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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值得羡慕的音乐节，就像某个地方的年轮，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无论经济、文化、艺术，可持续的，皆令人叹羡。这也意味着需要远见、冒险和把大象装进房间的智慧。

为了令画面如诗，又接地气，导演灵机一动，招来一位农夫和他的羊群。已经收割完的田里，铺满禾杆，胡德夫端坐在一台白色三角钢琴前，弹唱起他的名曲《美丽的稻穗》，两个机位的摄像机像渴坏了的牛，汲取这梦幻时刻。

在华夏河图银川艺术小镇第一届丰收艺术节开幕的前一天下午，白发满头的台湾音乐人，耐心地配合着一组纪录宣传片拍摄团队。即便由于钢琴款式不对，又临时换了一台，耽搁了不少时间。老胡不徐不疾，态度温和。

九月的银川，气候宜人。

风吹稻穗，也是音乐。初具规模的小镇，保留了3000多亩稻田，从2012年起，开始运用“自然农法”培育稻米，去农药、化肥和除草剂。农活全由小镇村民负责种植和收割，如今已经推出自己的品牌“禾乐不为”。

“不仅要保留传统的农业，也会有延伸出来的教育。”沙莎是禾乐不为项目的负责人，“宁夏民生集团旗下的幼儿园就开办了体验土地与种植的教育活动。”这计划听起来很庞大。时间、耐性都是对追求商业回报速率的考验。

然而，艺术是当务之急。

银川当代美术馆是小镇上最先竣工，并对外开放的项目（今年8月8日开幕），室内面积超过15000平方米。由于太新，连精于交通的司机，也对这里颇为陌生——一个包车拉游客四处周边游的司机，坚定地认为美术馆是台湾人办的——实际上，是宁夏民生集团请来了主持过不少当代美术馆，经验丰富的台湾人谢素贞。一切太快太新，难免会有误会。

站在田埂，吸着青草味的空气，眼望着稻穗金黄，天蓝云白。自然天成的色调里，唯一令人避之不及的，就是那些，成群结队，在头顶盘旋的蚊子军团。

“本来还想在这片麦地上搭户外舞台，那会更像丰收艺术节，”沙莎说，这浪漫的想法首先就被那些蚊子扑灭，也出于更谨慎的考虑，艺术节选择在室内举办。

华夏河图艺术小镇是银川市政府急需的一张城市名片。作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窗口，这个百万人口的西北省城，渴望挟着变革之风，拥有自己不落俗套的闪光面。也是宁夏民生集团董事长刘文锦的梦，10年前，该集团就已经赞助过在贺兰山脚举办的一次颇有影响的摇滚音乐节。据闻当初，刘文锦的希望在贺兰山脚，建成一个摇滚公社，但这个愿望未能如愿。现在的小镇，或许就是那次想法的延续，不仅有落成的美术馆，旁边还兴建了国际艺术家村，外观已经完成，尚待内部装修。这还是涂飞的梦，艺术节能一届一届地举办，像他收藏的唱片那样丰富和别致。

艺术节最后启用了艺术家村未来的咖啡馆，对举办演出而言，是个考验。

在胡德夫于稻田弹琴的5天前。涂飞已经带着十几个人的音响团队，以及从深圳和广州空运过来的音响器材，开始了忙碌而繁琐的舞台搭建工作。涂飞对音响的要求严苛，不远千里空运器材，也是因为银川当地没有可以支持演出的设备。这位深圳旧天堂书店和B10livehouse的合伙人，对音乐偏执而狂热，从早期的根据地酒吧，到如今深圳华侨城里的文艺地标，涂飞有着职人式的坚守，拽着手里两个文化品牌，不扩张，不连锁，小而美的理想主义模式，催生出如今在深圳每年定期举办的两个音乐节——明天音乐节和国际爵士音乐节——那些被邀请而来的乐队，即便用最挑剔的打口一代的标准去看，都属于尖货。

一天，艺术节中场休息的时候，两个宁夏民生集团的工作人员，显得对涂飞和他的团队非常推崇，“你上百度去查一下，他们很有名。”

以艺术为考量指标的丰收艺术节，原本打算请台湾音乐人张培仁来操办，因为时间不合适而作罢（几乎同期，张培仁要在上海做简单生活节）。这个项目最终交给了涂飞，这是他头一次大规模地在异地主办音乐节。

“有个马里的乐队，因为国内打仗，没法回国办签证来不了。”涂飞心中有着更大的梦想，既然定义为世界音乐节，他就想把自己眼中最好的乐队请来中国演出。涂飞在深圳有一个做了好多年的电台节目，“行走的耳朵”。“我们台长说这是提高逼格的节目，不能砍。” 他的搭档刘倩说。

丰收艺术节遴选乐队的标准，调子高，野心大。这和小镇上的建筑有着共通之处。白色的美术馆，由年轻的设计师张迪主设计，这显示了宁夏民生集团推动当地文化的某种魄力。同样，艺术家村也由年轻的中国设计师王戈设计，建筑使用了回收来的160万块粘土砖。两座非著名设计，一阴一阳，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

9月23日下午，艺术节进入最后的调音阶段。演出的乐队、乐手会陆续去现场调音，这是每个像样的音乐节的必经之路。涂飞守在现场，紧张地注视着舞台的灯光、音响等各种状况。他的搭档滕斐显得要轻松些，他对艺术、艺术家有着天生的宽容，在场地里走来走去，就像一个好客的主人，不遗余力地邀请你到他家看看。大厅里，不时传来涂飞响亮的声音。

经过5天的布置，原本空荡的房间，四周拉上了黑色的布匹，除了美观更大的功能是保护音场。舞台前方摆好了折椅，一个临时的livehouse成了规模，野孩子乐队的调音结束之后，舞台上立刻摆上了一台钢琴，从稻田里回来的胡德夫，开始调音，他要为自己在第一晚压轴表演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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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一个城市的样子，更好一点的办法，就是你在午夜里，闲逛。

位于民生城市花园外的七公烧烤吧，生意兴旺。大厅里挂着十几台电视，屏幕上，十几个苦瓜一样的罗杰斯正指挥着红军利物浦。不过大厅里的顾客可没他那么不高兴——这种融合了酒吧、卡拉OK厅以及烧烤餐厅风格的综合体，颇受银川当地年青人的喜爱。比店铺更热情浓烈的是当地的喝酒方式，由本地人带头，每个人都得在色子游戏里轮流和桌上的每个人来上一杯——这种叠加可比现在流行的迭代，更加快速又令人畏惧。不过，当你适应了这种酒文化后，难免说些真话。

那天晚上的某个阶段，桌子上的话题变成了舌头乐队的乐迷批判大会。你很少有机会在一个饭桌上被这种一边倒的言论所震醒，对这支中国地下乐队之王而言，这种来自乐迷的交流显得格外真挚。无谓的华丽、过分的炫技以及没有了分量的演出感，抛开这些乐评化的讨论不谈，舌头的失败首先得归咎于他们松散的组织。

尽管已经事先调好了音，但舌头只比演出时间提前半小时抵达演出场地，也许他们是把热身时间交给了公路交通。或许我们不应该把严苛的规条赋予自由的音乐之上，但管理这个极为商业化的词汇，有时，并不显得教条和苛刻。

舌头的反面是野孩子乐队，“只知道排练和吃面”，乐队灵魂张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这样调侃乐队，他们作为第二天的压轴演出，令人动容。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来自西北，更在于他们的表演有着斧凿般的谦卑。如今，乐队全体人员都居住在云南大理，一周排练六次，比上班还有纪律。虽然这种严苛的苦行僧方式，也让有的乐队人员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演完这场，他们还要去兰州、深圳和北京（等你读到这篇文章时，他们已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完成了成立20年演唱会）。上次见到张是9年前，在广州，他一个人一把冬不拉，在路上。9年后，生活有了变化，过去的孤绝留在了过去。

艺术就是一种自律。

音乐节随着德国多乐器演奏家Stephan Micus的演出开始。这位在德国ECM唱片公司发行过多张唱片的音乐家，漫游世界，不断收集不同民族的乐器，并学习演奏方法。他一袭白袍，盘腿坐在舞台的桌子上，像在开世界音乐普及班。老先生风格严谨，也是音乐节最认真的听众。4天的音乐节里，总能在观众席上发现他。他抱怨那些不守规矩的听众，他本人不仅因为台下的手机铃响而中断过演出，也为有观众在别人的演出时随意走动而微微动怒。

这场音乐会对于银川当地的观众而言，是在屋顶凿出的一扇天窗。

一个天津女孩为听胡德夫而来。对于演出单上的其他音乐人，她并不熟悉。我们在第一场演出后有一个散漫的交流，“从来没有想过银川会有这样的音乐节，”和她一起来的男友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学友，那一天，他们从下午两点听到晚上9点，经历了Stephan Micus、胡德夫和五条人乐队。

和五条人的阿茂打招呼，是在第二天吃早餐的餐厅。我们上一次见面，说的是，“很久没见你了。”这次还是。阿茂第一次在广州体育中心的珠江啤酒节开唱的情形，令我至今不忘，那次不是别人提醒，我都没发现他就是那个一天到晚向我兜售打口唱片的伙计。阿茂为他的女友倒了杯咖啡，一个广东姑娘，就像他们歌里唱到的那样。以前，我一直不太习惯他们在舞台上一首又一首翻译用海丰方言演唱的歌。现在，我觉得这是他们和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他们的粉丝有着与他们相似的固执，这得益于一次偶然。那天，我和顶楼马戏团的主唱陆晨，在路边喝酒聊天。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女孩对陆晨说，“你怎么这么正常啊！”这话弄得连朋克都怕的陆晨挺不好意思，应景般地做了他的招牌动作。“陆晨你的歌迷真多，”有个朋友在旁调侃。

女孩很认真地说，“我是来听五条人的。”

在音乐粉丝这件事上，女孩总比男孩表现得更为热情。就像那些往街头歌手钱袋子里放钱的人，女性总比男性多。好音乐，不纠结于语言的种类、地区和籍贯。

音乐天生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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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楼的马戏团、小河、野孩子（从shan至右），意外与惊喜的制造者。

总有一天，音乐会敲开门，总有一天，你会有所改变。

杜满帮妹妹买了两张周云蓬的唱片，在签名区等候着。他是工程师、乐迷以及哈萨克民谣乐队Roksonaki的经纪人。

他是哈萨克族人，自小随父母在北京长大，“我以前根本不听哈萨克民族的音乐，父亲放那些民歌的时候，我就把门关起来，”杜满说，不过受益于北京的生活，他就读的大学门口能轻易买到打口唱片，杜满是常客。直到有一天，突然开始喜欢起自己民族的音乐，“就像一扇门被打开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那些经常光顾的唱片店，把所有和哈萨克民族相关的，统统抱回家。

时光再往后倒退二十年，哈萨克的Roksonaki乐队远比现在有名。那时，他们玩摇滚。“年轻的时候听西方音乐要偷偷地听，那会还没有独立，志趣相投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关上门听个够，”Ruslan Karin回忆起前苏联时代的往事。齐柏林飞船、吉米•亨德里克斯就那样悄悄影响着他那一代人。这支摇滚乐队的风光，随着在哈萨克国内音乐市场的衰退而逐渐落寞（年轻人还是喜欢更流行的音乐），陷入困顿。而后，Roksonaki则逐渐向哈萨克民谣转变，今年他们曾作为哈萨克文化活动的嘉宾来北京演出，杜满又为他们安排了几场在Livehouse和酒吧的演出。

他们相识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杜满以乐迷的身份去拜访。刚开始并不受待见，最终，杜满用打口碟培育出的音乐素养，以及热情，敲开了老乡的门，“他们没多说什么，直接把我带到他们的排练室，后来就成了朋友。”杜满说。

这次演出，比他们上回在北京多了一个中国乐器葫芦丝，是朋友送的。乐队另一个成员GalymzhanSekeyev将它改良，音色大变，成为他们音乐中融洽的那部分，“我们并不追求风格，类型乃至宏大使命，只是做自己有感而发的音乐。” Ruslan Karin说。

而同是哈萨克的IZ乐队，则走了一条和他们相反的路。IZ乐队早期，吟唱哈萨克民谣，优美动听，有一群铁杆粉丝。而现在的IZ只有两个人，吉他、主音马木尔和鼓手张东，曲风也从优美的弹唱变成前卫摇滚。演出时，马木尔的吉他下面，整齐地摆放着十几个效果器，两个人义无反顾地制造噪音。“有时候。和老马排了一段，他会猛然停下来，吼一句，太好听了，重来。”张东说。

马木尔是超级巴萨球迷，音乐节那段时间，令他伤心的不是他那排山倒海似的的声音轰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听众，而是梅西在西甲的一场比赛中受伤下场，他守着电脑看完了那场令人揪心的比赛，好在巴萨赢了。

IZ的演出结束后，在唱片售卖现场，摆放着不少唱片，涂飞的老友阿瓜，讲了个动听的故事：有一年深夜，马木尔在涂飞深圳的家里弹琴。涂飞问马木尔，你现在只会噪吗？马木尔看着他，说，把灯关了。房间里留下一盏台灯，马木尔拿起冬不拉就弹。后来，涂飞用那个晚上的录音，出版了那张动人的唱片，《星空》。

马木尔和张东还有好几个乐队、数十张尚未出版的唱片（估计在中国音乐人里，只有窦唯能与他们比一比唱片发行的速度和数量），IZ是哈萨克语“脚印”的意思，用足迹丈量世界是一种足够虔诚的姿态，但马木尔与张东显然已经不拘泥于过往的界定，试图走路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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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过的迪吉里杜管，哈萨克Roksonaki 乐队的乐器。

艺术从来就是创新，回顾过去的经典，许多作品之所以闪光，变成藏品，皆因为他们越过了时间界限，自有其空间和维度。

在美术馆的二楼，有两个永久展馆。是宁夏民生集团董事长的个人收藏，一个是清代的西洋油画，另一个是西方不同时期的手绘地图，都值得驻足观赏。而其他的展览主要汇集了穆斯林世界的当代艺术作品，这多少是这个美术馆对自身的定位，成为中国最大的伊斯兰当代艺术美术馆。

“我们希望以后的中阿博览会，中阿论坛都能在我们的小镇上举办”，杜明冬是华夏河图艺术小镇的总经理，“艺术的培育会让商业的发展变得更加良性”。

小镇的景观设计由瑞典Sweco公司完成。完整地保留了原有地貌特征，对这片湿地进行活化。对生态的保护包括水资源利用、垃圾处理、能源利用等。而为艺术建造的项目还将有雕塑公园和艺术史公园。而整个小镇的交通规划，令行人有最优先的权利，之后才轮到非机动车和机动车。

“保护农田，就是设计的一部分。我们还要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变成现代的生活方式，生态种植会为教育、旅游服务。”杜明冬说，生态小镇的建设，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其商业回报的周期必然会被拉长，“其实，这也是我们邀请涂飞来操办这次音乐节的原因，如果纯粹只考虑商业回报，对人群的直接吸引，肯定不是这次请来的音乐人，会是更流行的那些。”

小镇位于黄河西岸，在银川市政府眼中，将银川市区向黄河沿岸迁移是未来的蓝图。这个刚起步的小镇，便是这个未来计划的试验场，这个聚合文化、教育、旅游的大型商业项目，将令这个未来之计，显得不那么功利和咄咄逼人，“这个200万人的城市，儿童比例不低，亲子、家庭的温和商业态势会更亲近市民。”杜明冬说。

野心可以被包裹在疯长的稻子里，结出金黄，结出稻米。

有理想的音乐人也不会在谢幕后停止歌唱。

1421房间。半夜，小河召集大家去开他的私人发布会。下午，他与巫娜、马木尔做了精彩的即兴演奏。而他的个人表演时段，他用手中的中阮弹出了涂飞的眼泪。此刻，他变成一个用电脑演示PPT的音乐人，尽管他的操作显得有些混乱，但他所做的“音乐肖像”计划，是近年听过的最具创意的艺术项目，这个源于5年前的计划已然成型，12首普通人的歌，或者说是故事，由十二位不同的音乐人演唱，这晚，成为丰收艺术节美好的注脚。

冷雨夜里的银川。几个小时之前，顶楼马戏团结束了他们既疯狂又温情地演出，人群散去。负责舞台的工作人员，开始拆掉他们亲手搭建的舞台。很快，这里将恢复空荡荡的原貌，很快这里会按原来的计划装修，启用。很快，这里会变成记忆的一部分，很快，这里会像《头脑特工队》所描绘的那样，一些多余的记忆会自然而然被清除。

9月23日中午，我搭乘的航班在银川机场降落。驱车前行，是标准化的高速路与规矩的绿化，市区和一个接一个的楼盘。乍眼看去，就像那个早不不新鲜的短语——世界是平的。不记得哪个现代哲人说过，中国是最全球化的国家。银川并不例外。

等到离开的时候，我意识到例外是一个在时间轨迹上滑行的动词，何况还配上了音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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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城市画报》11月刊

文_郭江涛 图_潘越 游粤飞

编辑_桂梅 仇敏业 设计_刘欣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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