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摩崖刻经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她在我国书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而邹县铁山《石颂》则在北朝摩崖刻经中更具有其特殊性。这是由于《石颂》是一篇关于刻经活动及刻经书法的颂文，或者也可以说是邹县那次空前绝后的摩崖刻经活动的介绍、总结、补充和继续。它不仅是一篇文字优美的文学作品，也是一篇艺术水平极高的书法作品，同时还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当然，她在向我们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疑问：《石颂》的作者是在何时书写此文的？又为何要写此文呢？其师宝翰多处，为何只刻颂于此？而且连刻的位置都似乎是预留的……疑问产生思索，那么，我们就先来探索一下——

一、《石颂》的写作背景、缘起

邹县的四山摩崖刻经中有安道壹题名的，一是尖山刻石，一是铁山刻石。葛山、岗山则无，且刻经时间也略晚，均在大象二年，而且字体较杂，有的接近安道壹的书风，有的殊异，这有可能是安之弟子或者其他僧人所为。

尖山刻石为四山中最早的，是在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经主是“汉大丞相京兆韦贤十九世孙韦子深”等。能请到安道壹这位“道鉴不二……书工尤最”的大法师来亲自书丹，自然很荣光，其影响也是不小的。这也必然使得地胄相当的“汉丞相之苗裔”做出适当反应。否则的话，佛只保佑韦家而不保佑匡家，那还了得？其实这里面的原因还有许多的，有政治的、经济的等等。

要超过对方这是攀比者的一般心理，匡家自然也不例外。从选址及刻经规模看，也确实超过韦家许多。韦家散刻于尖山，经文也不长。匡家选择了铁山之阳面积一千多平方米的大石坪，又能够“前观邾峄峨峨……却瞻岱巚巍巍……左顾昌岩，右临传（马刃，即驲之异体，电脑字库无此字）……”。同样，匡家也请到了安大法师署经，且经文字数数倍于韦家。书经是在“皇周大象元年”（579），距韦家刻经已过了四年有余。这又有些什么原因呢？是否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呢？

公元574年，北周武帝“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庙塔之下”，断然下诏禁止佛道二教。577年，北周武帝灭掉北齐统一北方之后，又继续推行禁佛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直到578年其卒于军中。579年初，宣帝死后，年仅八岁的静帝即位，由杨坚辅政，年号大象。而杨坚则是兴佛的，当他在581年迫使静帝禅位后，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使佛教得以迅速恢复。由此可推断，这次刻经活动是受了社会变动的影响，大象年间禁佛之事已松弛或渐止了，因而匡家才得以开始刻经。

经是刻了，可还有许多问题尚未交待，特别是集资刻经的关键人物匡哲也还未出场，这就奇怪了。山上空着的大片地方也显然不可能是用来写《石颂》的。作为一个“古德命世英才”（杨守敬语），一个修行有素功德孔深的大法师也断不会这样做的。另外，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大的工程，短时间内也难完成，尚有些别的内容。至于是什么，及安道壹为何未能最终完成，就难以知晓了。或许是安道壹此时年事已高，因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憾，也未可知。

事情当然不能这样不了了之，于是有安道壹的徒弟“敢缉遗训，式彰余烈”，深情铸文，浓墨书丹，“写”下了这篇《石颂》。他不但介绍了刻经的详细情况，使刻经活动得以圆满结束；同时，也借机歌颂了尊师的德行与书法，使得安道壹之名也能“讬以高山，永留不绝”了。

总之，我认为《石颂》是一篇起着补救性质的文章，而不是着意“寻师宝翰”之后的即兴之作。

这位弟子的情况，我们也无从知道了。但从他对安道壹的深刻了解和高度评价，从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对尊师的深厚感情，从他的字体与安道壹之书比较接近等诸多方面看，可以猜想他一定是跟从安道壹时间较长的入室弟子。因而他就有可能参与了这次刻经活动，故能熟知这次活动的许多情况。由此而进一步分析，《石颂》的书写时间与刻经时间也是不会相隔太久的。

“名师出高徒”，通过《石颂》的“文”与“书”，可知安道壹的这位弟子才华不凡。其知识之广泛，令人叹服。别不多谈，兹就文中几则与书法有关的议论试作浅析，以探索——

二．《石颂》所透露的书学思想

《石颂》作者在介绍了经文及图饰刻凿情况后写道：“纵使□□玉谍，□观金简；周穆记功，秦皇勤绩。□胜□，譬彼蔑如也！”何等气势，真有天下无敌之概！这是从宏观上对刻经规模的评价，但也含有许多别的意思。

据史书载，刻石记功最早的是周穆王的弇山刻石，刻得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秦始皇，共六处七石，其第一石便立在铁山之南的峄山。此处用典，既有用周穆秦皇弗如来反衬刻经规模之大之好。另外还反映出刻经者要超越古代名帝的心理。这实际上也是佛教中的蔑视王权，唯佛独尊等思想的曲折反映。这种思想也会反映到书法创作中。可以说，安道壹及其弟子就是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书写了空前绝后的榜书之冠。所以，在一千多年之后，康有为也能从经石峪刻经中品味出“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的气度。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和心态，《石颂》才这样评价和赞美安道壹的书法，“清跨羲诞，妙越英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须知，王羲之、韦诞、张伯英、钟繇四人，书名之大，非圣即绝，人人皆知。而《石颂》却作如此说，似乎难免徒弟吹捧师傅之嫌。那么，该怎样认识和理解呢？

应当看到，这不仅是写作上的技巧，也不仅是因尊崇师傅而产生的偏爱心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前面所提到的唯佛至上、佛门高贵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可能转换成强烈的超越意识，并体现在艺术创作和评价之中。

佛教思想的影响不限于此，注重内在的气质和神韵，寻求真空妙有、似有若无的境界就由修行境界转入艺术境界之中了。那么，赞美安道壹修行境界的“能卷能舒，寂来寂往”，与赞美其书法的“如龙蟠雾，似凤腾霄”在其实质上又有多少差异呢？这不应该算是巧合吧？看来佛教思想的渗透，也是造成摩崖刻经艺术特殊性的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再具体地看看安道壹的书法到底如何。前人有“隶字书丹于石最难”（阮元语）及“惟榜书极难”（康有为语）的说法。那么，隶字榜书岂不难上加难了吗？而安道壹能够在隶书式微、楷书大兴之时，突破隶书僵化风格，化入篆势楷意，直接秦汉，自成一格，书成“榜书之冠”，诚为不易。可见其学养功力之深，特别是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若有道之士”的风采，“深穆简静”的仪态，“自然高绝”的气质，也确实是羲、诞、英、繇所难以企及的。这也是由于不同的文化熏陶所致。就此而言，称安道壹跨越羲、诞、英、繇也可，只不过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其书名被湮没罢了。话又说回来，羲、诞、英、繇也各有专擅，安道壹也是弗如的吧？书法艺术就根本没有过全能冠军的。

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话很有道理。然而，人又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就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故应增之曰：如其时。“时”是通过人反映的，人也是受“时”的制约的。这就是人与时的特殊关系。研究古代书法史亦应从这两方面做深入研究，同时也应考察历史、书史纵方向的发展脉络，以便做出较正确的评价，现在就试着分析一下——

三、《石颂》的书法特点、成因及启示

《石颂》的书写年代是在北周末年至隋初，其时正处在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后期阶段，魏碑体已经不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工整精秀一路的楷书，入隋后的《龙藏寺碑》乃“六朝集成之碑”（康有为语），由此可知其时楷书概况。

然而，这期间的隶书碑刻也不少，特别是摩崖刻经异军突起，一批僧人走出山门，运道心，舒禅机，大书特书，书写的却是具有独特风格的隶书，且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局面，实在令人惊叹，发人深思。

《石颂》所使用的隶书，带有明显的写经体特征。如侧锋起笔，横折笔画“乛”采用一笔圆转而成，而不是方折;月、日、目等一类字，中间短横写得很短，且紧贴左侧，等等。这都是写经体由省时抄得快之因而形成的特点。如西晋时的“放光般若经”就已具有这些特点了，这也就是写经体所不同于碑碣的地方。但摩崖毕竟不同于抄经，因而使风貌等会有一些变异。（关于这点，后面还要提及。）

通过《石颂》书法与安道壹书法风格相似这一点所反映出的不仅是师承问题，还反映出种书体的传习、使用范围是在寺庙之中。

在晚唐以前的书籍都是手抄本，识字学书恐怕许多是老师的手抄本，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也就形成了在小范围内使用同一种风格书体的情况。流行于寺庙等处的抄经体，也是属于这种情况。应该说，是书法史上的特殊现象。随着书体的进一步演变，唐楷的兴盛，书帖的广泛传播等，这种现象就消失了。这条一度从书法之河分出的支流又与主流汇合了。

佛门并非世外桃源，书法也毫无例外地要受到时风的影响，因而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石颂》的书法吸收了楷书的一些特点，形成了这种以隶书为主、隶中含有楷意的特殊风格的书体。至于说其中所带的浓厚篆势，一部分还是写经体的特点，写经体的直画与圆转笔画，其实就是篆书特点；其次，写经体本来与篆书的亲缘关系比楷隶要近，带有篆书笔势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若将《石颂》的书法与安道壹所书相比较，则可见篆势更少，楷意尤多，且在安书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也是抄经体的特征之一——竖向笔画起笔处的露锋也不多见了。这说明《石颂》的作者在吸收楷书特点改造抄经体方面比其师又进步了，这也是天下大势。

《石颂》中的字，有的吸收了楷书的结体，有的则掺进了楷书的用笔特点，例如：“妙越英繇”之“妙”字，其结体、用笔、点画之形质，皆如楷书。这是比较典型的字，对照其上下字皆是隶书，便会感到不协调了。再如，“蔑如也”之“也”字，中宫紧凑，四面舒展，也是楷法，但用笔笔画又基本上是隶法，其末笔也与欧阳询书相似。（这并非要说明二者有何联系，而是约略可见字体演变之消息。）此外，从整体看，隶书的波画极少使用，有的捺写成楷形，特别是一些短撇笔画，都基本采用了楷书的形质和用笔等特点。

总之，这种或楷或隶，隶中有楷意的现象很耐人寻味，这正反映出文字演变的实际情况。变，是历史的总趋势和推动力，每个书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变，因而就出现了这种不随时俗而又受时俗影响的情况，这就是时代的制约。

寻求美，发现美，吸收美，创造美，这是人所共有的，也是求变的根源。《石颂》的作者有意识地吸收楷书的一些优点，也是如此。不过，他选择的逆向改造是比较困难的，这情况类似于汉时用隶书对篆书的改造。但他只能如此，因其不能丢弃抄经体。所以有的比较成功，有的则不成功，或不协调，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总的看，《石颂》的实践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作者的创新意识更应肯定。

由此而及于摩崖及书体的演变，可以感觉到一种书体、一种风格的产生和形成，绝非易事，而是由无数人的渐变积累而成的。一幅作品的产生，是受着传统和时风的影响；同时，在产生后也会影响着时风，并融进传统，书法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影响和融合中前进的。

《石颂》的书法在风格方面有些什么特点呢？从整体上看，也不像安书那样规整了，字忽大忽小，随意随势，毫无约束，结体上则带有《张迁碑》的一些特点，大疏大密，大巧大拙，似乎漫不经心，可也并不放任自流。有些左右结构的字，如：“师”、“讬”等，多取左大右小结构，似乎丑拙，若仔细观察，倒很耐看，且“师”字上齐，“讬”字下平，舍此则不佳；这正说明其费了心机。总的看，气势神韵不及其师，但活泼稚拙则胜之。

书如其人，既知其书，其人若何？那简远、平淡、萧散的气质是出自玄儒精神，还是心静神清的禅境？那古朴天真、无拘无束的神态不正辐射着强烈的生命意识？我们是否也可能感觉到其睹师宝翰怀师恩德的殷殷情思，以及缉遗训、彰余烈的抱负、襟怀？或许还有蔑周穆秦皇、跨羲诞英繇的自信，当仁不让的得意？以及刻经圆满、事佛业就的惬意？……我们可以体味出多种复杂的心理感受，超脱、寂来寂往、脱俗去尘……

事实上，心理的深层结构要复杂得多，也不尽是那么轻松愉快，“在皇周大象元年”的“在”字之后空一格，便是证明，即便成了“佛”，也还是逃不脱尘俗礼仪的束缚，也还是在王权的控制之下，这就是现实的而又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也必然会投射到心灵深处，或许成为潜意识的一部分。信仰的高贵与臣民的自卑同在，这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或许会无意识地流露出来，因而尽管是潇洒，却还是有点不自在……

这些因素也许难以把握，但有些因素却又是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作品的风貌。其一是书丹的条件环境变异形成的影响，康有为说过榜书有五难，其实也就是说书写习惯的突然改变而难精到。摩崖书字径大，篇幅大，无法从整体效果上把握。《石颂》的作者也未必有较多的书写实践。诸多因素，不仅会影响到书写习惯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书写时的心理状态。再者，摩崖书也不像庙堂一类碑刻那样庄严、神圣、讲求法度，且处此荒郊野外，眼观青山，耳听鸣泉，心境忽清，禅意顿生，运笔挥毫，似无滞碍，故能活泼自如。正由于这些影响的存在，也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二是刻工的影响。摩崖大多书刻在花岗岩一类粗糙坚硬的石质上，工作环境也艰苦，实在不易。因此，很难做到一丝不苟，遂形成一些失真。

其三则是后来的自然之工了。摩崖在经过一千余年的自然风化和磨泐，风貌也会有所改变。搞过篆刻的人都知道，当刻好的印再磨去一层后，面貌会有或多或少的改变，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摩崖的风化方式与此不尽相同，但道理却是一致的。这也正如一个人在经历了几十年沧桑之后，外表及精神气质都会有很大改观。这就是岁月之功，其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也是不容忽视的。

总而言之，由于天工与刻工的影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书迹，与原迹是有区别的，除了间架结构基本未变，而点画、风神都会有所改变，这也是摩崖石刻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而，在研究时就要特别注意。至于说学书时要追求这种浑穆苍古的效果，则另当别论了。

最后，我们再把《石颂》放进书史的纵向中作一比较，也很有意味。它没有汉隶的整饬和气魄，但也没有唐隶的华丽和法度，以及自清以降隶书的做作和狂怪，其浑穆安详朴拙可爱确有胜人处。因而，无论是学习隶书，还是研究书法史，《石颂》都不愧是一份宝贵资料。

由《石颂》的特点，并考察其他摩崖的一些特点，我很惊异古人在书体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蓬勃旺盛的创造力，这期间的作品千姿百态，各具其妙，尽管稚拙，却生机勃勃，而又较少雷同，这都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其主要一点就是“用”，无拘无束地“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觉得怎样好看就怎样写，而“不知有汉”。及至后来字体成熟了，法度完备了，束缚也多了，再来“学着用”，就不行了，效颦者总不太自然。所以，由唐开始就渐失其势，于是便着力于意、态等等。

这也说明一个深刻的美学道理，即自然的永远胜于人为的，自然的境界乃是最高的美学境界。而且，也正是因了这“自然”，《石颂》及摩崖刻经才又被从深山之中“请”回人间。也正是时代审美观念的改变，才导致碑学的兴起。由于帖学的泛滥，使书风日坏，也使人们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于是人们从北朝摩崖之中找到了回归“自然”之路。而且直至今日，人们对《散氏盘》、魏碑摩崖等一些有着稚拙朴茂粗放不羁的书作十分推崇，这实在是有着很深刻的原因的。

可见，一副作品的美学内涵及其价值，并非当事人或当代人所能完全明了的，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美学的发展，新的科学认识方法的出现，才会逐渐被发现、被认识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不应再惘然了，而是要认真地追忆和整理。这也应该是我们认真考察、研究、保护好《石颂》及其他摩崖石刻的一个原因吧。

四．结束语

回顾《石颂》等摩崖石刻的遭遇，不能不产生“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这样的疑问和感慨！尽管乾隆末年已被重新发现，可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丛迟开的花朵有的还遭到了破坏，实在令人痛心！由于资料整理及研究工作的欠缺，许多书法史著作都不曾提及这批摩崖，偶有提及，也语焉不详，只是辗转传抄式的介绍，也无书迹。

直到1986年，才由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对铁山《石颂》作了详细考察，发现了许多以前未发现的新情况，并在《书法》杂志上发表了王思礼等同志的一组研究介绍文章，以及《石颂》的拓片，这对于纠正史籍之失，为更好地研究摩崖书法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实在是开了个好头。我们应该整理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负古人，不负子孙后代。

《石颂》及摩崖刻经是宝贵的文史资料，它可以向我们提供政治的、哲学的、佛教的、文学的、书法的、文字学的……众多方面的研究资料，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谨谈点粗浅体会，以就教于方家。

                                19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