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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0 07: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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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范浚开婺学之宗
“婺学”是婺州地区具有特色的儒学，也是中国宋元明清文化思想之主脉，以至现代其学术思想影响广泛，故浙学以此而开端。
婺学是儒家代表人物范浚所开创的婺州之学，是婺州文化与时代缩影相结合的地方本土儒学。其学术思想是直宗孔孟“遗经而参诸子史”，以“心性为本体”，本乎圣人之道，用心性与事业并重、道德与事功并重的治学方法，然而又以文道并重、和六经与子史并重的治学目的与意义，为婺学的特色儒学思想定下了基调。正如朱熹说范浚“文辞，多本诸经，而参诸子史”1。说明了范浚独特的治学方法，为婺州学者开启了文道并重、经史并重、经子并重的特色治学之风，也正由这一独特的治学之风，致使婺州学者的学术思想有别于他，成为中国宋明理学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学术思想。故而于时范浚的儒家思想大倡于宋之明清。
范浚的心性之学，提倡经史并重，力主道德心性、制度事功之融合。这种治学理念直接影响了后起的婺州学人吕祖谦、陈亮、唐仲友以及永嘉的叶适，并间接波及象山心学以及明代的阳明心学和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分而言之，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与范浚的心性之学相融合，为婺州的“性命之学”开创了新思路；陈亮的“王霸功利之论”，结合了范浚道德、事功并重的儒家思想，开创了婺州的“事功之学”；唐仲友的“经制致治”之学，与范浚以史为鉴、匡济时艰的《进策》思想相结合，成就了婺州的“经制之学”。并且三家合一，继续发扬范浚的婺州本土独特的儒家学术思想，因此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说斋学案》）说：
“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
于是婺学与濂学洛学相融为统一体。以及北山何基又传朱熹之学，与其门生王柏、金履祥、许谦传承融合了范浚这一独特的儒家学术思想，如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七卷二册）：
“浙东学派同程朱理学关系密切，但‘浙东学派’毕竟受范浚影响甚深。”及柳贯、黄溍、吴师道、范祖干、叶仪、宋濂、章懋、朱一新等，然后把其发杨光大，以及越中王阳明心学，黄梨洲史学，致使盛行于浙江婺州大地之儒学而大振于世，成为宋明理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学术之一。故后世学者以明范浚儒家学术思想，实乃浙江婺州儒家学术思想的实际开创者。
一
在北宋中期，随着经济与文化的日渐衰退，天下有识之士，无不纷纷寻找正学，于是二程着重发展了胡瑗的义理学，并以周敦颐的性理说辅之，从而成为有体系的学术“理学”，世称伊洛之学，后经门生大力宣传而盛于世。然而在二程理学还没有流传婺州之前，婺州兰溪既有范浚的“心性义命与道德义利”之学，而其学术思想已遍及东南。所以二程理学与范浚儒学主旨颇为相合，如明大学士张璁曰：
“宋儒朱熹有言‘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臣窃谓范浚《心箴》举其纲，程颐《四箴》列其目，相为发明者也2。”故全祖望《宋元学案·范许诸儒学案》云：
“伊洛既出，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独为崛起，其言无不与伊洛合，晦翁取之3。”
范浚（1102—1150），字茂明，婺州兰溪香溪人，自幼天资高迈，孔孟遗经及经史百家，无不博读精研，世称香溪先生。出身膴仕名门，家世显贵。远祖范履冰（—689），怀州河内人，高祖武德六年（623）进士，则天后时宰相，兼修国史；太祖范思德，负经济，值五季之乱，抗志不仕，宋以明堂赠朝请大夫；高祖范晟为北宋建隆、乾德司徒；曾祖范大录宋追赠正议大夫、吏部侍郎；祖父范锷，皇佑五年（1053）进士，官至太府少卿，开封府尹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封长社郡公；父范筠，元佑三年（1088）进士，历官浙江提举，累阶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少保，资政殿大学士，封长社郡开国男，进封荣国公，谥文清。范浚兄弟十人，自己排行第八，除二兄范深为举人外，其余皆为进士，并均为入仕，故有“一门双柱国，十子九登科”之称。五兄范浩，于高宗南渡时护驾殉国，七兄范洵，因拒审岳飞冤案挂冠而归，途中被秦桧派人追杀于严州白马石滩，故又有“一门双忠烈”之誉。范浚之后，子侄共四十五人，其中举人二十四人，进士十人，皆从正途入仕。世代家学相传，根基深厚，文风蔚盛。故胡翰《范贤良帖后跋》：
“范公茂明，世家香溪，当宋中叶，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门之內。”
纵观香溪范氏，从唐代至北宋开国到南宋，虽多居显宦，蝉联不绝，也是坎坷不平。考诸多史料，香溪范氏之族，“忠孝贤达、家学渊源”可谓与唐宋皇室同休戚、共存亡的特别世家显族；也正因有着这样的一个家族环境，培养了范浚对国家民族的感情，也增进了他对
“迩闻阁下进对明天子前，指弹柄臣无所回隐，音吐畅厉，耸动陛戟，虽遭斥黜，且甘心而不顾，意阁下其安行义命，视富贵如泥尘者也4。”
以示意本愿，从容不迫，必明正道，不要被官位与金钱所迷惑，要做一个真正的正义之臣。故此上文之述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促使二十五岁的范浚，成为一个忧国哀民思想的热血青年。
靖康之难给范浚带来的切肤伤痛，常人是难以想象的。基于这种时代背景观察，范浚加深了对孔孟遗经，诸子百家、历代国史及时事与社会缩影的研究，同时写下了大量文道并重、经史并重、经子并重具有卓越思想的学术文章。
如范浚以心性为本体的种类学术思想的文章：尽心知性知天的《性论（上）》，天下一性的《性论（下）》；君子存诚、克念克敬的《心箴》；德性是尊的、上知之学的《耳目箴》；天人一道、天理即人事、人事即天理的《尧典论》；忠信、俭德、仁为天理的《太甲三篇论》；万殊一物、万理一致的《咸有一德论》；天地人神、事物万殊、一皆本乎皇极、当用大中之道的《洪范论》；万类莫不共由谓之道的《读老子》；善利之念、间不容发、一发之差、遂分舜跖的《舜跖图》；耻为入道之端的《耻说》；惟过而悔、由悔而成的《悔说》；以及论证缜密，其言凿凿，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的治国之论《进策》五卷等等。这些文章都是范浚在民族灾难深重、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酷的环境下，呕心沥血，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与精力完成的。文章都以“道”，包括“心”与“物”方面来加以研究，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儒家最高境界学术思想。如《进策·策略》：
“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5。”
反映了范浚心性与事业、道德与事功并重的理学思想，也正是婺学的精华之处。《进策》五卷作于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完稿，拟上于朝廷；《四库全书》：
“而《进策》五卷于当时之务，尤言之凿凿，非迂儒不达时变者也。”
可惜同年正月高宗已任命秦桧权参决尚书省、枢密院事;，因此《进策》二十五篇不得进，范浚志行遂而不果。
之所以范浚自此之后，由于秦桧当国，朝廷屡诏不起，而颇以谦抑自晦野居。可存心于济世安民的范浚，能做一个铁石心肠之隐者吗？范浚在《上致政胡待制书》曰：
“君子分定于所性，外物莫之能加，亦莫之能损6。”
所以他闭门讲道，把理想与志向，寄托于有志学者。于是绍兴八年（1138）冬，建造书院（香溪书院）设帐授徒，对四方游学之士，先教以治心养气为本，阐发心性之学，推明“理一分殊”之理，然而又以“皇极”、“大中”之道贯穿乎其间，以致必教以孝弟忠信之行，物理性命之学的这一独特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因而远近负笈而至者甚众以至弟子达数百人，为社会培养了许多超群拔类之才；如朱子《香溪范子小传》：
“授徒至数百人，吾乡亦有从其游者7。”
只可惜范浚的终年只有四十九岁，朱子也因悲痛而亲临吊唁：
“香溪范先生者，实兰之望族。祖父昆季皆居显宦，而先生独辞征辟，隐居于宝惠山泉之阳，著书立说，乐道安贫。余尝三谒未遇，厥后再至，而先生已逝。其从子右史蒙斋，延余于先生讲学处，观其言论文章，悉本洙泗渊源，而《心箴》一篇，尤得千圣不传之秘。惜入其室而未获亲见其人，瞻仰门墙，留连不忍去。因书此以志慕焉8。”
范浚一生著作甚丰，多佚失，今存《范浚集》二十二卷。所以全祖望认为，从范浚所写的《进策》五卷及《上李丞相书》看来，就是一个甚有志于用世的人，他之所以不仕而闭门讲道：
“特以其时之不可而自晦耳，固非石隐者流也”9。
可见范浚是有志于济世安民的人，实非无意于当世者，只因秦桧当国而不愿出仕，而又能以忧国哀民之讲学为国辅佐，即此可见其胸襟和气节。所以明嘉靖十九年（1540），嘉靖帝特敕建“征士范香溪专祠”于兰溪城南仓岭，给帑春秋二祭。清乾隆十九年（1754），浙江督学使雷鋐又为“征士范香溪专祠”题“婺学开宗”四字匾额，《光绪兰溪县志》谓雷氏为之题词：
“以明婺之道学由于先生，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也”10。
由此可见，范浚儒家之学，不仅为金华邹鲁文化开启了本源，更为为浙学奠定了基础。
二、范浚儒家学术思想崛起
婺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范浚之前婺州也有许多学者；如，婺州东阳人滕元发，曾求学胡瑗门下，学问常居其首。科举考试两中探花，三次担任开封府尹，镇守边关，功绩显赫，号称名帅。着有《孙威敏征南录》一卷，此书所述，实有考史之价值。婺州浦江人朱临，受胡瑗《春秋》学之秘，著有《春秋统例》二十卷，《春秋私记》一卷，《餍秋外传》十卷。婺州兰溪人杜汝霖，受业胡瑗之门。六经皆通，尤邃于《易》，学者尊以宗师之。孙杜陵克传家学，生五子：杜旟、杜旃、杜斿、杜旞、杜旝，至曾孙旟，兄弟皆世家，善古文。人称杜氏五高。
“其文日进，如水涌山出，其驰骋之际，非常人笔力可到。”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交徐无党加以注释，深得良史笔意。以上学者虽不完整婺学之体系，而各有婺学独到之处，可视为婺学之先声。
范浚儒学以心性为本体，本乎圣人之道“修己以敬，进而修己以安人，而成于修己以安百姓11。”达到修己以敬，内圣修身之学。进而在对世情时势实际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国是民生之大计，以期以《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内圣修身之本，而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济世之功，成就圣王济世安民之事业。这种心性与事业并重及道德与事功并重的內圣外王治学方法，然后又以文道并重和六经与子史并重的治学目的与意义，加以综合探究性学习，从而创立了婺州地区历史以来完整的儒家学术体系。这种完整的儒家学术体系正是范浚儒家学术思想的合成与宗旨，也为婺州之儒家学术文化开辟出一条学以致用、经世致用、有体有用的新路，使婺州学子的人生目标找到了学习的方向。说明了范浚是以心性与事业、道德与事功、文道和六经与子史并重的独特的儒家学术思想的治学方法为目的，为婺州后世学者开启了综合性探究学习为一体的独特治学之风。正由于这一独特的治学之风，致使婺州本土儒家学术思想有别于其它，终于在中国宋明理学思想史上，成为有着完整体系的婺州独特儒家道统学术思想，然后婺州学者把这一独特的儒家道统学术思想相继传承，所以形成为婺州学派，曰婺学。以此元代文学家黄溍：
“窃闻吾乡文献之传，实于范氏有赖。盖自贤良先生浚，以道学倡于东南，及东莱吕氏继之，遂得濂洛之统。而北山何氏，又传朱子之学，于其门人以淑后进，于是婺学大振于世。而谈者推原所自，必归于贤良先生12。”
因此婺学一词也就出现于世。
所以说，在北宋中期，二程在北方着重发展了胡瑗的义理学，并以周敦颐的性理说辅之，从而成为有体系的理学，世称之伊洛之学，后经门生大力宣传而盛于世。然而在二程理学还没有流传婺州之前，浙江婺州既有范浚的心性义命和道德义利之儒家学术思想，已崛起于婺州兰溪，而其学术无不与伊洛合，因此范浚《心箴》被朱熹取之。故《中国哲学史·范浚理学思想及其时代意义》曰：
“而至范浚，则直接上溯孟子，这方面可说是象山的先驱。同时，他对《中庸》、《易经》也不乏关注，他以‘止而觉’训仁，与程明道、谢良佐直至胡五峰的湖湘学派就有互通之处。他对如何存心的种种‘做工夫处’，如存诚、敬、穷理等，又类于朱熹的思想。特别是他既能发明本心，又重视心的‘做工夫处’，虽生于朱陆之前，而能弥合朱陆之失，尤为难能可贵。当然，不能说朱陆等学派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因为范浚自承“本无传承13。”。
所以范浚儒家思想对朱熹和陆九渊有一定影响，个别学说分别为他们所吸取。又朱熹在《香溪范子小传》中曰：
“初不知从何学，其学甚正。所著文辞，多本诸经，而参诸子史。其考《易》《书》《春秋》，皆有传注，以发前儒之所未发。于时家居授徒，至数百人，吾乡亦有从其游者。熹尝屡造其门而不获见。近始得学行之详于先友吕伯恭，庸述《小传》，以闻四方学者14。”
因此范浚之学乃是直宗孔孟遗经及参诸子史和婺州文化与时代缩影相结合，崛起于浙江婺州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儒学。
因此徐儒宗先生曰：
“宋明以来，婺州之学独得孔门正传而自树一帜，盖自范浚之学始也。范氏讳浚，字茂明，兰溪香溪镇人，世称香溪先生。其学直宗孔孟遗经，而开婺州斯文之盛，故有‘婺学之开宗’之誉。15！”
三、范浚儒家思想从宋元明清传承至今
范浚门生众多，椐史料记载的有侄范端臣、侄范端杲、兰溪人高栴、兰溪人徐良能、兰溪人倪仲传、兰溪人高梅、盈川人虞唐佐、永丰人柴喆、建德人邵恂、义乌人陈九言、诸暨人张龟年、兰溪人范处义、三衢人李国佐及福建等地的门生；但由于岳飞案及秦桧当国，所以他的门生中，也就无人敢彰扬师说了，如果《心箴》不被朱熹发现入《孟子集注》，也许范浚的儒家学术思想可能真的难以留在《史册》上。不果门生们都能以中淳外谨而刻意于学问，多以孝弟忠信、物理性命、治心养气、仁礼道义、存心之学，颇有志而能勉于行。范浚殁后，高徒高栴和范端臣，为保存范浚遗著以及儒家学术思想，历尽数年搜辑范浚遗著，因先生外游频繁著述甚丰，故在编定时佚失甚多。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由范端臣初次刻出《香溪先生范贤良文集》二十二卷，并前附陈岩肖序，成为一本保存范浚遗著及传承范浚独特儒家学术思想的珍贵宝典。
其实在宋代《香溪先生范贤良文集》没有刻出之前，范浚的为人处世、治学理念及儒家学术思想已经远近闻名。学生范端臣在《祭叔香溪先生文》：
“故颜渊死，以夫子之圣，犹哭之恸；葢非哭其短命以死，哭其贤者旣死而不能以复还。呜呼！今吾叔云亡，凡识面者，莫不为之恸哭，亦以夫人之至贤者也。观其道义有宗，学问有源，英华其文，雄辞大篇。浩胸中之万顷，藐锺鼎于浮烟。迹虽遯于林谷，名已塞乎天渊。使吾叔生于阙里，则备行绝德，必从容乎颜渊之右；使吾叔生于汉代，则大书实録，必辚烁于班马之前。在河汾，则文中子不得为独善；在唐室，则韩文公未知其孰先。吟哦乎诗章，则少陵、太白，若心法之授受；游戏乎翰墨，则锺、颜、虞、褚，同笔势之淸妍。有楚人之騒雅，而引义托兴，不为湘累之怨怼；有晋人之风度，而动静语默，复与礼法而周旋。至若驰驱朋执，黾勉宗亲，赠必固辞，求无不应；担石之储，常空于私室；方丈之食，常盛于宾筵。此其方笃于古人者。又吾叔孝友仁厚之性，行于无事，而世俗以为絶异而甚难者也。呜呼！天旣文吾叔矣，独不寿吾叔，而使大丘、轲之所传也耶！岂其搜抉造化，雕磔百象，出天入神，奇怪恍惚，天且厌之，而故啬其年耶？抑岂追慕前修，精进不已，苦心极力，外艘中干，固自有剿其冲气，遂不以久而延耶？不然，福善祸淫之说，何天之报施于人者，有时而或愆也16！”
其文详细说明了，范浚处世与治学及儒家学术思想存圣贤资格。于是对年轻朱熹的几次登门拜访求学之迹，以及范浚《心箴》被朱熹载入《孟子集注》，真德秀又把范浚《心箴》录于《大学衍义》之中，因此在今天看来也不足为奇了。故而嘉靖皇帝朱厚熜：
“宋君虽未能体察，而为后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发扬，其孰能知哉？呜呼，念哉17！”及《颁刻心箴制章》：“宋儒朱熹有言‘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臣窃谓范浚《心箴》举其纲，程颐《四箴》列其目，相为发明者也18。”
如其《性论》二篇的学术思想，焦竑《焦氏笔乘》：
“宋范浚字茂明，学者称香溪先生，考亭当取其《心箴》载于《孟子集注》，浚有《性论》二篇，‘其见地超然，殆宋儒所仅见者’，特为表而出之19。”又杭世骏曰：
“能得轲之传者，非先生莫克当也20。”
总观上文，由于范端臣、朱熹、吕祖谦、真德秀、柳贯、黄溍、宋濂、章懋、朱厚熜、焦竑、全祖望及杭世骏、朱一新等以及文客官臣之间大力提倡，故范浚儒家学术思想在宋、元、明、清年间名重于世，而且流传甚广，以至于今天还在继续传承。
如，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蒋介石与抗战时，其‘联美制日’目标的实现，结语，蒋介石曾以古人范香溪《答罗骏夫书》中之句，“是心如太虚，外物如浮云。浮云有去来，太虚无得丧”比喻中美关系；美国对华之炎凉轻重于我何予，然屈伸消长之理，不可不明，而自强自立乃为一切基本，人之好恶毁誉与亲疏厚薄岂非外物浮云乎。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在(1913年10月至12月)
再如范浚《耻说》，《耻感教育与小学生道德品质的塑造》文中：
“有了羞耻心就会有向善的追求因而自觉从事修养、接受教化。宋人范浚说‘夫耻入道之端也’”。2010年12月
“第二，“治教大端”，士人阶层教化的基本宗旨。既然士人荣辱观如此之重要，道德教化就应该以培养士人趋荣避辱、近荣远耻的耻感为重点。宋代学者范浚将辨荣辱、知羞耻作为为学‘入道’的前提，‘夫耻，入道之端也。”。国家网《羞耻感的当代道德价值》文中：
“羞耻感是培养道德的起点
以及在2013年7月30日
“关于‘自欺’，前面讲了‘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什么叫‘自欺，古人是有讲法的。宋代有一个人叫范浚，是一个儒者，他说,‘知善之可好而勿为，是自欺’,你知道是善，你本来知道善是好事，但你不做，这个叫自欺。‘知不善之可恶而姑为之，是自欺’，你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你说我姑且做一做，是自欺。‘实无是善而贪其名，是自欺’，你没有做这件好事，你要贪他的名，是自欺。‘实有是恶而辞以过，是自欺’，你做这件事，因为怕别人批评，你想躲避这个事情。总之，不管是《中庸》里面所讲的‘慎独’，还是《大学》里面讲的‘不自欺’，都有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一些内容，我就不详细展开讲了。”在这篇文章里宋代只说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范浚，一个是朱熹，可见其份量。
由浙江古籍社出版的《青少年国学读本》(诚信篇德行天下诚为先) (南宋·范浚《慎独斋记》) 诚者，不欺者也。以及农工商学兵及其它等，可见范浚儒家学术思想至今还被传承与沿用。
四、范浚儒家思想与吕祖谦
香溪长社范氏时为后晋天福年间（936一941），由范隋之孙范怀从河南经福建迁入婺州兰溪城南坞口；东莱吕氏时为南宋年间（1130一1145），由吕好问之子吕弸中迁入金华，而两大家族在两宋期间甚称婺州之望族。少保范筠（1060一1130）与兵部尚书吕好问（1064一1131）同朝为官关系甚密，同时赐谥号文清，而且在《香溪长社范氏宗谱》赞文中，多处有吕氏之文迹。
所以从北宋末范、吕两家就有来往，不但是志趣相同，从学术方面也有所交流。只因王朝更迭世事沧桑，香溪范氏虽为世家但因岳飞案，之所以文迹难载世间《谱》与《书》而已。由此看出，可以断定吕好问的南迁与香溪长社范氏有着极大关系。
随着各家学的渊源，范筠之孙右史范端臣（1126一1193）与南宋词人韩元吉(1118～1187)，于绍兴十八年（1148）两人在湖州相识，后在太学两人交游密切；又大约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时年十五岁的吕好问曾孙吕祖（1137—1181）到德清拜访韩元吉；此后三人经常聚在一起，于是范浚的心性道德义利之学、东莱的文献之学、韩元吉的诗词学，是他们切磋学问的焦点，三人就此也成为文坛挚友，以至吕祖谦成为韩元吉女婿。后来范端臣和韩元吉与吕祖谦成了至交，最明显的交情事迹是，乾道五年（1169）季秋兰溪栖真院灵洞四君子游。宋濂（《文宪集》卷四《灵洞题名后记》）曰：
“兰溪栖真院灵洞题名，乃蒙斋右史范公端臣乾道五年己丑季秋二十三日所书。潘慈明志右史之墓谓其‘篆楷草隶，皆造于妙’，今观遗墨，其言实有不诬者矣。然其所题之名凡四曰：韩无咎者，龙图阁学士南涧公元吉也；曰范元卿者，即右史，瀫水人；曰吕伯恭者，金华东莱成公也；曰曾正中者，章贡文清公几世之诸孙也；曰无咎之子淲者，淲字仲止，文学追亚其父，父号南涧，人因称其为涧泉也。盖成公为文清之外孙，视正中为内外兄弟；南涧实成公之外舅，而右史又成公之亲友，故相与同为此游。他琐琐者，要不得与之也。成公时居母曾夫人忧，至是年二月从吉。令妻韩氏物故已八年，于是南涧复以次女为之配。其如德清行亲迎之礼，起自五月二十日，至八月十一日始还，以韩夫人庙见。南涧父子及正中同来于婺者，岂或为昏事之故耶？初，成公之伯祖父中书舍人本中，亲传中原文献，载而入南侨寓信之广教寺。已而文清辞广西运判亦来居之。文清则孔文仲武仲之孙刘器之、胡康侯之高第弟子。二公讲学甚契，故以女妻舍人从子仓部郎官大器，即成公之父也。南涧出于雍邵桐木之韩后，寓广信。其先人少师持国，与程洛公、司马温公、吕申公为友，而南涧能绍家学，为一代冠冕。右史则从叔父香溪先生浚学经而深于性理者也。有若四君子之所学，其家世渊源，师友传授，尚斑斑可考见。当其徘徊山水之间，特欲发舒精神而涵泳万象之妙，非比寻常之游衍而已也……21。”
宋濂用简短的几百个字，把四君子之所学及其家世渊源、师友传授叙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吕祖谦同范端臣之间因学术交流特互为“文友与亲友”，志同道合的亲密关系，使人们清晰地看到，范浚的儒家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与吕氏中原文献学在交流融合中得到了传承。所以，此游后人称赞为
“乾道己丑九月二十三日，范公元卿与韩公无咎、吕公伯恭、曾公正中及韩公之子淲游兰溪灵洞，次栖真院，题名院之户间。后二十四年绍熙壬子正月十九日，范公之弟元俞、元臣亦来游，复题名其傍22。”
此后范端臣因家族沧桑，叔父范洵因岳飞案被秦桧所杀以及叔父范浚的离世常怀在心，使他知天命后对正学及仕宦生涯产生了玩世的心态；故南宋诗人韩元吉之子韩淲《韩淲涧泉日记》：
“范端臣，字符卿，先公友也。谈论滑稽，文彩可观，围棋饮酒，满坐风生。作起居郎，死塟之子陵钓台，其家在兰溪香头23。”
至晚年弃官隐居桐庐钓台南岸，殁后进入严子陵高风亮节祠。韩元吉虽文类似有范浚学术迹象，可由于范端臣心寒不振，因此韩元吉也散心于词赋，但又难以忘却两人之交情；所以他每于安闲宴好不见范端臣，伤感之情油然而生，故在《南涧诗余·醉落魄》：
“我歌欲和君须拍。风月年年，常恨酒杯窄24。”
反映了两人知己不同寻常之情怀。只有吕祖谦受家学文献学影响，独好范浚的心性道德与义利之学，于是他把文献学和心性道德与义利之学深加精研，终于研究出婺州独有的性命之学；所以吕祖谦以传衣人的身份崇敬范浚，故曰：
“经济之才，宏博之学；识见之高，制行之确。诚一代伟人，乃万夫之先觉25。”
观其文说明吕祖谦对范浚的尊重及其儒家学术思想的崇尚。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发展这一性命学术思想，在乾道五年（1169）继娶妻子韩氏，又从德清接回婺州以便于日常生活，并在夏季吕祖谦创建了丽泽书堂后称丽泽书院；为了性命之学术的更加深化与发展，吕祖谦与范端臣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所以也就有了同年秋季兰溪栖真院灵洞四君子游之迹，在淳熙二年吕祖谦还为范端臣岳祖父撰写了《严陵方君墓志铭》，足可见两人由于学术交流所产生的其交情至深。因此明朝大臣、文学家章懋说：
“独是吾乡圣贤之学，前此未之闻也，而浚其源者，自先生始，继而后有东莱兄弟丽泽之讲授26。”
所以说：吕祖谦丽泽书院是传承范浚儒家道统学术思想的重要基地。
五、范浚儒学与丽泽书院
丽泽书院秉承范浚综合独特儒家学术这一治学理念，特以“大中”之道贯穿而教之，并把明理躬行结合范浚必教以孝弟忠信之行儒家学术思想制定为学规。由于受范浚儒家系统学术之影响，吕祖谦不独自学术立标，而广开门路吸收儒家各门学术，结合婺州本土儒学加以综合研究。所以在南宋乾道与淳熙时期，先后多次邀请了各派学术领尖人物，如朱熹、张栻、陆九渊、陆九龄、薛季宜、叶适、唐仲友、陈亮等前来探讨与研究，并让他们与学生讲解儒家文化及婺州本土之儒学，使学生的儒家学术知识受益匪浅，于是丽泽书院名声大振，求学者不只是婺州本土，以至于学生千百人。
为是更好发展婺州本土之儒学，吕祖谦还常引永嘉代表人物登堂入室，后来还成为忠实的朋友，双方也经常往来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还常常与朱熹、张栻、陆九渊、陆九龄、薛季宜、叶适、唐仲友、陈亮、薛季宣、徐居厚、陈君举等人一起探讨心性义命与道德义利之学术，因此范浚儒家学术思想在他们探讨研究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发扬与传播，而丽泽书院也成了吕祖谦讲学会友之所。后来吕祖谦由于对儒家学术研究过度心苦，知道自己由于身体状况来不及写范浚儒家学术思想之总结，因此依托朱熹以及后世学者共同完成自己的这一心愿，所以朱熹在《香溪范子小传》
“近始得学行之祥于先友吕伯恭”。
又说
“庸述《小传》，以闻四方学者”。
由于吕祖谦生前所学广博，虽然对范浚儒家学术思想精深研读，而忽略了范浚《心箴》这篇旷世巨著的研究，故在《朱子语类》卷五十九有这么一段朱熹与弟子的对话：
“问：集注所载范浚心铭，不知范曾从谁学？曰：‘不曾从人，但他自见得到，说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见吕伯恭甚忽之。’问：须取他铭则甚？曰：‘但见他说得好，故取之。’问：似恁说话，人也多说得到。曰：‘正为少见有人能说得如此者，此意盖有在也。’广。”
在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吕祖谦对范浚《心箴》研究的忽略觉得很可惜，于是在吕祖谦去世后在宋绍熙元年（1190）出版《四书集注》时，把范浚《心箴》全文放进《孟子集注》中，以发扬范浚这一独特的儒家心学，使婺州的儒家学术思想更有特色。可见朱熹对范浚心性之学、道德文章的认可。
如朱熹三访范浚，又在《香溪范子小传》中说：
“近始得学行之祥于先友吕伯恭。”
以及后来朱熹把范浚《心箴》编入《孟子集注》，评论范浚学术“其学甚正”。绍兴八年范浚之侄范端度，任江西抚州金溪知县时，作为悉心研究典籍的陆贺因范浚独特儒家之心学，不防与知县范端度会有些往来，因此范浚心学对陆九渊的心学无不影响，加之陆九渊经常到吕祖谦丽泽书院切磋学问，于是有《宋元学案·范许诸儒学派》的儒家学术思想“对朱嘉和陆九渊产生一定影响，以及个别学说分别为他们所吸取”这一说法。
又如唐仲友与吕祖谦是同乡邑，同为望族世家而且家学渊源，因此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当然范浚儒家之学在其中沟通交流是必然的。而且两人还是好友同为宏词科试，故两人学问也成了伯仲之间，后来因世事之故，两人行迹不见于书与言圈子里。谁都知道陈亮和吕祖谦却是一对莫逆之交，陈亮得知吕祖谦去世时无不悲痛欲绝，因此在《陈亮集·复朱元晦秘书书》：
“亮平生不曾会与人讲论，独伯恭于空闲时喜相住复，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语之尽。伯恭既死，此事尽废。”
观此文看得出来，陈亮觉得像吕祖谦这样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了，可见两人的纯真情怀。
再如吕祖谦与薛季宣虽学术选择有异，而是两人至交甚厚。所以在乾道九年（1173），得知薛季宣年仅四十，突然暴病去世。而此时自己，由于父丧忧苦过度身体虚弱，不能前行时失声悲嚎：可痛！可痛！当派去吊唁回来的人说，因薛季宣之子卧病孱弱，故未能支持葬地时，吕祖谦心中很是焦虑，连说可念可念。所以他在给陈亮信中说：
“永嘉复报士龙之讣，海内遂失此人，可痛！可痛！春间犹幸相聚半月，语连日夜。所欲相与肄习者，布置甚长，渠亦不谓遽至此也27。”
可见由于学术所产生的感情之深。
总观上文，致于范浚儒家学术思想在朱喜理学、陆九渊心学、唐仲友经制学、陈亮事功学、以及永嘉事功学之间所产生影响与迹象，充分说明是丽泽书院从中传承范浚儒家学术思想所起到的作用。包括后来朱熹门人，何、王、金、许大部分学术传承了范浚儒家学术思想之精髓，以及柳贯、黄溍、闻人梦吉、吴师道、范祖干、宋濂、章懋、朱一新等无不精读范浚遗著，由是范浚开宗的婺州特色之儒学大振于世，而且其儒家学术思想至今还继续传承与沿用，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吕祖谦传播范浚儒家学术思想的精心劳苦之功，所以尊称吕祖谦为婺学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其份甚恰。
六、范浚儒家学术思想结论
作为两宋之交独特的儒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范浚，其儒家学术思想又如何被后世学者定论为“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的呢？他的儒家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为什么不但在浙江婺州地域影响很大，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至其儒家学术思想千年来一直都在传承与沿用：
范浚儒家学术思想是以“心性为本体”，本乎圣人之道，用心性与事业并重、道德与事功并重，然而又以文道并重、和六经与子史并重这一独特的治学目的与意义来辅世的。其儒家学术思想直宗儒家道统孔孟“遗经”，其重要思想“有体有用，经世致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心民瘼，忧叹国是；（2）以史为鉴，宏济时艰；（3）《进策》二十五篇。”
充分说明范浚儒家学术思想能
“适应社会，有利于平安和谐发展；适应民生，有利于民众改善生活；适应政治，有利于实現强国富民”。
因此范浚儒家学术思想是能沿着历史的轨道与时代同行。
所以靖康之耻后，由于南宋的偏安，主和派得势，不但不收复北方土地，而且还与金人耻辱地签订议和，仅以保有江南一隅，这就激起了大批有识志士为保家卫国的思潮。于是范浚本乎圣人之道，用心性与事业并重、道德与事功并重的儒家学术思想，在立志于救国救民宏伟理想的有识志士思想中产生了。如吕祖谦在本体论上坚持“天地万物”皆“吾心之发见”与范浚“觉由乎心”观点是一致的。又如慷慨激昂的陈亮撰《抗金平虏策》、进献军略金履祥的《牵制捣虚之策》，都相承了范浚《进策》的核心思想。再由于秦桧当国，范浚《进策》终世没能上达。而保家卫国的心愿未能实现，眼看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而其心又不愿遗世远引，所以他收徒讲学，把理想与志向，寄托于有志学者。于是在绍兴八年（1138）冬建造书院（香溪书院），对四方求学之士，必教以孝弟忠信之行，物理性命之学，又用文道并重、和六经与子史并重的学术思想加以指导，使后世经制思想学者的治国理念有了新的见识，也使经史学思想学者有了新的鉴见与认识。如唐仲友不但是一位经制学者，更是一位杰出的经史学家。由此说明范浚儒家学术思想，确实为后世性命之学与事功之学的学者思想奠定了基础。也反映了范浚儒家学术思想是当时社会思潮与学术文化的特征，因为一种学术思想的产生，往往是一个时代思潮的反映。范浚儒家学术思想也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而产生的，所以范浚“经世致用、以史为鉴、有体有用”的特色学术思想，与两宋以来的社会历史原由也是分不开的。这就体现了范浚儒家学术思想的真实性，也是范浚儒家学术思想的生命价值之所在。于是范浚虽没，而千百年间范浚的儒家学术思想一直受到朝廷、官方和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
范浚儒家学术思想评定：朱熹曰“其学甚正，以发前儒之所未发”。
但范浚的儒家学术思想可贵处，是在所自喜师心谋道，不劫劫世俗趋慕。所以范浚思考问题，时时注意世事，仔细沉潜，全世玩味，独立思索，不盲从轻信诸家解说，从而使自己对儒家正统之学有着更深的理解，所以其儒家学术思想也有着独到的精微之处。故全祖望曰：
“伊洛既出，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独为崛起。”
故此范浚之学却能上承孔孟，下启朱陆，而开婺学之先河，发浙东学派之先声；就其《心箴》一篇，虽寥寥不足百字，但由心而进于君子天道，恰是儒家心性天理之旨。明嘉靖皇帝在听完经筵讲官进讲《心箴》后，深有感触地说：
“连日味思其意，其为正心之助。命敕建敬一亭，刊立《心箴》于天下学宫，特赐专祠于兰溪城南仓岭之侧，‘前临瀫水，后枕云山，风气完固，栋宇竣整’给帑春秋二祭。”
范浚儒家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现在范浚的儒家学术思想又被诸多学者称之为两宋之交独特的儒者和思想家，甚至说正是像范浚这些基层文化生态和文化潜流，才催生出南宋儒学思想高峰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
“范浚不仅是金华理学的先声，也可以说是南宋理学的先声。”
范浚应该被思想史和哲学史重新认知；他的精神财富，应该吸纳到现代文明的知识宝库中，使中华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由此足可说明范浚儒家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乃是从范浚儒家学术思想本身体现出来的，并非文人由于历史缘由的有意标榜而产生。如徐儒宗先生说：
“故内圣之与外王，可有本末、先后之分，决无轻重之别。苟或偏重一端甚或取此舍彼，必将偏离圣人之道而失其正矣。迨夫宋明之世，道学斯兴。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率皆高谈心性而讳言事功，则是偏重内圣而轻外王，实违孔门执中之道矣。尝考程、朱、陆、王之学行实践，皆不愧师表当世、垂范千古之大贤。然其立言之偏，遂使后世不善学者，深陷末流之弊而不自知，慨乎惜哉！所幸者，与之鼎立之婺学，独以心性与事功并重立言，而得孔门之正传。是故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实赖婺学远绍于不坠；而婺学之兴，则有赖香溪之学肇其基也。观夫香溪之学卓然崛起于婺州，朱子尝称‘其学甚正’，全谢山则谓‘其言无不与伊洛合’。实则朱子、全氏所论，乃就其心性之学而言，而非其学之全也。香溪自称所学‘本无传承，所自喜者，徒以师心谋道，尚见古人自得之意’。故余谓香溪之学，盖直宗遗经，本乎治心养气，以阐发道德性理，而以大中之道贯乎其间，进而探讨国是民生之大计，以期成就圣王济世安民之功业。故其一闻高宗下诏御驾亲征，遂作《进策》二十五篇，皆经国之要务，虽为秦桧所阻而不得进呈御览，然其贯义理于经世之旨于斯可见。此与彼高谈心性而讳言事功之学实相径庭，而为婺学之内外相济、本末并举、道德与事功兼重之学之所宗也。嗟乎！婺州自有香溪之学崛起，然后乃有诸如东莱吕氏、龙川陈氏、说斋唐氏接踵而兴，莫不以道德与事功兼重为其要义。影响所及，浙东事功之派，亦肇乎此矣。是故学者以香溪为‘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岂偶然哉！”
这就是范浚儒家学术思想独特之处，也是浙江婺州特色的儒学之所在。
所以今天我们来研究范浚独特的儒家学术思想，其目的就是把浙学与婺学特色的儒家文化，更加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学术性，以致达到浙学与婺学特色学术之儒学思想推向世界学术之巅。传承儒家思想精华，推动全社会思想道德的提高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2月24日，一次集体学习中，关于传统文化也指出：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又在10月15日文艺座谈会：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以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把长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来，使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让我们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让我们，为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1.《范浚集》附录二《香溪范子小传》第278页。
2.《范浚集·颁刻心箴制章》附录二第275页。
3.《宋元学案》卷四十五《范许诸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754页。
4.《范浚集》卷之十二《上潘大着书》第143页。
5.《范浚集》卷之五《策略》第55页。
6.《范浚集》卷之十二《上致政胡待制书》第146页。
7.《范浚集》附录二《香溪范子小传》第278页。
8.《范浚集》附录二《香溪书院》第279页。
9.《宋元学案》卷四十五《范许诸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755页。
10.《光绪兰溪县志》卷三。
11.《范浚集·序》浙江古籍出版社。
12.《香溪范氏宗谱》卷之一《香溪长社范氏族谱序》第31页。
13.《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二期《范浚理学思想及其时代意义》第83页。
14.《范浚集》附录二《香溪范子小传》第278页。
15.《范浚集·序》浙江古籍出版社。
16.《范浚集》附录四《祭叔香溪先生文》第305页。
17.《范浚集》附录二《御注心箴》第277页。
18.《范浚集》附录二《颁刻心箴制章》第275页。
19.《焦氏笔乘·焦氏笔乘续集》卷四《性论》，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85页。
20.《嘉庆兰溪志》卷十七《重修范香溪先生祠记》第92页。《范浚集》附录三《重修范香溪先生祠记》第296页。
21.《文宪集》卷四《灵洞题名后记》。
22.《苏平仲文集》卷十《四库全书》本。
23.《范浚集》附录四增附《韩淲涧泉日记》第308页。
24.《南涧诗余·醉落魄》韩元吉撰。
25.《兰溪方志》2005年第三期《略论南北宋之交一代理学大师范浚·历代名家评范浚》第17页。
26.《范浚集》附录三《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序》第286页。
27.《吕东莱文集》卷五《与陈同甫》。
（作者为兰溪市范浚研究会会长、《浙江文丛·范浚集》编校整理者）
2018年8月26日
注：本文刋载于2019年浙学论坛“浙学新视野暨东南三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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