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粉丝来说，遇到喜欢的作者的书，多一本总是多一份惊喜。即使刁钻如祖师奶奶张爱玲，这些年生后遗作一本本被挖掘，有的甚至有形象毁灭之虞，部分狂热粉丝骂归骂，临到头还是老老实实去买。

思想家托尼.朱特的遗作《事实改变之后》也是如此，中文版还没出版，就被不少知识精英圈定为2018年必读之书。毕竟，这是托尼·朱特的最后一本书，由其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出版。

我也未能免俗，《事实改变之后》收到就与海内外朋友交流。先睹为快的兴奋过后，更多是无尽的感叹，一方面感叹朱特英年早逝，另一方面也觉得朱特思想的疏离，尤其对他社会民主主义特质感到难以完全认可。

朱特的背景使得他思考天然带有全球性。他早年受教于剑桥大学，得遇柏林这样的思想大家，又曾经游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对于欧洲尤其中欧问题可谓驾轻就熟，因此90年代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从事欧洲问题研究，随后以《战后欧洲史》奠定历史地位。

学术生涯看似顺利背后，朱特本人却遭遇两次生命危机。首先是2001年，这一年他被诊断出癌症，随后手术，身体开始衰落。恰恰是因为癌症的来临，使得朱特的生活更多定居在美国，告别了过去总是四处游历尤其往返中欧的经历。到了60岁，朱特遇到第二次考验。他被诊断出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次年颈部以下瘫痪，2010年在曼哈顿去世，享年62岁。

如何评价朱特晚年的写作呢？首先，身在美国，心在欧洲，这是朱特的前半生；其次，晚年境遇的变化，使得他的思考重点也从欧洲转向美国。物理上的安顿，使得他的精神世界也开始归化，逐渐他在文中用“我们”取代了“他们”，开始更多美国本位的思考，他有了美国身份，越来越像美国人。自然，考虑到那些年乔治.布什政府的政治时局，加上从911到伊拉克再到中东问题等新闻，朱特自然是对于美国外交乃至社会诸多领域极大不满。

在面对死亡的同时，朱特始终不忘写作，其思考的锐利程度也与日俱增，典型代表作就是《思虑二十世纪》，可谓临终写作以及对话题材的典范。对于一位思想家来说，60岁是体系成型思考的黄金时间，朱特不幸，走得太早，如果能够再有一二十年的工作，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出更多的杰作。

当然，对我来说，如果不是因为朱特的英年早逝的新闻效应，恐怕我也不会深入阅读他的作品。毕竟社会情景不同，他的左倾思想背景，在当下中国读很多时候读起来多少有些疏离，即使其代表作《战后欧洲史》也是如此。

《事实改变之后》

作者：[美]托尼·朱特  译者：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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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