则是至贞至重。“不移、不易、不离、不弃”不仅是他们坚定的爱情誓言，更是他们艰辛情路的写照。一个为国为民耗尽心血，一个为信为义身不由已。孝公最后五脏俱竭，一半为国，一半则是为情。明明是情根深种，却只能天涯相隔。因此这两人的感情，总是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和感叹。

 

乱世情·亲情

 

太后与孝公：一个是拳拳孝子，一个是舐犊情深。谁说帝王之家无亲情？相比爱情，《大秦帝国》中对于亲情的表现，或许赢得了更多观众的喜爱。作为一国之母，太后期望孝公励精图治。但作为一人之母，她又不忍渠梁如此辛苦。扁鹊诊断孝公不过半年命，老太后思绪潮涌却也只挤出一句“渠梁太苦了”，却尽显出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愧疚、心疼和无奈。正是这种浓情化不开，但却一点不造作的母子深情，让孝公与太后的戏每每都能催人泪下。

 

太后与嬴虔：嬴虔是渠梁庶兄，并非太后亲生子。但从小由太后养大，待如亲子。应该是老太后的教育，才有了明大义、识大体，甘心扶渠梁即位，绝不兄弟相残的嬴虔。嬴虔受刑，太后疼其不幸，却也怒其不明。嬴虔虽孝顺，但终究还是败给了自己狭窄的心胸。至此，太后与嬴虔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母子之情能说得清的了。太后一力希望化开嬴虔心中仇恨，固然是爱子情深，但更多是为了国家大业。所以临终才狠心下了杀令。当亲情危害到了国法，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时候。

 

嬴虔与嬴渠梁：历来帝王之家，兄弟相残者大有人在。而像嬴虔和渠梁这样的，实属不多。每当看到兄弟二人推心置腹，都让人羡慕。嬴虔粗放，直来直去；渠梁深沉，有勇有谋。因此兄弟俩的相处也难免有摩擦。渠梁每当需要嬴虔帮助的时候，总是以退为进，而变法之初嬴虔虽交出大权，但内心对渠梁也有些怀疑。但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兄弟之情。直到嬴虔受刑，二人的裂缝已无法弥合。嬴虔用二十年时间等待时机，无论渠梁和商鞅谁先死，必杀另一个泄愤。而渠梁也看出了嬴虔意图，才起了杀心。但值得玩味的是，兄弟二人虽你死我活，但其实谁也没有忘掉那份亲情。只不过一个被私恨蒙住了眼睛，一个为国家硬起了心肠。

 

乱世情·君臣之情

 

秦孝公与商鞅：公如青山，我为松柏，粉身碎骨，永不相负。这句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像是山盟海誓的誓言，注定了孝公与商鞅后半生的生死相扶。君子一诺千金、九死不悔。嬴渠梁做到了，他用他那如海的胸襟包容了一切常人所不能容，用他那铁一样的臂膀为卫鞅的变法撑持起一片肃净的天空，他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多方布置，以求身后能保卫鞅周全；卫鞅也做到了，他把毕生的才智和治国的理念化作了秦国的富庶和强大，开创出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和后世的褒贬作为祭品。两个人的肝胆相照成就了一方霸业。这种至诚至信、至刚至阳的君臣之谊，在今天看来，如何能不振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