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战国时期，楚人在继承了商周文字与书写方式的基础上，发展成熟其特殊的书写方式和技艺，又进而影响到文字结构，最终形成楚简书颇为怪异的文字特征与书写特征。秦的统一，终止了楚简书的进程，直接进入了书写秦简书文字的局面，由此融合楚、秦书写方式并很快成为一体，楚人又以其书写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即审美意识、出新精神和高超的书写技艺去影响和引领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 楚简  特征  成因  走向

近六十年来，出土了大量的战国时期楚国的简帛文字资料，使我们能够目睹两千多年前的“墨宝”，人们在惊异于楚简帛书有些诡异的文字和书写特征时，也发现这些特征没有进入传统的书法史中并流传下来，因而更困惑于这些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保持了数百年的时间却在秦统一后很快消失了，等等。因此，本文便对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为更清楚说明问题，故将楚简书与秦简书作比较研究，这是因为至今只有楚、秦出土的战国简帛较多，而更重要的是楚、秦文字各为战国时期两种文字系统的代表，且此后又是由秦系文字统一了中国的文字。

书写是文字造型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造成汉字演变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尤其是较之契刻少有美术化倾向，能更真实地反映汉字的演变状况，故而且，楚简书文字与楚文字在概念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一、特征及成因

楚简帛的墨书文字（以下简称楚简书）有些什么特征呢？现从文字特征和书写特征两个方面做简单概述。楚简书的文字特征，虽说是基本上继承于商周文字，但其杜撰、乱改的字也很多，故较难识读，且已形成与别国不同的独立的文字体系。楚简书的书写特征，亦同样延续着自商代以来的书写技巧和特征并有所发展，在用笔上有起笔重收笔轻的特点（即古人所谓的蝌蚪文），笔画较圆转，线条优美多姿，字形多呈扁形且向左倾斜，极富动感，整体风格相近而略有差异，书写水平普遍较高。总之，楚简书的文字和书写特征均承袭于商周，但在使用中更为成熟，因而形成其独特之处。

为了能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楚简书在继承商周文字的状况，特选择了一些从甲骨文到汉简有比较完整演变轨迹的字例（见图表1），同时也选择了秦简书字例以作比较。由于楚、秦简书均为战国时期的，时间相近或相去不远，大致可以比较。尽管所选数量不多（但要全面也很不容易），仍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些字例显示，无论是文字结构，还是形体特征，楚简书都要比秦简书更接近于甲骨文或金文。而秦简书则已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书写时因易圆为方，并进而造成了文字结构的改变。

既然楚简书的文字与书写均源于商周，可为什么却与其他诸国有较大的差异呢？一个原因是，其他诸国都在发生着变化，唯独楚国在其书写特征上变化不大（至少是在整个战国时期，当然，这是指其总体的、普遍的特征，并且是与其他诸国相比较而言。实际上，楚简书在不同的时间段和地域也是有差异的），甚至某些特征还得到了强化，所以才显得突出了。像春秋末期晋国的《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与楚简书相近，但到战国时分为赵、魏、韩时，各国就分别发生了变化。战国中期的中山国的玉器上的墨书文字，与晋盟书相近，而与此时的楚简书就有一定的差异。还有，战国中期的秦国的《青川木牍》，与同时期的楚国的《仰天湖楚简》等诸简，差别就更大了。再深层原因，就应是其书写方式和技巧的高度成熟和固定，同时也固定了书写风格，甚至文字结构（后文还会谈及）。所以说，楚简书在数百年间保持着基本特征，的确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种情况，只说明楚简书能够部分和较真实地遵循和保持前代文字特征。当然，这也可以认为是楚简书较为保守的例证。但并不能就此断定是楚简书更多地保留商周文字特征。因为，文字的实际应用情况远比我们的所见所想要复杂得多。另外，其它的一些字，尤其是没有前代文字为依据的新造字，楚简书就写得很怪异了。楚简书的确充满了矛盾，像这种既很保守老实，又很浪漫随意的情形，即其矛盾之一。

同样，那种认为秦文字较东方各国更多地保留了周代文字特征的观点，也有欠严密。因为周代的文字也是有变化的，也有不同的写法。而各国在继承时所选择的不同，也会导致文字的不同。同时，楚、秦在文字使用中各有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变化和保留。所以，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现在还很难下结论。

对一些楚简书比秦简书更接近于商周文字的问题，从文字角度来看，这些字出现比较早，使用时间很久，字形也比较稳定。而从书写角度来看，楚、秦在书写方面的根本不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文字的书写特征，是由工具（笔、墨）、载体（龟甲、简、纸）、文字、书写（包括书者、书写技巧等）等几方面来共同形成的。这些方面，都对书写特征有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汉字演变的早期，影响尤巨，更不能忽视。对楚、秦两国之异同，可作具体地比较：载体基本为竹木简，差别不大；文字有较大差别；毛笔肯定不同，这从书迹可推见之，楚笔锋锐，秦笔锋钝；书写方面，问题更多，关系更大，如执笔方式、运笔技巧及艺术水平、风格、习惯等，两国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不能尽述。总之，最终是由这许多方面的差异共同形成了楚、秦简书的差异。对这些方面如果不考虑到，恐怕有许多问题就弄不清说不明。下面重点谈谈书写方面的问题。

由书迹分析，楚简书的执笔、运笔等，都与秦简书不一样，其运笔的特点是，轻入轻出，中间稍重，而且入、出笔的方向与运笔的方向大约呈垂直状态，有类于后世的竖画横起、横画竖起之意，但不同的是收笔时不是停住或趯出，而是圆转带回，这样，既能显出笔锋，又能圆润灵动。再者，以我个人的分析，总觉着楚简书的运笔过程中还有转笔、捻笔的动作，这样可使笔画更圆润流畅。当时所书写的标准文字是篆书，而篆书原本就以弧形笔画居多，所以，楚简书这样的笔法，可能是最适合于表现这种文字形体特征的了。同时，这样写出的笔画线条形质多变，飘逸秀美，有独特美感。但秦简书的运笔就完全不同了，几乎是直来直去，故笔画线条平实而少变化，这样的运笔很难圆转，不适宜表现带圆弧的文字形体特征，于是，只能进行分解，用数笔来完成，这无意中就改变了字形。归结起来，楚简书崇尚和追求审美，而秦简书则崇尚和注重实用，二者如此根本不同。

追求书写便捷，是每个书写者的希望和追求，无论是楚、秦，还是古、今，都一样。而这，对文字影响极大。不同的想法和做法，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或是通过改变文字，或是通过改变书写，这两种改变最终所形成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楚是以改变文字结构为主，尽量保持形体，而是用更圆转的弧形笔画来减少笔画数量以提高书写速度，如月、不、木一类字。

秦则相反，尽量不改变用笔，而改变形体，是将弧形笔画或斜的笔画写成平直的笔画，这样就可以将圆形的或半圆形的部件写成方形的，如日、月一类字。

这从图表1所选例字中，能清楚看到两国的差异。

“月”字，楚简书可用三笔，秦简书须用四笔；

“不”字，楚简书用四笔（有加饰笔画的另当别论），秦简书用五或六笔；

“木”字，楚简书用三笔，秦简书用五笔。

其中“月”字的写法更有典型的比较意义。楚简字形倾斜如甲骨、金文，秦简则直立起来，几乎是横平竖直。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结构的字，如蜀、環（环）、得等字中的方框部件，也是楚简倾斜，秦简直立。这一点是楚、秦简书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不同的处理方式必然导致两国文字发展的不同走向。不过，原因倒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适应文字的形体特征。

还有，“攵”部首的字，楚简书为“攵”形，要用四笔写成，但无转折，写起来比较顺手，书写速度也不慢。而且，这种写法，在甲骨、金文中更多见。秦简书为“攴”形，可以用三笔写成，但其中一笔有两个转折。

当然，楚简书有时也改变文字结构，一种较常见的情形是增加饰笔，如不、正、天等字，在字上面多写一笔短横，还有些字像“石”字，能增加一到三笔横画，这样做并无实质性意义，实乃无用之功；再一种情形是将一些外形相似而内部结构不同的部件写成一样的，甚至是在字的中间而非独立的部分也如此处理，如目、酉、重、童等字（见图4），其方框部分均写成倾斜的“目”字，这也许是为了加快书写，或者是为了统一美观。但从书写的实际来看，等于是将字分割成了几部分来书写，那就未必能提高书写的速度。而且，还能带来识读上的困难等问题。如果说减省笔画或改变笔顺等书写习惯，是为了节省书写时间，那么，无端地增加笔画和部件及改变文字结构的情况，犹如画蛇添足，不太好理解。这也许是楚人好于增饰的习性所致吧。因此，一边为求便捷而简化，一边又增饰笔画而繁化，是楚简书的又一矛盾之处。

与此相反的是，秦简书则比较一致，按照规矩，老老实实，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在这个字中这样写，在另一个字中也差不多，绝没有类似楚简书的那种随意性变化。

通过比较分析秦、楚简书书写特点，可以看出其根本性的截然相反的差异：楚简书重审美，重用笔，重形体，为追求文字造型的美感和线条的形式、质感而不惜改变某些部件的形状，文字结构随意多变；秦简书重实用，重文字结构，轻用笔，轻形体，以改变形体来适应书写习惯，文字结构比较稳定统一。于此可见，楚简书之长集于书写，故宜于引领书写艺术的发展；秦简书之长集于文字，宜于引领文字结构的发展。这些只是在技术层面上的分析，是表面的现象，但是，却是由两国深层次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可对楚简书特征的形成做一小结:楚人在继承商周文字的同时，也继承了与之相适应的书写艺术。但是，在文字的使用中，楚人一方面能遵循商周的文字结构，并努力用其书写艺术去更好地表现之；另一方面却在书写艺术上发挥楚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并不断强化而成熟之，因而形成楚简书的书写特征和文字特征。也可以说，楚简书特征是在其文字和书写的互相适应和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形成和成熟的。

二

公元前221年，楚亡两年后，秦统一了中国。秦帝国除了重视和强化政治制度方面的统一之外，也十分重视和强化文化方面的统一。同理，山东诸国除了在政治方面的反抗外，也在文化方面进行顽强的反抗。其中，楚国反抗尤烈，楚南公所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终成现实。在前209年，楚人揭竿而起，灭秦后建立了以楚人为主体的新统治集团。按理说，秦统治时间并不长，而楚文化的力量原本又非常强大，故秦文化的统一未必能很快地取得成效，且汉初的楚人统治者又做了一些恢复楚文化的事情，所以在文字方面应有所表现。然事实上却未见有何变化，却仍是以秦文字为标准文字，而且，几乎找不到楚简书的踪影了。这的确令人费解。因为，文化毕竟不同于政体，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时间去融合或整合的。这也可能是我们目前所发现的文字资料还不能形成完整的链条，以解决我们的困惑。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还须从现有的西汉早期简帛书中去寻找楚简书的踪迹，并发现历史的真实。

在楚国故地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简帛书，多为西汉初年所书，有个别的可能是秦统一全国之前所书。因此，应该是最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的资料了。故以马王堆简帛书为主，并参考其他汉简，做些分析探讨。

《篆书阴阳五行》（已有研究者指出其与楚简书有近似之处），应该是所见楚简书特征保留和表现最多的一件作品了。这主要是表现出楚简书的书写特征，而文字又基本是秦简书的标准写法，其中许多字如“不”、“以”等，以及有些偏旁部首则几乎与秦简书一样。像这种整篇作品基本以楚简书书写特征来书写秦简书标准字形的，是第一种情形。这有可能是学写秦简书时间不长的楚人所写，所以楚简书的书写特征很显著。

《老子甲篇》、《纵横家书》中的“高”字（见图表1第14字），准确地说，应该是被改造了的秦简书字形。这大约是楚人书家由于好增饰的习惯而增加了笔画，并且还略改了字形。稍后，其他地区的汉简也出现同样的写法。这种随意改变字形的，是第二种情形。这种情形的结果，是后来又被改回去了。

《老子甲篇》的“军”字（见图2），写法与睡虎地秦简相同，而《纵横家书》的“军”字则与《包山楚简》的一种写法相同。包山楚简的写法来源于金文，《睡虎地秦简》是选择了较简的一种，并将外框简化成“幂”字头。又如，在《春秋事语》、《老子甲本》和《纵横家书》中的一些“其”字，也是写了楚简的字形（很像“六”字）。这种在用秦简书的书写特征来书写时，偶尔写出楚简书的字形，是第三种情形。这种情形的最终结果，大约还是被秦统一了。不过，这已非秦之力量，而应是文字自身发展规律的选择。楚简“军”字，书写不便，字形也不易协调统一。楚简“其”字，易与“六”相混。故此二字被调整，是理所当然的。

与上种情形相似的，是“也”字的演变。也、它、巳三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来源于蛇的象形，以后随着使用逐渐有了区别。楚简书中，战国早期的《信阳楚简》有一种是接近于甲骨文“巳”的字形，另一种是有所变化的字形（见图1）。在以后的楚简书中也一直并存着这两种写法。《睡虎地秦简》与其中一种写法一致，马王堆简帛的写法与秦简书相同。这本来不成问题，但江陵张家山汉简的“也”字却写出了楚简书的特征，即横画收笔时带出了下弯弧。这种写法在稍后的山东银雀山汉简、西北居延汉简中也出现了。再后来又演变成隶书、楷书的标准字形了。这应该是不多见的楚简书书写特征的遗留。这种由楚简书书写特征的出现而导致文字结构发生变化的，是第四种情形

上文提及的“攵”部首的字（见图3），马王堆简帛书中所有此部首，写法全部同于秦简书，但到东汉时期的碑刻中又基本改成楚简书的写法了，如《礼器碑》中的“败”字，《曹全碑》中的“收”字等。以后的楷书也是沿袭了这种写法。楚简书的写法成为了标准的、占主流的写法，而秦简书的写法则成为了次要的、非标准的写法了。这种以楚简书写法淘汰秦简书写法的情形，就是第五种了。这种情形，与第三种情形相似，也许主要是后人出于书写的美观和便捷的考虑而做出的选择，未必为秦、楚之文字整合的原因。

至于马王堆简书《遣册》，虽有起笔重收笔轻的笔画，横画也向右上翘，但笔画平直而不圆转了，字形狭长，其书写特征非常特出，不似楚简书，且与马王堆其他书迹也不同。这应当是第六种情形，即其书写特征既不同于秦简书，也不同于楚简书，可谓独成一体。由《遣册》的性质看，其书写当晚于帛书，而就在这一段时间里，书写特征就有变化了，似能反映出某种信息。

由以上对秦、楚文字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况及其特点和性质的分析，可以得到两点认识：

其一，秦简书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标准文字（包括其文字和书写特征），也已经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和使用。在西汉初年的楚国故地如此，在其他地区也如此。而楚简书基本退出日常使用，只有极少量的文字和书写特征流露出来，因此可断定其书者为楚人（已有研究者指出），然而，不止如此，更重要的是，还可说明这些楚国的书者已经被从根本上改造过了。他们已经通过某种途径和方式学习了秦简书的标准写法，而且不管有什么原因，其所残留的楚简书特征都很有限。究其原因，当是由于秦、楚的文字与书写方式有根本性差异，而原有的书写习惯，如一些字的习惯写法和运笔的生理性习惯很难改变，就不自觉地带出来了，未必是有意识的。这清楚地显示出秦“书同文字”所达到程度和状态，因此，毋庸置疑，书同文字已成事实。这也是历史的真实。

其二，楚简书能有所表现和影响的，只有其书写特征，虽然很有限，但却既影响到字形的变化，也影响书写的风格特征。在马王堆帛书中，尽管多数有秦简书特征，但是，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或不易觉察的改变，如讲究用笔和结体，以及形式美感等。而马王堆竹简中的《遣册》、《合阴阳》、《杂禁方》等，不仅风格各异，同时还与帛书大异其趣。这说明，楚地书者在适应和习惯了秦简书文字后，就开始显露和发挥他们在书写艺术方面的传统优势了。再稍晚的汉简，书写风格更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且书写水平也普遍提高，已与秦简时代大不相同了。这不仅显示出楚人的适应能力和变化能力都是很强的，也标志着秦、楚两种文字和文化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开始逐渐呈现出不分彼此无论秦楚的大汉气象。

如从文字性质看，也是非常特殊的，它既是文化载体，还是统治工具，故备受统治者重视。无论是谁统一了中国，也都需要文字的统一。汉初的统治者也不会轻易破坏已经形成的文字统一局面，也要稳定和保持文字应用的现状，故汉字能继续沿着秦书同文的方向走下去，而未出现变化，也就未出现楚文字复出的现象。由秦文字同一文字，既是大势所趋，又已成定局。而楚文字的被取代，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但“书同文”的实质最主要是同一文字的文字结构，至于在书写方面所包含的技巧等技术层面的内容，以及审美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则是不可能同一的。因此，楚简书被“同一”掉的，只是其文字和部分书写特征。当文字基本稳定之后，楚人的聪明才智正可以在书写方面尽情地发挥。所以说，楚简书是以形成其特征的书写文化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即审美意识、求变精神和书写技巧去影响和引领汉字的演变和书法艺术的发展的。这就是楚简书书写特征的走向和最终的归宿。

楚简书的形体特征是消隐了，不过，还时常有人记起，并寻机表现了出来，像《袁安碑》、《袁敞碑》①，《三体石经》，以及三国《吴天发神谶碑》，也能或多或少地再现了楚简书的遗意。

注 释

① 1993年，我草成《谈袁安袁敞碑篆书的一个特征》一文（后载于2002年3月13日《书法导报》），对二碑中有的横画先竖下笔再横写至收笔时下弯出锋的写法进行分析，认为是来源于楚简书的书写特征，而其在楚亡三百余年后突然出现，应是文化整合和文字演变中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现象。

主要参考书目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蔡靖泉《楚文化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张传旭《楚文字形体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秋子《中国上古书法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

张守中撰集《包山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张守中等撰集《郭店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郭若愚编著《战国楚简文字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合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版。

《中国书法》、《书法丛刊》、《书法》。

作者附记：本文入选“全国楚简帛书法艺术研讨会”（2009年8月，武汉），并收入《全国楚简帛书法艺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省书画研究会 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 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