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抱着你，像白纸抱着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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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罗马，诗人、翻译家李笠和夫人维多利亚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西蒙（Simon）。
那段时间，已近不惑之年的李笠正好在读《忏悔录》——这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40岁那年写下的传世之作。“这个曾经的花花公子在40岁时悔悟，决定扔掉女人，去寻找上帝。
而我，本来一直走在一条逍遥自在的道路上，现在却陷入了作茧自缚的境地。”在罗马灿烂的阳光里，看着新生的儿子，李笠第一次郑重地反省自己的人生。“在他逃避人世寻找上帝之时，我正相反，我走入世俗，只能在世俗生活中寻找上帝。”
此前，作为诗人的李笠，他喜欢自由，喜欢空间。而如今作为父亲，他则需要付出全部的父爱给孩子。
这条“世俗”的道路李笠一直走到今天。今年，他的儿子西蒙将满12岁，女儿维拉（Vera）也快7岁了。
“这是我的两个天使。”6月9日，记者见到李笠时，他带着慈父的笑容向记者介绍。当天，李笠的个人摄影展“西蒙与维拉”在深圳开幕。从两个孩子出生起，李笠一直用相机记录着他们的成长。这些照片汇成了他12年父亲生涯的结晶。
在这之前，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李笠早已为人熟知。尤其是去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在国内被广为传诵。
但这却是李笠第一次以一位父亲和摄影师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半年前，他听了几个朋友的建议，觉得“孩子在长大，应该为他们留下一些东西”。而回望自己，“从1岁到30岁，几乎没留下什么照片。”
于是，诗人、摄影家、父亲，这些多重角色在李笠身上开始碰撞——如果他不同时具备诗人、摄影师、父亲这三种身份，这本珍贵的书也就不可能存在——他既是带着诗情捕获瞬息的摄影家，也是把抚养孩子的日常点滴写进诗歌中的父亲。

用镜头记录天使的瞬间
摄影集的封面上，西蒙抱着吉他，湿漉漉的头发遮住了半边眼睛；维拉的手触碰钢琴，但眼神忧郁，回望着父亲。两个人皆浑身赤裸，像刚出浴的亚当和夏娃。
“有段时间，维拉特别喜欢全身赤裸，在屋子里奔来奔去。”李笠说。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而在欧洲人的观念里，那才是最原始，最自然的状态——纯净，简单，就像北欧的大自然。
翻开摄影集，你还能看到维拉赤裸着坐在海边的礁石上；赤裸着坐在一家中国旅馆的地板上，阳光照在她身上，而窗对面是一栋粗暴的水泥大楼⋯⋯李笠特别善于捕捉这些充满张力和戏剧性的画面。“那些突然定格的瞬息，都与我的精神有关，它们在我的潜意识里。”
西蒙与维拉，这对兄妹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个性却截然不同。西蒙更像母亲，长相与个性都像个典型的欧洲男孩；维拉则更像父亲，眼神忧郁而古老，透着东方的深邃和神秘；西蒙乐观，善良，温和而透明，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像大男孩般懂事，成熟；维拉则害羞，内向，脾气倔强，难免任性。
拍照时，西蒙像个小大人，表现得十分配合，还不忘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维拉则贪玩，一开始还觉得新鲜，但很快就没了耐心。事后，李笠告诉我，西蒙当时还用瑞典语一脸正经地对妹妹说，“你马上就要变成名人了，所以你要表现得好一点！”
尽管当兄妹发生争吵时，李笠总会先训斥西蒙，说他作为兄长，应该懂得谦让。
但毕竟，血浓于水——这一切，幼小的维拉都看在眼里。在她5岁的一天，当西蒙又一次遭到父亲严厉批评时，维拉悄悄地对父亲说：“爸爸，你不要对西蒙发火，你要对哥哥好一点。”李笠说，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瞬间，会因为孩子们说出来的一句话而感到心头一震。

漂在他乡
自出生以来，西蒙和维拉一直跟随父母在世界各地迁徙，罗马，瑞典，北京⋯⋯下一站是上海——因为今年秋天，维多利亚将在瑞典驻上海领事馆担任总领事。而再往后，“在亚洲待了六年，维多利亚应该还是想搬到欧洲，比如意大利。那里符合她的文化。”李笠说，“但最后还是希望能找到一处符合自己审美要求的地方定居。”
生在上海的李笠有常人不能体会的乡愁。自18岁离开上海，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瑞典语系后，他就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毕业后，他赴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瑞典现代文学，移居瑞典，然后成立家庭，四海为家。他曾写道，“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次小小的死亡”。但同时他也觉得，这一次次被迫开始新生活的经历能增加孩子们的阅历，让他们的心胸变得更开阔。
在北京的两年，兄妹俩就读国际学校，同时学习英文和中文。西蒙能说一口普通话，还带着北京腔。在美术馆，两个孩子像名人般被观众团团围住索要签名，他们也欣然接受，在一本本摄影集上用稚嫩的汉字签上“李西蒙”、“李维拉”。
去年夏天，两个孩子还跟随父母拜访了特朗斯特罗姆夫妇。两个孩子在花园里与老人对视的瞬间，李笠按下了快门——那时的特朗斯特罗姆因中风早已失去了交谈的能力，维拉的眼睛里流露出猜疑和不解，西蒙则更多表现出好奇。而坐在轮椅上的特朗斯特罗姆却仍然安祥。
身在瑞典，李笠不用为孩子们应该读什么儿童读物而操心。在那个儿童文学作家和童话故事遍地开花的国度，孩子们就像拥有取之不尽的宝藏。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写的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就是西蒙和维拉喜爱的启蒙读物。除此之外，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写的《长袜子皮皮》也是他们的最爱。
最令李笠感到自豪的是，西蒙从小就继承了他的浪漫诗情和灵性。据说，西蒙到目前为止已经写了许多瑞典语和英语的小诗。李笠还记得，有一年斯德哥尔摩下大雪，从他们居住的别墅区看出去，景色十分漂亮。年仅3岁的西蒙躲在屋里，看着窗外的世界，喃喃地对母亲说，“妈妈，外面下雪了/大雪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奶油蛋糕/我们住在奶油蛋糕里。”

“我是哭声的父亲”
对李笠来说，在异国他乡结婚生子，也是一个摸索怎样做父亲的过程。“欧洲人特别强调和孩子们在一块玩，和他们交流，互动。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在这方面不是强项。”李笠说。
“在我们童年记忆中，父亲总是早出晚归。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父亲形象。”而在瑞典，父亲们在沙滩上津津有味地陪孩子堆城堡，玩到小孩都累了他们还在继续，这都是很常见的事。
但他仍然很感激自己的父母，教他做事，教他为人。在母亲节那天，他特别写诗纪念去世的母亲：“当电脑启动生活，我又看见你手上的菜刀上下移动，像日月交错。咚——咚⋯⋯听诊器里的心悸，或推到山顶又滚落的石头/你不知道西绪弗是谁/你抹去脸上的汗珠/重新低头切菜/而我就这样长大成人/远离你，在你病危之际⋯⋯”李笠说，维拉深邃的眼睛常让他想起母亲。而他也会像母亲曾经教他的那样，去教导西蒙与维拉做人的原则与尊严。
直到自己做了父亲以后，李笠才真正体会到父母的不易。他坦白，诗人与父亲这两个身份经常“打架”。在瑞典社会，男女平等已渗透到每个人的细胞，男人带孩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整天做“保姆”却难免让他觉得“拔剑四顾心茫然”。
婴儿的哭声是李笠成为父亲面临的第一道坎。他曾多次把哭声写进诗歌，“我抱着你/像白纸抱着黑字/你教我聆听哭声”；“我紧搂着哭声。我是哭声的父亲。”他还记得，有一次大年三十，他给国内几个诗人打电话。“他们正在外面花天酒地，而我抱着刚哭完入睡的维拉。外面下着大雪，我已经五六天没出家门了，在家吃着隔夜饭。
一种‘凄然’的感觉油然而生。”然而，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世俗”，因为真正的艺术都是从世俗中产生的。“比如西蒙睡在我身上，臭烘烘的，但弄醒他他就会哭，而我很怕他的哭声，于是只好一动不动，让他压着，就像踩着个地雷。
这种身心体验，本身就是一首诗。”李笠说，“那段时间积累的既是作为父亲的经验，也是人生的经验”，因为“有了孩子还是很美的”。
在摄影集最后，李笠附上他为西蒙与维拉的诗《没有你们》。“没有你们/我也许会写出更多的诗/但一定缺少天使哭叫的分量/没有你们，我不会体悟到“好”这个汉字/也就是眼前：一个女孩/握着一个男孩的手从草坪上走过/草坪，男孩和女孩/地球因月亮和太阳而潮起潮落，而旋转不息。”
这一直是李笠自己最爱的诗歌之一。“我希望西蒙与维拉能得到爱，然后长大了，能带着同样的爱去爱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