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技术创新需要政策保障。政策创新需要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需要在国家、机构、居民及国际资本间进行和谐分配，才能吸引人才、才能技术创新、才能提高节能减排效率，才能改变增长方式。制度安排在于人心的趋向，聚财散人，散财聚人。人为财死，才（士）为知己者用，用人先用财将人才后顾之忧化解。

    如果我们考察美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发现其一条持续的互相强化的产业发展链条：全球最好的人才聚集机制，人才聚集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推动生产率提高，生产率提高提高全球竞争力，从而实现大大低于全球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商品与服务的体系。美国经济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成功转型，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科技与金融成为美国实现超额剩余价值的核心手段。当科技与金融掌握在美国手中时，美国才能通过大商品期货交易形式将商品交易证券化、通过全球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将货币交易证券化、通过全球的资本中心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定价资产定价水平，进而实现在资本市场的全球性的剩余价值转移。

    因此，在经济、金融和资本全球化的今天，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与否，在于调整结构后能否成功实现全球性的剩余价值向我转移，即我们能否实现低于全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商品生产与服务贸易。只有中国的生产率提高，中国能够低于全球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出商品与服务，才有可能在国际商品、货币和资本市场中实现剩余价值向我转移。只有剩余价值向我转移，中国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将财富之蛋糕做大，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因为一国的综合国力，不仅是技术水平，国内的团结与否，也是重要的综合国内。要实现和谐的团结，需要和谐的分配。在许多领域还没有实现高于全球平均的生产率或者低于全球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的时候，内部的和谐分配，可能是实现综合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分配不仅是现金的收入，还有许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内容，比如医疗保障、比如社会保险，比如失业保险，比如教育免费等等，都是分配的概念范围和核心内容组分。

    能够主导收分配体制改革，从而凝聚人心，提升生产力水平的是国家的政策、制度与法律。因此，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保障机制、制度、法律，比引进外资更重要。比如，中国汽车产业已经是主导产业，但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由于国内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原因，利润的大头却为国际汽车厂商转移走。中国在汽车产业中付出的是劳动、土地、资本、环境的代价，但没有在关键核心的技术上实现高于国际水平的技术，只能将利润拱手相让于国际资本。南方某合资汽车企业工人要求提高分配水平的行为，虽然有所进展，但并没有改变在汽车等产业上剩余价值大量转移到国际资本手中的现实。

    因此，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标志，一是技术水平提高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不破坏环境、健康、土地、空气等为代价，三是更多的价值实现要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和谐一致。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成功的第一个标志，是生产率提高下的劳动时间减少和劳动强度减轻，劳动者从重体力劳动和重劳力劳动中解放的平台，对就业者来讲，是身心消耗角度的福利提升。中国在节假日的上安排，在年休假上的安排已经显著在进步着，这与三十年来生产率提高密切相关，因为生产率提高是单位时间和单位能耗物耗下的更多产出，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增加与实际的福利水平提升相关。产业结构调整成功的第二个标志，是山清水秀，休闲时间有真正的消费去处。由于历史与经验等原因，前三十年在发展过程中，多重视GDP和利润等产出，少考虑环境方面的代价，造成了水土空气等资源的污染或者浪费。科学发展不仅是生产率的提高，还得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因此考察转变增长方式是否成功的核心标志之二就是当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是否和谐。如果高产出伴随高污染，环境代价将直接抵消在经济成就方面的业绩。最后，如果生产率提高的好处只有国家、国际资本或者厂商所得，劳动者与技术进步无关，就会在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条件拉大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的不满指数就会上升，将会引发经济条件改善下的情绪或心理福利下降。不满指数是一种负面效能，它会破坏技术进步带来的正面效能，如果积累不断增加，就会加大不稳定因素。因此，如何在生产率提高、环境友好的条件下，增加和谐分配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建立在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上，让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居民感到幸福，是转型成功的最核心指标。居民感到幸福的指标又是什么呢？百姓讲实惠，有工作做，有闲暇休息，有工资有奖金，还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当然总收入的指数起码不比物价指数涨得低。诚如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得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拥护。(谢绝转载)