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山大学的百篇作文
(2016-03-28 12: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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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现在很多孩子都是这样,高考前十几年刻苦努力,等进入大学后,就完全是一种放松状态。
黄:所以我要强化训练。150篇,我算过的,一年平均三天一篇是可以的。反正要求你不长,一篇1000字左右,中文系学生,一挥而就,倚马可待,应该这样的。何况三天才一篇,也不见得就不行吧,其实学生可以做到,做了四年啊,开始四年是150篇的。一直到1990年才改成100篇。
主持人:那在最初的时候,学生接受吗?
黄:那是真的要做很艰苦的工作,要说服同学们,学生们有些开始写还可以,越写就越不行。很累的,很累的。
但我告诉同学们,当你找不出东西写的时候,正是你进步的时候。你找不出东西写,你要去发现,要留心注意生活的一点一滴。然后从中挖掘一些题材,你就会练习观察世界、观察生活、观察社会。同学们开始不通,后来就通了,慢慢地达到100篇、150篇。果然这个笔头就过关了。我有个学生给我交作业的时候,那个封面写了3个字,挤牙膏,挤牙膏集。(哈哈哈)
主持人:挤牙膏集,挖空心思。
黄:挖空心思写出来。问题是挖了一段以后呢,脑袋真挖通了。他们以后的工作证明了这一点。
2.奇招 让学生做中学老师训练口才
解说词: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受过这样强化写作训练后走到了工作岗位,写作能力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黄天骥为了培养中文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出了一个让学生们叫苦连天的奇招。
黄:出于我对教师的理解。 主持人:对教师的理解?
黄:我非常崇敬中学老师。因为中学老师很辛苦,而且中学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因为在青少年时代,学生觉得老师讲的都是对的。大学可不一样。那么中学老师要怎么当,其实接触社会是一个很全面的训练。当时是八十年代,我知道同学们都没有到中学去教学的机会,但是我不告诉学生,我就硬是把同学们派到中学去实习。
主持人:学生们可能又有疑惑了,怎么大学学中文,让我们去当中学老师?
黄:对。八十年代大学生都希望当干部,不希望到中学。他们其实心里是害怕到中学去的。我说,如果你去中学当老师,起码每周都要讲五六节课,你的口才训练有就了。你要写教案,做教案要给中学里面的老师去改。那笔头就能得到锻炼。再一个你在中学教课的时候,你怎么管学生啊?你不是讲课的问题,你还要管那些高中的学生,那批调皮捣蛋的,东蹦西跳的,你怎么管他呀?你去管去吧,你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锻炼出来了。所以我就硬让他们去。
感悟: 当教师幸福有意思值得去当
3.主持人:我们经常会感叹生命如烟、岁月如歌,回过头看一看,会给自己的人生轨迹,下怎样一个界定,或者说有怎样一种人生感悟?
黄:我算是幸运的,在中山大学,酸甜苦辣都有过,在我身上甜是主要的。辣苦都有啊,都有啊。我们自己的学问呢,也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也比17岁的时候好一些,所以看通达一些,什么都没有。这一来我觉得当个教师是光荣的,是幸福的,有意思的,值得去当。
来自一个基础学科专业的毕业生为何能在一个经济发达城市里保持近20余年供不应求的状态,年年成为报考和就业的“热门”?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全国高校中首倡加强语文基本功训练、在大学一年级首行探索以“100篇作文”为代表强化写作训练的中文系,通过实践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基础学科专业的“冷门”观念。18年如一日强化学生“国学”基本功训练创造出的“中文系现象”很值得人们思考。
强化训练之门1986年,中文系作出了一个令全国高校同行都为之震惊的硬性规定——所有入学新生在一年级期间必须写150篇题材自由的作文。一年写100篇作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意味着一个学生在完成正常学业的同时,每三天就要写下一篇作文,一年至少要写下5万至6万字。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考虑到学生还要花时间学习电脑课程,150篇作文减少到了100篇,同时逐步形成一个贯穿大学四年的强化基本功系统——一年级100篇作文,二年级8篇读书报告,三年级写学年论文,四年级写毕业论文。要求“道潜心研究之所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完成100篇作文之后,每个学生都会写下自己的感受,从这些发自内心的感言中,我们看到了中文系老师们用心之良苦。“一百篇写作给予我的是一段心路历程,成长的脚步。一颗年轻的心开始去关注自己、关注文学、关注社会、关注价值……”96级本科生陈斯鹏现在已经是三年级博士生,早在1998年他读大三时,已经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学术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陈斯鹏深情地告诉记者,正是指导他百篇写作的已故的李新魁老师在入学之初就给他指点了学术之门。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已经病危的李新魁老师还坚持要和他面谈,并告诉他进了大学要“早定方向”。李老师看出他是“苗子”,把他引见给另一位老师陈伟武,从此在陈老师的指引下,陈斯鹏从百篇作文中一头钻进了学术研究中,最终创下了入学至今公开发表10多篇论文的奇迹。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陈斯鹏说,他一辈子都不会放弃对学术的研究。“我永远不会忘记指引我的第一位导师,也永远不会忘记百篇作文的训练给我一生带来的影响。”
文道合一育英才配合100篇的强化训练,中文系在近20年前就同时推出另一项在全国上下引起更大震动的创举——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在一、二年级,导师和学生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关系,每个学生都有固定的导师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个别辅导,三年级以后则由学生自己选导师。这项制度彻底改变了老师们的教学观念。“再忙,不能耽误作文批改,再累,不能拖下学生辅导。”这逐步成为中文系老师们的共识。
“枝繁叶茂的大树,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大学生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才华,个别辅导可以因材施教,发挥他们的个性。”中文系99级学生田伟,高中时曾经在全国书法大赛中拿过大奖,系里就专门指派了懂书法的导师来指导他,师生双方都在相互切磋中得到提高。96级的许银川,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由于从小专注于象棋训练,他的文字基础不好,百篇作文对他来说难度非常大,不知道该写什么。后来导师让他结合自己的身份,写一些评论古今象棋名局的文章。于是他陆续写成了《评胡荣华的反宫马》以及一些评论古代棋局的文章。这两年来,他在中央电视台举办象棋比赛中的棋盘讲解,以及在一些体育报刊上发表的中国象棋评论文章,被认为越来越有文采,评述也越来越到位。
“我都不记得自己有多少次去找导师彻夜谈心了。在我们心里,导师就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最信赖的人。”这样的话语,在中文系学生口中经常可以听见。全程导师制中的“全程”并不仅是个时间概念,更是对学生写作能力、思想、情感的“全程”关注。它带给师生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进步,更重要的还有思想和精神上的交流。导师不仅教学生为文,更教他们为人。也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文道合一”。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出‘大家’和文豪?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忽视基本功的培养密切相关。”主管教学的中文系副主任李中生教授指出,“过去的孩子,很小就开始诵读诗书,但现在的孩子往往要等到读大学以后才来读圣贤古书,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前人的优秀文化作品有不少是反映人生哲理的名篇,它们能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裨益,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去读。”
据此,中文系推出了《古代典籍导读》课程,重点训练学生读、写古文的能力。这门课程设立后,中文系的古汉语课程学分就由原来的6分上升到8分,这样大的学分比例,在全国高校中都不多见。
经过几年的训练,收获显而易见——学生读、写古文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1999年,不少学生毕业论文题目选择《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先秦典籍作为研究题目,这在以前是很少有的。
另一方面,国学基本功的训练直接带来了学术水平的飞跃。据统计,近5年来该系本科学生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近30篇。其中94级的吴真在本科时撰写的论文《潮剧童伶制探源》发表在《文艺研究》上,日本戏曲研究权威田仲一成看到后极为赞赏,并从本科生的水平中看到了中大中文系的学术实力。他说:“以后中大举办任何学术会议,只要邀请我,我都会来参加!”
董婉如是2001级中大中文系研究生,1997年至2001年在该系读本科。她说,我的100篇作文完成得很轻松,虽然是“任务”,但是我写作的态度却是主动的,因为确实感觉到这种训练方法的巨大效用——它使我掌握了良好的文字基本功,通过这种训练,我从中学时只会写三段式应试作文到有熟练的文字技巧,能自如地表达自己。同时,它还是一个锻炼思维能力的过程,把一件事有条理、有逻辑地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思考过程。今年毕业了,找工作的过程很顺利,我参加了十多场“笔试”,有企业、银行、政府机关,甚至有一些专业性很强,如医学单位,都顺利通过了,我的文字功底使我应付所有的笔试都游刃有余,这种能力培养的时候看不见,但是关键时候却能表现出来。
1983年毕业于中大中文系的罗罡现在已经成为一家颇有名气的礼品公司的创办人、广州市总商会的常务理事。他说,大学本科的训练太关键了,奠定了我个人素质的整体根基,工作越久,作用就越大。语文能力强,让我的工作效率比一般人高很多,他们看商业报告看文案合同要看三遍才领悟,我看一遍就知道重点,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就是思维能力,我十分庆幸我读了中文系,有了这一种语文素养。
语文基本功的训练就像“撮盐入水”,平时无所见,日久见功力。学生说,“百篇写作给予我的是一段心路历程,成长的脚步。一颗年轻的心开始去关注自己、关注文学、关注社会、关注价值……”
矗立于中大郁葱校园里的文科大楼里,坐落着在全国高校都有名气的中大中文系。这里,孕育了一种引人注目的“中文系现象”;为这种现象奠基的是以百篇作文为代表的强化基本功训练制度。
“不可能的任务”坚持了18年
1984年,中文系要求新生一年内读100本书,写出读书笔记;到1986年,他们又做出了一个令全国高校同行都为之震惊的硬性规定———所有入学新生在一年级期间必须写150篇题材自由的作文。这样的“创举”可谓前所未有,怀疑的眼光立刻从四面八方投来:对学生来说这样繁重的任务是否会沦为形式?对于老师来说,又要付出多少工作量才能保证效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很多人眼中的“不可能的任务”,却在中大中文系坚持了下来。当初,黄天骥老师在制定推行这项计划之前,显然经过了缜密的调查和考虑,他甚至还把想法向广东省领导作了汇报,得到省领导的大力肯定和支持。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考虑到学生还要花时间学习电脑课程,150篇作文减少到了100篇,同时逐步形成一个贯穿大学四年的强化基本功系统———一年级100篇作文,二年级8篇读书报告,三年级写学年论文,四年级写毕业论文。要求“道潜心研究之所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写苍蝇蚊子一样能写出“功力”
一年写100篇作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意味着一个学生在完成正常学业的同时,每三天就要写下一篇作文,一年至少要写下50000~60000字。“理科怕文科,文科怕写作。”这样的强化训练,对中文系学生而言,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大喊“吃不消”,到毕业后满心感激的过程。
中文系2003级有一位入学时基础较差的男生,第一次交25篇作文时,连一向亲切含笑的黄天骥老师也皱了眉头:错别字连篇、不懂谴词造句,文章看起来颇具抒情性,颇似有文采,但是细细一看全是无病呻吟,不知所云,言之无物。他写下这样的评语:文字很拘谨,思想很开放,建议从注意观察身边的具体事物写起,不要空发议论。从此批改每一篇作文,他都批下有针对性的意见。
以后每次这位学生交作文,黄教授都特别仔细地翻看,他惊喜地发现,每一次收上来的25篇都有巨大的进步;到了最后25篇时,他不得不感慨:“这位学生写了三篇文章,分别写他观察的苍蝇、蚊子和蟑螂,其对生活描绘的细致程度,连我都自叹不如。”
“写作基本功完全是练出来的,就像游泳,你动作口诀背得再熟,不下水练习也没用,古人说‘千日文章百日字’是很有道理的,写作很累,但是文字功夫必须克服惰性才能练出来。”中大中文系现任系主任欧阳光教授说,语文基本功的训练就像“撮盐入水”,平时无所见,日久见功力。
在完成100篇作文之后,每个学生都会写下自己的感受,从这些发自内心的感言中,我们看到了中文系老师们用心之良苦。“一百篇写作给予我的是一段心路历程,成长的脚步。一颗年轻的心开始去关注自己、关注文学、关注社会、关注价值……”“做文章不比卖油那么简单,不止是手上的功夫,更为重要的是脑子的转动。而这些都只有不断写,不停练,思考—写—再思考,不断循环,才能达到最终的提高……”
措施二
全程导师制文道合一育英才
全中文系上至80高龄下至二三十岁的老师们都甘当“人梯”,不仅教学生为文,更教他们为人,也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文道合一”。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学生从导师身上学到的,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坚持。
配合100篇的强化训练,中文系在近二十年前就同时推出另一项在全国上下引起更大震动的创举———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在一二年级,导师和学生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关系,每个学生都有固定的导师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个别辅导,三年级以后则由学生自己选导师。这项在全国大学中从没有过的制度,彻底改变了老师们的教学观念。
正是因为本身就贯穿着一种对“国学”的热爱和信念,全系上至80岁的老教授,下至年轻教师,全都满怀热情地投入其中。
本科生有机会与博士“切磋”
一般的本科教学中,师生间缺乏明显交流,双方的关系只局限于课堂。老师往往是下课铃声一响就夹起讲义“走人”。而在导师制下,这种局面就得到了明显的改观。每个学生的作文都有固定的导师进行批阅和指点,通过个别辅导逐步引导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
“枝繁叶茂的大树,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大学生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才华,个别辅导可以因材施教,发挥他们的个性。”中文系99级学生田伟,高中时曾经在全国书法大赛中拿过大奖,系里就专门指派了懂书法的导师来指导他,师生双方都在相互切磋中得到提高。96级的许银川,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由于从小专注于象棋训练,他的文字基础不好,百篇作文对他来说难度非常大,不知道该写什么。后来导师让他结合自己的身份,写一些评论古今象棋名局的文章。于是他陆续写成了《评胡荣华的反宫马》以及一些评论古代棋局的文章。这两年来,他在中央电视台举办象棋比赛中的棋盘讲解,以及在一些体育报刊上发表的中国象棋评论文章,被认为越来越有文采,评述也越来越到位。
事实上,执导本科生的导师同时也都执导硕士、博士,他们经常会把不同层次的学生集合在一起共同讨论问题,本科学生因此有了难得的与硕士、博士们交流的机会。在这样的“切磋”中,本科生往往能得到难以想象的飞跃式进步。
“再忙,不能耽误作文批改,再累,不能拖下学生辅导。”这逐步成为中文系老师们的共识。100篇作文带给他们的是成倍增长的工作量,也是对自身价值的一种再认识。在与学生的互相交流中,老师们也受益无穷,有助于提高科研和教学水平。中文系的萧德明教授在指导了十几届学生100篇作文的基础上,就写下了《大学生写作》这样一本深受好评的专著。
不记得多少次找导师彻夜谈心
“我都不记得自己有多少次去找导师彻夜谈心了。在我们心里,导师就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最信赖的人。”这样的话语,在中文系学生口中经常可以听见。全程导师制并不只是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全程,更是学生写作能力、思想、情感的全程。它带给师生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进步,更重要的还有思想和精神上的交流。导师不仅教学生为文,更教他们为人。也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文道合一”。
“大一刚进校的时候,情绪波动很大,对未来有很多不确定的恐慌,这样的情绪多多少少会表现在自己的文章中,结果就被导师发现了。”中文系98级学生张守军说,老师在发现问题后会及时找到他进行交流,缓解他心中的焦躁情绪,指导他该如果调整自己的心态。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学生和老师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很多毕业生在毕业后还跟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连恋爱结婚这样的事情也要找老师咨询意见。“从跟导师的接触中,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学识、涵养,感受到了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将影响我一生。”97级学生黄海涛深有感触地说。
在老师们心目中,这是一种甘当“人梯”的精神———“人梯”的魅力,正在中大中文系的全程导师制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导师通过言传身教给学生们带来的,是那种对国学的热爱和执著。
措施三 古文阅读作“国学”大厦基石
前人的优秀文化作品能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裨益,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去读。只要理解了,你自然会对这些瑰宝产生深厚的感情。
“国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基本功的培养除了写作外还包括阅读能力。1997年中大中文系在本科生中增加了一门必修课:古代典籍导读。“这是因为感到现在的学生们读的书实在太少了”,主管教学的中文系副主任李中生教授说,从明年开始,加强基本功的训练还要增加一项内容———要求全体学生精读100篇古文,背诵其中的50篇,并列入学习考核内容。
“刺激”出来的“典籍导读”课
和老师们细谈才得知,“古代典籍导读”课程的推出背后还有一段渊源。1998年,中文系老师到我国台湾进行交流访问,在访问快结束时,台湾高校的师生许多以自己创作的诗词和古文作为赠礼送给中大中文系的老师们。这件事令老师们深有感触,也发现了自身在这方面的差距。回到广州后没多久,中文系就推出了《古代典籍导读》课程,重点训练学生读、写古文的能力。这门课程设立后,中文系的古汉语课程学分就由原来的6分上升到8分,这样大的学分比例,在全国高校中都不多见。
经过几年的训练,收获显而易见———学生读、写古文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1999年,不少学生毕业论文题目选择《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先秦典籍作为研究题目,这在以前是很少有的。
另一方面,国学基本功的训练直接带来了学术水平的飞跃。据统计,近5年来该系本科学生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近30篇!其中94级的吴真在本科时撰写的论文《潮剧童伶制探源》发表在《文艺研究》上,日本戏曲研究权威田仲一成看到后极为赞赏,并从本科生的水平中看到了中大中文系的学术实力。他说:“以后中大举办任何学术会议,只要邀请我,我都会来参加!”
收获的前提是你必须去读
96级本科生陈斯鹏现在已经是三年级博士生,早在1998年他读大三时,已经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学术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陈斯鹏深情地告诉记者,正是指导他百篇写作的已故的李新魁老师在入学之初就给他指点了学术之门。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已经病危的李新魁老师还坚持要和他面谈,并告诉他进了大学要“早定方向”。李老师看出他是“苗子”,把他引见给另一位老师陈伟武,从此在陈老师的指引下,陈斯鹏从百篇作文中一头钻进了学术研究中,最终创下了入学至今公开发表10多篇论文的奇迹。
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陈斯鹏说,他一辈子都不会放弃对学术的研究。“我永远不会忘记指引我的第一位导师,也永远不会忘记百篇作文的训练给我一生带来的影响。”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出‘大家’和文豪?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忽视基本功的培养密切相关。”李中生教授指出,“过去的孩子,很小就开始诵读诗书,但现在的孩子往往要等到读大学以后才来读圣贤古书,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前人的优秀文化作品有不少是反映人生哲理的名篇,它们能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裨益,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去读。”
报告都写不好怎么做科学家?
据悉,毕业于该系的著名作家刘斯奋和著名音乐人陈小奇早在读中学时,就已经对书法、古文颇有造诣,并尝试对古诗词进行注解。李中生认为,在阅读上进行课外指导很重要,“孩子们只熟悉飞机、汽车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懂一些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东西,有计划地让他们诵读古文和优秀文学作品很有必要。一个人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将直接影响他将来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聪明的学生应该把眼光放远点,花多点时间去积累自己的知识,而不是纯粹应付考试。”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广大教育者的注意了,试问现在高校里有多少个学生通晓‘国学’?”李中生表示,这个问题本来就应该是中小学的“任务”,现在由高校来回头“补”这个课实在是出于无奈。
“既然‘应试’的动力这么强大,那么干脆就在中考、高考中有意识地引导——在考试中有意识地贯穿对基础知识理论的强调,这样对善于应对的家长和老师是一种不自觉的引导,效果会很明显。”他指出,“在怎样推行基本功的培养上是个难题,除了观念的转变外,在目前如何用一定的‘硬制度’去引导,值得我们全社会去探索。”
中文系金钦俊教授则指出,中小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增加作文课的课时,尤其是讲评课时,“光读不写根本不解决问题”,如果因为这样而导致语文教师负担过重,建议教育部门要增加语文教师的编制来解决。“由于小学的语文课主要内容是认字、写字,孩子不敢漠视;但是到了中学阶段,孩子往往就以为语文不用学了,漠视的状况非常普遍。结果有些学理科的孩子,连实验报告都写不好,你怎么指望他成为大科学家?”
启示“中文系现象”是这样创造的
国学基本功是一个人素质的基础所在,只要基本功过硬,“转”什么都快。大学生在这种训练中逐渐形成的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观照、理解和热爱,也许才是这种做法的更深远意义所在。
基本功的训练,可以让一个人受用终生。从一个侧面看,中文系学生毕业后深受用人单位好评,正是这种基本功“受用”的最佳见证。每年一到毕业时节,许多“热门单位”总是早早来该系招人,来晚了还“抢”不到,中大中文系因此打破了全国中文系就业偏“冷”的宿命,创下了自己的“奇迹”。
从另一个侧面看,对于学生来说,从这种训练中得到的并不仅仅是基本功这么简单———一种也许从未有过的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观照和注视,就在这种耳濡目染中建立起来;一种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就在这种理解投入中建立起来。
年年名列十大热门专业
从1989年开始“双向选择”以来,中文系每年毕业生的需求量都在中大文科中名列前茅,去年就业率高达97%,在目前国内各高校中文专业就业普遍偏“冷”的情况下,中大中文系这种不同寻常的“热”的确令人震惊。在近几年广东省公布的十大就业热门专业中,中大中文系每年都名列其中。由于择业前景乐观,很多本科毕业生都不愿意再读研,甚至有不少人还放弃了保研的机会。在当今大学生普遍面临就业压力的背景下,这个基础学科专业的“抢手”景况实在让人侧目。也正是因为就业时“皇帝女儿不愁嫁”,中大中文系也成为每年报考的热门专业。
“中大中文系的学生综合素质高。”这是用人单位对中文系毕业生最普遍的一句评价。这样的评价并非没有由来。如今,在学术界,不少中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已在学术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成为著名专家,其中包括北大著名教授陈平原等人。全国各大媒体中到处活跃着中大中文系人的身影。在广东,党政部门的高层领导中有不少“系友”,而几乎每一个媒体单位都有中文系的毕业生进入高层。每年,党政部门、公检法单位、公安系统、海关等等,都会固定地到中大中文系“寻人”,其条件都是要求“笔杆子够硬”。
“笔杆子下面能看出很多东西!”用人单位这样告诉记者:“一个人读过什么、懂得什么、想些什么以及人品怎样,全都会在笔下展示出来。笔杆子底下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来。”如今,中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各个领域。
基本功过硬转什么都快
中大中文系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改变基础学科“冷门”的命运,该系党总支书记丘国新老师认为,这与中文系学生扎实的“国学”功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学基本功是一个人素质的基础所在,只要基本功过硬,‘转’什么都快!”
丘国新认为,读、写、说不光反映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更与其思维能力紧密相连,加强语文训练实际上也是加强思维训练。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语言功底和人文底蕴,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懂得融会贯通,很难具有长远发展的余地。“看看那些拥有深厚文学功底的大科学家们,就不难想象语文基础对他们有多么的重要。”
“即使做商人,文化底蕴也非常重要!”李中生说,日本一家著名的大公司,要求每个员工通读《荀子·富国篇》,认为这样才能培养每个员工的基本素质。欧阳光则用“道”和“器”的概念来形容不同的专业,“中文基础无疑是学‘道’的,学的是基础,是内涵,是底蕴。一个人有了这几点最基本的修养,上升到技能层面的‘器’就非常容易了。”
学生感言基本功的培养受益终生
董婉如(2001级中大中文系研究生,1997~2001年在该系读本科):我的100篇作文完成得很轻松,到了后来,虽然是“任务”,但是我写作的态度却是主动的,因为确实感觉到这种训练方法的巨大效用———它使我掌握了良好的文字基本功,通过这种训练,我从中学时只会写三段式应试作文到有熟练的文字技巧,能自如地表达自己。同时,它还是一个对思维能力锻炼的过程,把一件事有条理、有逻辑地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思考过程。很多同学可能会说,我将来又不当记者,文章写得不好有什么关系?错了。即使你去一家公司做兼职当个策划销售人员,你总得写个市场调查报告吧?其实各行各业都离不开文字工夫,因为这是我们沟通交流的工具。我今年毕业了,找工作的过程很顺利,我参加了十多场“笔试”,有企业、银行、政府机关,甚至有一些专业性很强,如医学单位,但都顺利通过了,我的文字功底使我应付所有的笔试都游刃有余,这种能力培养的时候看不见,但是关键时候却能表现出来。
罗罡(1983年毕业于中大中文系,现为一家颇有名气的礼品公司的创办人、广州市总商会的常务理事):大学本科的训练太关键了,奠定了我这个人素质的整体根基,工作越久,作用就越大。语文能力强,让我的工作效率比一般人高很多,他们看商业报告看文案合同要看三遍才领悟,我看一遍就知道重点,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就是思维能力,我十分庆幸我读了中文系,有了这一种语文素养。
许银川(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中文系96级学生):由于从小专注于象棋训练,文字基础不好,我曾经感到百篇作文很难写,不知道该写什么,后来导师让我结合自己的身份,写一些评论古今象棋名局的文章。于是我陆续写成了《评胡荣华的反宫马》以及一些评论古代棋局的文章。这种评论协作的实践,不但提高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同时也提高了我的象棋研究能力。这两年来,我在中央电视台举办象棋比赛中的棋盘讲解,以及在一些体育报刊上发表的中国象棋评论文章,被认为越来越有文采,对问题的提出也越来越到位,这与我在学校进行的象棋评论写作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
卢瑜(广州市白云区副区长,中文系88级学生):当年写的百篇作文虽然大多数“文学气”很重,但这种锻炼基本功的方式对我写作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在政府部门里,很多文史哲专业毕业的学生工作成绩都非常不错,这与他们的人文底蕴有一定关系。一个人的写作水平必须要不断强化,否则就会倒退。如何将在学校中学到的东西与实践相结合是最重要的,基础深厚一点,“转化”也就自然容易一点。
记者手记:“三头主义”和“三文主义”
解放前几乎所有孩子都被从小强制练习“童子功”,人们不禁要问,到底现代的孩子是否还需要“童子功”?教授们的说法是:要,不过要适应时代的变化。
“过去训练‘童子功’采取强迫式的方法,不为今人所接纳,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国学’渊源是让人受用终生的东西。”欧阳光说,从人类的生理特点考虑,儿童时期确实是锻炼大脑的最佳记忆时期,此时学到的东西可能一生都不会忘掉,因此应该抓住这个最佳时期,向他们灌输一些能受用终生的东西,而不是急着去让他们学一些短视而功利的技能。换句话说,此时是充实一个人人文素质的最佳时机。
“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是不能立身于现代社会的,必须要懂得引导孩子,否则我们的教育会建立在浮沙之上。现代家长更应重视孩子人文精神的训练和全面素质的培养,不要让广东人的‘务实’发展为‘实用主义’,过于短视和功利化的培养意识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不应有的遗憾。”黄天骥说。
在他眼里,作为社会栋梁大学生预备军的中学生,“三头”和“三文”的能力都是最基本的素质和技能,“三头”是指笔头、口头、指头(操作计算机),而“三文”则是指“作文、古文、英文”——“也许这可以看作是新时代的‘童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