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它起源于隋王朝，定制于唐王朝，最初目的是变革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职。因此，科举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提高整个统治阶级的文化素养，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这个进步合理的制度，因为唐以后的政府给予了过高的重视，才日益变得不合理起来。明王朝时期，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非进士出身的人无论贡献多大，都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高级官员。不通过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出路，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步入了一种畸形状态，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科举考试的内容很狭窄，只考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在科举制度的诱惑下，知识分子首先要作的事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因此知识分子的知识面也极为狭窄，所学主要是四书五经，与人类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则很少涉猎。儒家思想的内赅又是保守和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与现代化和进步格格不入。所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进步的阶级，经常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
    传统知识分子科举及第后，接下来不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做官。所以传统知识分子究其实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蒙古民族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有限的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所以他们极端瞧不起知识分子，也仇视造就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并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这一制度。没有了科举制度，知识分子的特长便无法施展，他们又没有其它的技能，处境日益被动，最终沦落为连娼妓都不如的“贱民”。在蒙古人眼中，妓女能创造财富，可知识分子则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除了读书做官外什么也不会作。
    科举制度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并没有随之消亡，相反还发展壮大起来。现代化离不开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知识分子也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学习儒家经典转而学习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和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在品格上并无太大的不同，传统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保守，怯懦，不团结，好口舌之争）已深深植根于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脱胎换骨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缘故，从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转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决定力量，应该是一个被尊重被敬仰的阶级，可事实恰好相反，知识分子在上世纪直至今天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为什么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