熠熠闪光的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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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杂谈 |
跟现在的学生说二十年前的故事,真是丧心病狂。一方面它暴露了我的年龄——当然我并不在意,是呀,对学生们来说,二十年前你们还没影子呢;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感叹,从那旧时光的老故事里掘到了一些宝藏实属幸运。
那么,我便来跟你说说故事。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所普通中学念书,可能是中学一年级的一次期中考试过后。班主任在班会上对男生有一番数落,因为考试成绩排名前十的都是姑娘,没有一个男生。如果没有记错,我是男生中考得最好的那一个,排名在第16位。忘了交代那时候一个班级有不少学生,拢共60人。如你所知,中小学考试,甚至后来的高考,是一种智力竞赛——男生的智力开发和成熟晚于女生,对于背诵技巧与细心做题也不占优势,因此后来考上重点中学的多是女生。那时只道男生们读书太不用功,才被班主任批评“你们男生能不能有些出息”。
我是班委之一:宣传委员。说白了,我是出黑板报的,画得一手好画,粉笔字也不赖。那天放学之后我便跑到教室后面擦了黑板作了一件至今想来还挺“惊世骇俗”的事情。当第二天清晨,班主任和我的小伙伴们踏进教室之后,他们看见一期崭新的黑板报——没有任何绘画,只有大大的标题“男生的宣言”和一篇长篇大论。是的,我代表全体男生宣言了。其实我哪能代表别人——无非是心高气傲,要跟自己赌口气罢了。不就是考试嘛——下一回,我保证带领男生们考进班级前十。
班主任乐了,这傻小子人小志气倒不小,或者说口气倒不小,“这期黑板报你就留到学期末,看看到底有没有些促进作用。”语文老师也乐了,“奇哉!”这一黑板的文字是我一气呵成写完的,激情澎湃,远比当年作文要求的一般字数来得多。可以看见,我的几位老师都不是古板的人——在期末考试中男生们真的打了一场翻身仗。很多年过去了,身在美国的班主任应该还对这傻小子的许多往事历历在目,而每次她回国我们聚会,我都很热衷参与,像是某种约定——老师您再看看,作为男生,长大以后的我到底有没有些出息。
我挺幸运的,这样的老师在我的学生时代遇着不少。
高三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叫陈小英,是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于漪老师的弟子。她对我有些溺爱,有些“纵容”。每周一期的作文写在硬面抄上,常常是题目自拟,但我和别人不太一样。高兴时我就写篇小说交差,八千到一万字不等,远超800字高考作文的容量;有时候我毫无灵感,便在本子上写一行:“本周无甚灵感,下回再补。”陈老师看完直接在上面批个“优”字。我也知恩图报,隔周便一口气交上三篇稿来。我真是随意得很。陈老师也只是偶尔提醒我,你小子应试作文也得练习,不要荒废。
有一次,我写了篇很长的小说,探讨的是有关命运的话题。语文课上,陈老师便让我拿着本子上讲台念。
“真的吗?”我问。
她说是的。
“可这文章很长哦!”
“我知道。”她比我还淡定。
所以不淡定的是全班同学——我念完我的创作,一堂课便结束了。
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有多少机会遇见这些好老师。我想表达的,并非“我随便起来不是人”这样的主题,而是绕了一大圈子想说:好老师、好领导是你人生中的贵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你的宽容,现在看来——绝对是稀缺资源。
试想一下,假如班主任对我自作主张的黑板报大发雷霆,陈小英老师不允许我在高考前夕还天马行空的创作,那还能有现在的我吗?恐怕早已“心理扭曲”。
很多年后,我踏入职场,也深谙这样一种道理:有时候“多做多错”,按规矩和常理出牌更为妥当。但这样也就没有了所谓的创新。我始终以为——只要我还年轻,我就不怕犯错——而且你得给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足够多的“试错”机会。哪怕我知道写一篇文章会被枪毙,做某一件事“吃力并不讨好”,但只要我觉得它本身有意义、有价值,我仍会坚持。这也是有时候我并不讨人欢喜的原因罢——执念太重。
正如我的几位老师对我的“放任”那样——我也希望我能给我的学生这种“放任”,我并不惧怕为此担负责任。
因为无论是作为我的老师的学生,还是我的学生的老师,我都愿意作你们回忆里那个KIRAKIRA——熠熠闪光的神经病。
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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