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投机的东西变成有机可循的规律，就是对人性、对习惯的统计学研究。对人类习惯研究，达到了“格物致知”的程度，Kahneman和Smith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个体的习惯好象没有什么，但群体一旦形成某种习惯，当这种习惯周期性发作时，就会形成历史性的周期性危机与股市行情。

儒道佛为核心的国学就是针对人类本性中的习惯，针对习惯中的劣性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比如，《大学》就针对人性的弱点，提出了如何格物致知而与天命合一，如何正心诚意而达成身心的和谐，如何齐家达成家庭的和睦，如何治国平天下而达成人与社会的和谐。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人人类本有的劣性，国学，就是解决人类劣根性的良方。良方如苦药，有些人不想喝而将药罐打翻，如五四时的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有些人将所有的药都拿来喝如辜鸿鸣这样的老八股。我们提倡新国学，在继承国学基本原理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有机嫁接上现代科学，如量子理论、相对论及新天文学内容，让国学可标准化可实践化。

国学如《易经》讲究象、理、数、变、通。人类的习惯也好，人类的劣根性也好，人类的美德也好，都是人类本来就有的本性。有些人在其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劣根性多些，有些人可能通过教育能够克制自己，极个别人可能实现了完全克制自己的欲望，即“大雄”。人类本性外现的习惯是一种现象，这现象隐藏着道理。

2500年前，中西方突然同时出现探索人类本性的大师，他们为人类开出各种良方。但是，能够从现象中总结出道理，从道理中掌握数量变化，根据数量变化提出“改运”即避凶就吉的方法者，唯有中国的《易经》。《易经》认为，人类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空结构中，一定的时空结构，决定了当时时运功能。

 个体的作为大少，个体在什么行业中最有作为，这是时运决定的。五四到新中国前夕，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无法走通，因为当时的时运主要是救亡，救亡的主体因此成为时代的宠儿。如今是中华民族重新复兴，中华文化重新复兴时代，教育、实业、科学又时来运转成为时代的宠儿。

个体可能不能选择时代，也无法选择父母，但可以通过努力选择行业。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在一定时代，选择一定的行业就业，是最大的投资。这道理与证券投资一样，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总会出现一定的市势，不同的市势，决定了不同行业的价值实现程度，即时势决定了群体人心，人心决定了价值实现。

2011年的时运是个体组成的群体占优势，这种优势在国际资本的催化下形成。中国个体散户投资者又是喜欢从众而行，喜欢根据机构的动向进退。2011年初，机构开始从高估值的中小盘向低估值的大盘蓝筹股转移力量，散户力量有可能一个季度后发现机构已经转向而跟进，从而在下半年掀起大盘低估值行情。(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