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博物馆之补五十一——《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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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博物馆之补五十一
——《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的翻译
此生正式学过两门外语:中学和大学学的是俄语,研究生作为“第二外语”学的是日语。另外,旅居加拿大时,非正式地学了一点英语。算起来,花时间最多的俄语,曾经在1964年的反修班里派了一点没有用处的“用处”,为我们的“反修论文”提供了一点俄文的资料,后来即慢慢忘却,连自己做的卡片也不认识了。1999年去俄罗斯访问,更是开不了口。大概唯一的“成果”是帮我在研究生考试中加了分。
研究生时期学的日语,由仰文渊老师授课,因为“社教”和“文革”的关系,实际上只上了不到一年的课。但是,由于我在业余跟着广播台自学,倒也有一点“成绩”,那就是在学林社工作期间,曾经利用业余时间与人合作翻译了一本《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我翻译约5万字),独自翻译了一本《幼儿教育思想》(约10万字)和一些单篇文章。现在说起来连自己也不相信,当时居然敢接受这样的任务!
除了“佩服”自己的大胆,其实主要是受了我在华东师大读书时
徐震谔先生的影响。他曾经给我们介绍经验说,学外语只要先学一些基本语法,然后找一本书来翻译,书翻完,外语也就学好了(大意)。我虽不敢说用这种办法“学好”了一门外语,但我相信这未尝不是一条学外语之路,甚至觉得这样带着“翻译任务”学外语,等于是一种“带薪学习”,比单纯为学而学还要有效些。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当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陆凤章陪复旦的赵建民老师来谈《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自费出版时,赵老师提议由他和我及一位日本留学生井上聪合作翻译此书时,我同意参与一试。
此书1988年5月定下,随即大家分头动手,我花了约半年的业余时间,完成了初稿,交赵老师校订,然后再修改,到次年3月定稿付排。5月出样,3人又互相对着日文交换校订一遍,才付印,于10月出书。作者吉野裕子大概也比较满意,曾写信给我表示感谢,并且赠送了她的另外一本著作《大嘗祭》。
此书出版时,精通日文的朋友彭恩华已经去了美国,他在1994年
由于有了这份“自信”,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经达凯兄牵线,我又独立为台湾的“五南”出版社翻译了一本蔡秋桃、下山田裕彦的《幼儿教育思想》。此书是我不熟悉的幼儿教育,并且贯穿了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2千多年!难度不小,许许多多的生词,全靠翻词典,一个个地抠出来,有些长的句子,读上几遍还摸不着头脑。许多生词,翻过之后不久又忘了,有时甚至要查三四遍才能记住(毕竟当时我已过50了),我在每次试着将查过的生词用铅笔给打上钩,以示“见过面”了,但有的竟是“一回生,二回不熟”,甚至三回、四回对我还是爱理不理的,真是“兀的不气煞人也么哥”!
我硬着头皮,终于做下去了,终于做出来了!我把大部分译稿完成后,挑出其中我感到棘手的难点、疑点去请教译文社的日文翻译朋友沈洵澧,最后才定稿。我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还是较通顺的,虽谈不上“雅”,但“信”与“达”庶几近之吧。
有趣的是,此书交出译稿后,台湾的出版社即再无消息,既不补发稿费,也不寄送样书。直到几年后,我在网上看到他们的广告才知道书已经出版,但是无法联系他们。又过了许多年,我到了加拿大,曾托一位台湾邻居回台时帮我去该社讨一本样书。邻居朋友拿了我从网上下载的清清楚楚的材料去,却被告知:他们没有出过此书!真是滑稽得可以。他们变得如此无赖,不知道怎么居然能够在台湾混得下去?
不过,自己知道,日语水平确实不行,从此以后,除了应朋友要求,翻过一点小资料,再也不敢“试水”了。现在,更是早就与日语“沙扬娜拉”了。
附:告
附:再次告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