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略》、《七志》与《七录》的关系

西汉刘向的《别录》是我国成书最早、体例完整且介绍详细的提要目录。其子刘歆在《别录》基础上加以删节，成为《七略》。《七略》实际上把典籍分了六类，除第一篇总序名为《辑略》外，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伎略。王俭的《七志》则将六艺略更名为经典志，诸子志不变，诗赋略改为文翰志，兵书略改为军书志，数术略改为阴阳志，方伎略改为术艺志，又新增立图谱志，以这七篇志为内篇；外篇则收录《汉书·艺文志》中缺少的书目，并且把道经与佛经先后各列为一录。而阮孝绪所做的《七录》则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修正与创新。除集前人之优点，更在目录学著作的编纂体例方面有所创新，且开私人目录著述之先河。

分类的变化

阮孝绪认同王俭的观点，“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①]从中我们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儒家学说虽有所衰落但自有其强大传统与崇高地位。

史籍在刘歆的《七略》中,是附于“六艺略”之“春秋”类的,这是因为当时的史学方萌,尚未发达兴盛,史书还比较少,尚不足以别立。正如阮孝绪所云:“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 [②]史书数量既少,史学也就难以独立成类, 包括在经学之内,那时学术界乃是没有一个史学的独立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晋南北朝以来，史学有了长足发展，私家著史之风盛行，史书的数量逐渐增多,再附之于“春秋”类的话,一来是不符合时代的实际情况,二来也有尾大不掉的弊陋。荀勖、李充首先以四分法分类典籍，《隋书·经籍志》紧随其后，确定体例。不仅开创了古典目录学的新时代，更将史学提高到了仅次于经典的位置。《七录》看似与王俭相同，采用六分法，实则从儒家经典部类中分出史学著作，“序‘纪传录’为内篇第二”。[③]很充分的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典籍的流传情况和学术发展轨迹。

阮孝绪《七录》附兵书于子部之末,合称“子兵录”,这个“合”跟他对史书的“分”类似,同样是根据学术现实作出的创新。。战国秦汉战争频仍,兵家作为诸子之一,可说是显赫一时,甚至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存亡,不得不特别加以重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刘歆《七略》才将兵家独立处理,给予合理的地位。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阮孝绪所处的时代,兵家已经没有太大的典籍支撑系统, 从数量看,《七录》兵部仅245 卷,杂部2338 卷,如果仍将兵书独列一部,则难免牵强。因此将原本属于诸子中的兵家还原到“诸子”之中。

“王以‘诗赋’之名, 不兼余制, 故改‘文翰’，窃以为倾世文辞，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④] 体现了魏晋时期, 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诗赋总集大涌现并且呈多样化。如曹巫《典论》、陆机《文赋》、挚真《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等, 标志着两晋的文学和史学一样已独立于经学之外, 开始成为系统的研究对象。

术数、方技两类在两汉可以独立成类。魏晋以降, 散佚甚多, 又少新撰。“王以‘数术’ 之称, 有繁杂之嫌, 故改为‘ 阴阳’ ‘方技’ 之言, 事无典据, 又改为‘术艺’ 。窃以为‘阴阳’偏有所系, 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 ,不逮‘方伎’之显要；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⑤]解释王俭合并方伎与数术两略的原因及阮孝绪自己改之为“术伎录”的考虑：对文献现存状况的评估统计和对学科范围的认识与学术的发展历史的综合分析“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伎’之称，以名一录。”[⑥] 阮孝绪将神仙、道家合并为“仙道录”,这里面也是有他的根据。战国时齐国人邹衍篡改阴阳五行学说创立了“五德始终”学说,战国末年,方士、巫师便采取了“五德始终”学说,使方术带上了学说的色彩,成立了神仙家。神仙家依附于老子,又模仿佛教,把神仙术和《道德经》的神秘话语结合起来,创立了道教。由此可知,神仙一类与道家是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所以,阮孝绪将仙、道并为“仙道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这个名称上的变化,亦同样地体现了学术源流的剖析,足可见阮孝绪的一番苦诣。, 这表明《七录》能顺应当时学术思想和图书发展的实际, 能较好地处理学术合流间题。

除去佛、道二志列于最末，其他五篇分别为“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伎”，经史子集已见端倪。这恰好表明，处在目录学发展过渡时期的阮孝绪，其著作体现六分法与四分法的杂糅，反映时代特征，方便我们辨章学术，考竟源流。

关于新增的佛、道二录

刘歆的《七略》中,道家是在诸子第二,神仙是方技略的最末一种,那时候还没有佛法入土。《汉书·艺文志》的著录跟《七略》一样。东汉末佛教传入之后,典籍亦渐出。王俭撰《七图谱志志》时,佛籍的增多已不能置之不顾,于是他便将佛籍与道籍合在一起,编目于“七”限之外,先道而后佛，实为九类。阮孝绪撰《七录》,则把佛、道二录纳入正式部类,在“七”限之内,先佛而后道。这一在体例与排序上的创新，不仅仅反映了当时典籍状况与汉代有了很大不同，更体现出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变化以及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

佛教自汉末传入以来,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印度僧人来华与华人西行取经,大量佛教典籍传入中土并被翻译,从而加速了佛教的传播与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魏晋清谈玄学的发展与炽盛，不仅使老庄学广为流传,更促进了佛教势力的增长。南北朝时期,藉助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扶植,寺院则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 而佛学也代替玄学成为占重要地位的宗教。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眼云中”,即是当时佛教繁盛状况的真实写照。齐时,宗室竟陵王萧子良提倡佛教“, 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⑦]王俭在《七志》中附注佛经、道经，反映了当时这一客观现实，但有所保留，阮孝绪则更进一步,将佛录纳入正式分类,置于道教典籍之前,自序称:“王(俭) 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⑧]而佛经列于道家经典之前则是佛教思想广泛传播，势力空前强盛，逐渐超过道教的现实反应。梁武帝时，“佛教势力之扩张,至此已造极峰也。”而儒学作为官学，几百年传承不断，自有其深厚传统。相较之下，道教的影响力最弱。《七录》所著录的佛教图书2410 种,2595 帙,5400 卷,而道教部分仅为425 种,459 帙,1138 卷,这即是两教实力高下悬殊的一个清楚说明。足证佛、道二录位置的互易,乃是针对当时的学术实际而作出的权衡判取。

总结

阮孝绪是我国古代私家目录的开创者,他们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其著作《七录》反映了南朝时期社会的客观现状，图书及典籍的基本情况和分类整理情况，学术及思想的流变、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古典目录学的进一步发展。它的内篇部类细目体系, 尤其是“ 纪传录” 的细类对《隋志》至清《四库全书总目》等五部史志目录及《书目答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七录》这一著作，开私家目录之先河，集前人之所长，内容上具有极强的丰富性与综合性，同时完善目录编纂体例，创新目录学类例，对目录学的理论进行总结与创新，对后世影响巨大。在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学术发展史，进一步变章学术，考竟源流上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