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活着，

还是我死去，

我都是一只牛虻，

快乐地飞来飞去。

《牛虻》在中国人眼里一直是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出现的。作为五、六十年代唯一一本非俄语版的引进小说，风靡一时，影响力巨大。

我对《牛虻》的最初印象是不屑一顾的。革命话题？离我这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70后来说是很遥远的。直到我做了妈妈，有了三个孩子以后，第一次从音频中听到这本书之后，我忽然发现，它离我是如此之近。

主人公亚瑟是个可怜的孩子。虽然出生在富商家庭，衣食无忧，却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父爱，母亲每天都要面对来自丈夫前妻的儿子和儿媳的欺凌、侮辱，却无力反抗，直到去世。小小的亚瑟每天目睹这一切，也继承了母亲隐忍的个性。亚瑟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有蒙太尼里神父像慈父一般爱他，呵护他，教育他，他不会让他受到一点点伤害，亚瑟也深深地依赖着神父，并享受着神父的慈爱。

平静的生活突然被打破了。因为亚瑟加入青年意大利党，暗中反对奥地利的统治。蒙太尼里暗中担心，却没有直接告诉亚瑟此事的危险性，而这个时候蒙太尼里被调去罗马当主教。亚瑟是个虔诚的教徒，在新神父面前忏悔的时候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秘密，却被神父出卖，自己及所有的朋友因此被捕。也许之前蒙太尼里的形象太好了，以至于亚瑟不相信神父里竟然也有背叛、出卖、丑恶。他陷入了茫然和绝望。而几乎是在同时，他得知了自己竟然是母亲和蒙太尼里偷情的产物，他的神父原来也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一直在欺骗他。失望到极点的亚瑟在一阵狂笑之后，选择了逃遁，并费心营造了自杀的假象: 他拿过一张纸，把他心里首先想到的几句话写在上面：我相信你跟相信上帝一样。上帝是一个泥塑木雕的东西，我只要一锤就把它敲得粉碎；你呢，却一直拿谎话欺骗我。并在后面加了一句：向达森纳港去找我的尸体。亚瑟的目的是报复，希望对方陷入负疚感。以死亡的方式让自己像拓片一样，永远地烙在父亲的心上。

逃亡的生活是悲惨的，他曾在利马被喝醉酒的拉斯加打得几乎送命，并从此留下残疾；曾在南美流浪时做过搬运工、补过锅、打扫过猪圈；甚至做过马戏团的畸形小丑，被像动物一样对待；被无数人唾弃，所有尊严都被踩在脚下。。。。。

所有经历中的任何一件拿出来，都会让一个人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可，是什么使亚瑟宁愿去面对比死还要更痛苦的生？是什么让他不甘心以死亡结束一切？是对主教的恨吗？

很多妈妈都碰到过这样的育儿问题：因工作原因把孩子暂时交给祖父母代管一段时间，孩子回来之后性情大变，变着法地淘气，折磨妈妈。妈妈们也轻易地把这个罪过归咎于祖父母的看护，通常的结论是：被爷爷奶奶 / 姥姥姥爷惯坏了！

真是这样吗？孩子是敏感的，当突然被妈妈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都见不到妈妈的时候，他 / 她的心是绝望的，是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所以再重新回到妈妈身边的时候，他 / 她需要试探，试探妈妈是不是真的爱他；试探妈妈是不是无条件爱他；试探妈妈到底有多爱他 / 她。这种试探如果得到了正确的回应，孩子会慢慢消除疑虑，恢复正常。如果得不到正确回应，孩子要么失望放弃，要么变本加厉。任何一种结果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回到亚瑟的故事，在他流浪了十三年后终于回到意大利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亚瑟了。他化名”范里斯·列瓦雷士“，笔名牛虻，参加秘密激进组织的沙龙，写政论文章，措辞犀利，极尽嘲讽抨击之能事。其中又以攻击蒙太尼里神父为最。连他的同事都对此不解，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教会当作最大的敌人，而且蒙太尼里本人也无可非议。可牛虻的反应是：无论如何，他说，这位蒙太尼里先生即使本身不是一个流氓，也是在流氓掌握中的一个工具。流氓也罢，工具也罢，对我是一样的，对于边境那一面我那些朋友也都是一样的。比如一块拦路的石头，也许它存心极好，可是仍旧非把它一脚踢开不可。

可当他扮成香客，终于和蒙太尼里初次碰面的时候，他的心情却是：啊！这太难受了。所有这一些外人——这些香客和山民——都能够走上去跟他说话，而他也愿意拿手抚摸他们孩子的头。也许，他会把那个农民的孩子叫做”亲爱的“，像以前他常常那么叫的一样……

恨的背后是对爱的渴望！

这一点在这段心理描写中得到充分说明。不管是牛虻，还是前面提到的孩子，他们的行为本质相同，都是为了得到爱；不同的是表现方式和程度。作为成人和有着悲惨经历的牛虻来说，他的能量是巨大的，他能做的事情更多，摧毁的能力也更强；而作为一个小孩子来说，他的能量是有限的，但孩子受到伤害的机会更大。

在我眼里，牛虻并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向父亲撒娇的孩子。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父亲索取爱，却得到了一个更悲剧的结局。在上帝和儿子之间，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上帝。亚瑟所渴望的爱注定不能实现，因此他的诀别才愈发残酷。

小说结局是典型的西方式结局。如果是中国小说，结局即使不皆大欢喜，也会很唯美，起码不要给我们的心灵如此大的冲击。就像梁祝”化蝶“ ，又像张生与崔莺莺历尽坎坷却终成眷属的结局，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承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