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该怎么讨论校车标准？我觉得——

那一定是怀着极度愧疚的心情——新校车标准是由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是由一群一群的孩子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也一定是怀着万分坚定的目标——新校车标准一个最大、最高的标准是为了让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更安全；更一定是怀着排除万难的决心——还有什么比让孩子生活在不安全的环境里更令我们揪心？

可眼下，校车之争正在变成利益之争，校车安全状况还没有怎么起步，又有人希望它回到原点。

1
校车之争，正在变成利益之争。

1月8日，就在工信部“新校车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最后一天，一汽、二汽、金龙、五菱、福田等汽车企业公开反对新校车标准的声音成为媒体焦点。

他们认为，拿美国的标准到中国来使用，明显脱离实际。从国内客车生产企业的实际情况看，如果完全按照“新校车标准”征求意见稿执行，不仅要增加20%～30%的成本，而且大多数生产中小客车的生产厂家将被排除在外。

叫人奇怪。工信部公开征求意见是从2011年12月27日开始的，几家反对新标准的企业肯定从一开始就反对，可为什么直到征求意见快截止了才成为舆论焦点呢？

这也不难理解。虽然国情论很有市场，但毕竟发生在2011年12月12日江苏丰县的校车事故，15名遇难学生的死骨未寒，而2011年11月16日甘肃正宁县校车事故中19名遇难孩子带给全社会的痛感还没有完全消失，过早地站出来反对新校车标准，至少在公共舆论方面难以得到支持。而挨到快截止的时候，至少可以避开高昂的社会情绪。

当然，这种猜想或许有点小人之心。毕竟，只有11天的征求时间。不过，一个事实是，学生用生命和血换来的新校车标准，最终成为汽车企业的利益之争。让人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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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标准的国情论里，汽车企业到底夹带了多少私货？

在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中，慈禧和袁世凯是国情论的先行者。慈禧反对清末立宪，说的是国情；袁世凯称帝，说的也是国情。嘴上是国情不允许，而真正舍不下的是权力和利益，想得到的还是权力和利益。“拿美国的标准到中国来使用，明显脱离实际”——这是几家企业的国情论；还好，他们对利益直言不讳，“大多数生产中小客车的生产厂家将被排除在外”。

可“大多数生产中小客车的生产厂家将被排除在外”是反对新校车标准的理由吗？

校车是保障学生的出行安全的，新校车标准也是因为学生的死伤而催生的；赞成或反对新校车标准，所有的理由都应得恪守学生安全这一条，其他都不重要，也不该讨论。面对孩子的生命安全，几家汽车生产商的利益面又算得上什么呢？因为不能分享校车市场蛋糕就反对新校车标准，这显然是一种价值观的错位。

即便是担心将来的校车市场被个别企业垄断，也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监管，甚至扶持一些企业等手段来实现市场的有序。而降低标准，显然是一个最糟糕的选择。

3
校车安全的改善才刚刚起步，千万别又回到原点。

与一些只顾利益的汽车企业一样，也有专家反对新校车标准。不过，反对的理由，除了国情论外，更提出了财政能力问题，甚至称——“美国可以花20万美元来买一辆校车，如果中国也同样花20万美元，为什么不直接给农村小学生就近建个学校，何必非要坐校车来城里上学，这不实际”。

这样的理由，等于又让刚刚起步的校车安全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财政能力不足——这一直以来都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借口；而假如放弃改善校车，而选择就近建校的话，那么校车问题又将被搁置，直至下个惨痛的校车事故或一群孩子鲜花般生命消失才能再次被唤起。

财政不足、就近建校……这是眼下教育欠账的事实；以此为解决校车的理由，结果可想而知。那时候，这些孩子的鲜血和死亡将不会有任何价值。

我觉得，校车制度可以走两步退一步，但千万不能走一步退两步。那样的话，校车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只能在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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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财政能力真是一个问题吗？未必。

2011年年底的几起校车事故发生后，舆论一个最强劲的呼声是停公车、购校车。这不仅舆论的感性认识，更是一种理性的对比：几十万元一辆的公车里，做一个官员；几万元一辆的小车里，挤一堆学生；每年公车消费一两千亿元，公车浪费严重……

而从财政能力看，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收入97309亿元——逼近十万亿；全年超十万亿基本没问题。

对于中西部地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财政能力或许的确会影响校车计划。但这完全可以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里解决。校车购买和运行资金来源可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分担；中央政府占大头，地方政府占小头；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以弥补地方财政的缺口。

解决财政能力的问题，甚至对农村地区先行一步、城市校车先缓缓都可以，但决不能以降低校车标准而牺牲安全，更不能为了一些汽车企业的利益，就改变标准。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的是，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和优势。眼下，校车安全，应该是大事中的大事。何不发挥一下这个优势呢？这是给政府加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