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偷了一小懒，将我2006年8月6日写的一篇日志润色下，做为我最近对报纸伦理的思考结果

新闻原教旨主义者都喜欢提起一个小故事：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亨利·鲁斯有一次在编辑部看到一个广告员，立即怒斥道：“你这个广告蠢货，给我滚回去!”
在亨利·鲁斯看来，采编部门和广告部门之间，就像世俗的“国家”与超脱的“教堂”的关系。政客固然可以呼风唤雨，但他永远没权在教堂里耍派头。
亨利.鲁斯幸亏没有从业于当下中国的报社，否则他早晚会被气成肺气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媒体内的经营部门的地位压过采编，钱的分量也超过了任何重磅新闻，像上文中的“广告蠢货”不但敢到采访大厅，而且进去都很有派头，指挥记者做这做呢
采访中心的领导居然也很配合，点兵点将，去当枪手、吹鼓手，忙得不亦乐乎。在我所从业过的一家河南报社，老总甚至告诉广告总监：“热线部18个记者，你想挑谁过去就挑谁过去”
不幸的是，我也在这18个记者之中。这是一段卖文不如卖身的惨痛时光，我至今思来还难以宽恕某些人事。而今，这家报社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一条破船，朝不保夕，如果有人说它咎由自取，我大抵是难以反对的
广告部的人，甚至报社老总，最喜欢说的话就是“生存第一”，“大家都没饭吃，还谈什么理想？”这些话乍一听很有道理。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难道你想用一篇稿子搞得报社倒闭，让同事们个个衣食无着，一家老小都横尸街头？
我我我我——说，亲爱的人权理论家，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生生死死好不好。照你们说的，一篇稿子所造成的广告流失，就可以决定报社的生死，那也未免太抬举这篇稿子了吧。报社既然这么容易死，那么其活着，也只能说是奄奄一息。那么，我们不妨探求下报社之所以奄奄一息，究竟是太多不合时宜的严肃新闻稿件导致的，还是报格低下、报品恶劣造成的？
很多报业中人喜欢将报纸品味的下流，和收入的不景气，归咎于报纸还不够下流，向广告商磕的头不够响，不能不说是这代新闻人的悲哀。普利策说过，报纸的公信力就像女人的贞操一样重要。假使你眼前站着一个女人，生张熟魏，人尽可夫，潇洒到三十多岁后名扬乡里，剩在家里无人问津。你会认为她只有更开放一点，才会活得更好吗？
当然，有人也会指出我上文中逻辑一个不周全的地方：一篇稿子当然不足以搞死报社，但天天一根筋地报道，会得罪大多数广告商，直至关门。不能不承认，这在逻辑上完全可以成立。但反过来一想，采编部门遵从广告部大爷们的命令，撤下一篇让广告商不爽的新闻，固然不足以使报社在第二天就名誉扫地，但天天一根筋地让广告部决定新闻版面，怕是有一天也会丧尽大多数读者的信任，直至关门的吧
如此反差，问题出在哪里呢？一个字：度。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大气候下，即使南周南都级别的媒体，也不敢说甩开膀子不鸟广告商。但是，要是南周南都也像我所见到的一些报纸那样卖身求荣的话，会有今天的市场地位吗？按摩房小姐卖身的花样也就不过几种，你一个报社卖身的花样，又有多少呢？
拿了广告商的钱撤掉稿子，在美国报纸也并不鲜见。但人家的总编大致会权衡下撤掉的新闻的价值，与获取广告收益，是否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而不是惟广告商是从。一句话，人家拿钱消灾，并不会对整张报纸的新闻品质造成根本性的伤害。至少，不会明目张胆地漏掉大新闻。再看看中国的很多报纸，又是怎么干的？
不知道这些报纸究竟有没有算过账，究竟与多大级别的广告商交易新闻，才不会是卖身。要知道，收广告撤掉负面稿子，并不一定就是卖身，也许是广告商求着媒体干的呢。但在一个广告部门的人有权对新闻部门的业务指指点点骂骂咧咧的报社，绝对是一个卖身的报社。
在这些卖身的报社里，充斥着自称为了报社的生存，而肆意践踏新闻和记者的广告业务员。他们道貌岸然，他们义正词严，但辨别这些人的慷慨陈词究竟是为了报社着想，还是更多想到了自己的提成红包，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多假报社利益之名的毙稿或软稿行为，完全是为了报社中高层某人或某些人的一己之私。——新闻部门与广告部门有矛盾，中国任何一家报社似乎都这样。但当每一次败下阵来的都是记者编辑的时候，我们只能祝愿这家报社是党报，而不是需要在市场上竞争的都市报
即使单说生存，也分很多层次，有毫无廉耻地活着，有带点骨气地活着。报纸之所以成为报纸，是因为它的记者群体像记者的样子，而不是它的广告部挣的钱多。当一家报纸越来越不像报纸的时候，广告部的大爷再牛气再有能耐，却又如何？蹦蹦日天去吧！
广告员常说什么经营很重要呀，采编要配合呀。那么我要问，记者写稿子容易吗？你们广告部收了红包，拉了广告，枪毙了犯事的新闻稿之后，还会想起那个在烈日和尘灰中奔波的小记者吗？
从报社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动辄为了经济利益枪毙记者稿子，而不做相应补偿，会极大打击记者的士气。记者不是SB，SB做记者也没报社要。看清楚这家报社的本质后，记者们除了扒稿子挣分按月数钱后，大概是很难再有心情去追求新闻理想，琢磨稿子立意写法了。一群没理想，没职业精神的记者办报，只能让隔壁广告部的人越卖越下贱
中国商家喜欢对媒体颐指气使，说白了都是媒体自己贱，惯出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有个老报人就写本书，叫《报纸的良知》，书中设计了一个动态变量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每家报纸都不向商人屈服，结果，报纸总体公信力保持水准，商人在做广告时，为了取得利益最大化，往往还会舍弃其他途经，在更严肃的报纸上做广告
中国的很多都市报纸并不是没有机会守住贞操。在创刊初期，新报纸大多都资金雄厚，不必仰承广告商鼻息。这正是报纸培育自己公信力和独立精神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抓不住，等启动资金告罄，报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候，就开始或批发或零售地挥霍公信力（其实它们并没有什么公信力），换来几张钞票，试图延迟树倒猢狲散的那一刻
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