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是两个很大的概念。如果用来形容人的特质，我们甚至不能说一个人是完全的理想主义者或完全的实用主义者。大多数人是这两种特质不同比例的混合。如果一个人理想主义的元素更浓，那他就倾向于理想主义。反之亦然。

文学里有很多洋溢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主人公，可能是因为大多数诗人与作家总是某种学说思想的信徒与拥护者，于是赋予笔下的人物这些特质。流淌着理想主义血液的主人公是可爱的，但理想的成分过量时，就变得可悲了。他们有的抱残守缺，抓着奄奄一息的旧时代的尾巴，顽固地躲避不可抗拒的新事物，如堂吉诃德及以他命名的一类人。他们在一个时代的落日余晖中悲叹，却不知另一个时代的旭日已喷薄而出。当他们将一种思想或信仰置于一切之上时，正如自欺欺人的鸵鸟，他们钻进了自己织就的蚕茧，以此掩饰自己在新时代中的无所适从与懦弱。《飘》中的艾希里（Ashley）沉浸在“南方文明”中，坚持所谓的“荣誉”，用幻想逃避急剧的变化。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志存高远，但这个“言语的巨人”不幸是个“行动的侏儒”，结果一事无成。再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小说《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的男女主人公，一个渴望在封闭守旧的小城市实现自己的医学试验，一个追求真知并试图改善穷人的生活。但两人在坚守与实现理想时又显得幼稚，甚或倔强。他们将“理想”等价于人生的全部价值，而忽略了其他同等重要的部分，如同一个倔强的孩子愿意用所有的玩具换取玩伴手中的溜溜球。

对这些理想主义过量的人，实用主义是一剂清醒剂。读过《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的人可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富兰克林原本下定决心做素食主义者，他列出了诸多好处。但有一次看到别人吃鱼时，他发现鱼腹里还有小鱼。富兰克林心想，既然你大鱼可以吃小鱼，我为什么不可以吃你？于是他开始吃荤。富兰克林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做过印刷工，办过报，是成功的商人、科学家和外交家，唯独不是诗人（He’s anybody but a poet）。富兰克林认为诗的实用性不强，他曾苦口婆心劝一友人放弃写诗的行当。的确，最好的诗人是涉世不深、童心未泯的人。以实用主义为信条的人必然成不了诗人。实用主义固然让人更清醒地面对现实，但过量的实用主义会使一个人庸俗、精神空虚。如忙于应酬、扩大企业、无暇享受劳动成果的老总；整天工作缠身、早九晚五、纠结于各种开支的白领们；工厂流水线上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的工人。这是另一群可悲的人，另一群被现代紧张的生活节奏异化的忙碌的庸人。

很多人赞成大学所学能用的不到十分之一，为何还要学无用的文学、诗歌、哲学呢？但大学如果不能培养具备人文素养、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才，那和职业培养机构何异？时代在发展，社会形势在变化，为何还要重温经典？我相信，重读经典并非一味守旧。经典作品探讨的是关于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是古往今来的智者见仁见智的基本命题。当然所有的事物都有瑕疵，但经典作品瑕不掩瑜，开卷有益。至于其中的糟粕就需要我们的甄别，如果我们连这点判断的能力都无，那就只能宣告我们教育的破产。

希腊神话的西西弗斯因触犯众神，被罚推巨石上山，由于巨石太重，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西西弗斯被迫永无止境地重复同样的苦力。在大多数人看来，西西弗斯所做的是无用功。如果将其比之于理想主义者，我们可以得出他们的不切实际性，追逐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果将其比之于实用主义者，将巨石比作他们所追求的财富地位，我们会说他们不幸地成为所追求之物的奴隶。

加缪说：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他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西西弗斯其实与《老人与海》中老人圣地亚哥的经历颇为相似。老人三天三夜奋斗的战利品是一具巨大的大马林鱼骨架。但老人在精神上胜利的，他可能没有好看的战绩，但他战胜了自己。我不知道用“精神胜利法”是否合适，但如果以世俗的成败观来衡量，我觉得西西弗斯与圣地亚哥都是悲剧的英雄。

我还是拥护老祖宗的“中庸”精神，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都需适量。最幸福的状态可能正如司汤达说的有一份中等收入，收入太少会受制于人，收入太多人会成为金钱的奴隶。的确，贫穷会败坏人的脾性，限制人的发展，只有一些荒谬的人才会一味坚持说贫穷是人毅力的磨刀石。而过多的财富往往使人的欲望无限膨胀，根据欲望与幸福感成反比的定律，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幸福感也不高。

适量的实用主义使我们更清醒地生活，管理金钱并享受以此带来的适当的物质舒适感；同时适量的理想主义让我们关照精神世界，仰望星空，超脱于平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